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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如果是真的,可就值钱啦!
可底部怎么会有公元3年呢?
那时候还不是公元纪年哦!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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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瓷器品种非常丰富，详细分类可达数十种之多，粉彩是其中的一大类。由于粉彩瓷器色彩柔和，瓷画精细优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目前文物市场上清代彩瓷较多，粉彩尤其突出。2000年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一件道光“慎德堂制”粉青釉描金粉彩蝴蝶耳瓜式罐成交价为41.8万元，相当于80年代一件精美的雍、乾官窑瓷器的价格（参见香港苏富比20周年图录），可见粉彩瓷器不仅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同时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可是近些年来，大量的粉彩瓷器赝品充斥市场，如何辨别真伪，是收藏的重要前提。
一、 什么是粉彩瓷器
粉彩是景德镇窑在五彩的基础上及“珐琅彩”的影响下创制成功的又一种彩瓷。它的独特之处，是在彩绘时搀加一种白色的彩料“玻璃白”。“玻璃白”具有乳浊效果，画出的图案可发挥渲染技法的特性，呈现一种粉润的感觉，因此被称为“粉彩”或“软彩”。其作法是用经过“玻璃白”粉化的各种彩料，在烧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绘画，经第二次炉火烧烤而成。粉彩初创于康熙晚期，盛烧于雍正、乾隆，成为清代瓷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品种。直到现代，景德镇的许多瓷厂仍继续生产。
粉彩瓷器使用“玻璃白”，并与绘画技法紧密结合，这是景德镇陶工们的一项新的创举。经研究化验，所谓“玻璃白”是不透明的白色乳浊剂，属氧化铅、硅、砷的化合物，利用其乳浊作用，可以使彩绘出现浓淡凹凸的变化，增加了彩绘的表现力，让画面粉润柔和，富于国画风格，因此博得“东方艺术明珠”的美称。
二、 雍正粉彩的特征与仿制
清雍正朝，粉彩进入盛期。雍正粉彩在康熙粉彩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无论造型、彩绘技法还是纹饰，都达到空前的高度，堪称粉彩瓷器的代表作。官、民窑同时大量生产，精细的官窑制品可与珐琅彩比美。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是它的地釉质量好，无论白度还是透明度都超过了明代永乐的白釉，经测定，雍正粉彩盘的瓷胎白度达到77.5%。陶瓷史家陈万里先生说过：“雍正白釉之进一步提高，合于釉上施加软彩的要求，因而收到相互为用、相得益彰的效果。”雍正粉彩的彩料配制技术也较高，珐琅彩在烧彩前与烧彩后呈色大致相同，而粉彩颜料则不同，除在红、黑二色外，其他颜色在烧之前无法区别，颜料配制后必须进行试烧，合乎要求后才能正式彩绘，经低温彩烧后，色彩微微凸出釉面，彩面具有晶莹的光泽，有的粉彩纹饰的边际还显现出彩虹般的光晕。粉彩的绘画技法多样，官窑更为考究，有平涂、渲染、没骨、洗、皴、点等，工笔、写意俱全，富有中国画的笔韵。所绘纹饰以花鸟草虫为主。人物故事画多为室内景观，人物线条柔和，仕女体态修长，面目娇美，多衬以几案、绣墩、博古架等室内陈设。画面都留有一定的空白，显示出深远和层次感。还有气势雄伟的山水画，笔法劲健，设色较为浅淡。雍正民窑粉彩的花卉、花鸟纹饰粗犷，人物画中善绘刀马人物或戏剧故事中的情节，色彩凝厚浓艳，胎体厚重，琢器的外底部多为砂底。
雍正粉彩的造型极为丰富，无论是餐具、文具还是陈设品都很优美，一改康熙时古拙厚重之感。大型器规整不变形，小型器各部位处理严谨得当，反映当时制作技巧的高超。其青花款识六字二行者为专人书写，字体工整有力，青花色调纯正。六字三行者书写草率，而青花花押款、斋堂款则比较稀少。
现代仿制的雍正粉彩盘、碗在市场上比较多见，其特点是胎体过于轻薄，地釉近乎粉白光亮，也有亮青者，有的纹饰绘画精细，器底青花书写“大清雍正年制”款。整体看具有一定的雍正官窑粉彩风格，但仔细观察仿制水平还不能真正达标，而且纹饰过于精细，反映出现代绘画的气息，缺乏200多年的文化积淀。仿制品的青花款字体乍看与传世品一样，但仔细观察则笔划无力、松散，尤其是青花色调不沉着。更要引起注意的是，仿制者为了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也采取一些补救的办法，就是在器物上作旧。作旧的方法不一，有的用磨大理石的极细的砂纸打磨，也有的用某种酸将器物腐蚀后再用皮带磨。另外传世品有“蛤蜊光”，因器物年久有些彩料或釉面由于长期与空气中的氧结合，形成彩虹般的反射效果。现代仿制者为了表现此种现象，将器物浸泡在高锰酸钾溶液中，但是这样制作出的“蛤蜊光”与传世品的还是不一样。另外，新仿制的雍正粉彩器也有色彩较厚的，这类器物多数彩面上无光泽，给人以很旧的感觉。仔细观察，彩面是经过打磨的，打磨后还在纹饰线的周围淡淡地涂些黑灰色的东西，模仿出经年使用的痕迹。这些都是收藏者应该注意的。
三、 乾隆粉彩的特征与仿制
清乾隆官窑粉彩瓷器传世品非常多。它综合了康熙与雍正两朝的制瓷工艺，进一步发展本朝瓷器，从而创造出许多新颖的粉彩瓷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乾隆时记事档中记载了许多乾隆时景德镇御厂为宫廷制瓷的史实，也反映出皇帝直接关注制瓷的情况。乾隆帝对有些粉彩器物的用途、型体、花纹的要求常有御旨，制作前要有画样或木样，审查后才能正式烧制。器物的款识或有或无，写什么样的款识以及配合纹饰的诗句等都须经过乾隆皇帝的批准。另外，制瓷粗糙不合要求者还要赔补等情况，在档案中也有详细记载。当时的督窑官唐英一方面按皇帝的旨意制作精美的宫廷用瓷，另一方面，在保留前代精华的基础上，还吸收了一些西洋的工艺技法，创造出许多新颖的粉彩瓷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用色和施彩的工艺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除以粉彩绘画为主，还常加绘料彩、金彩或黑彩，或与青花五彩，斗彩并施于一器，这种在一件器物上施多种彩或同时以各种彩绘工艺制作的乾隆粉彩，可说是集多种陶瓷工艺成就于一身，充分反映了乾隆朝制瓷工艺的精湛。
其次，、在装饰方法上出现多种色地“开光”粉彩，如红、黄、蓝、绿、紫及多种色釉为地，可达十多种，有的在色地上彩绘带有西洋色彩的缠枝花，有的在色地上借用珐琅彩的轧道工艺用一种较锋利的金属工具划刻出精细的凤尾纹，即所谓的“锦上添花”，开光内绘花鸟图、山水人物图及墨书乾隆御题诗等。这种色地粉彩纤巧繁缛，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乾隆粉彩中数量最多的。
第三，乾隆粉彩利用粉彩粉润柔和的质感，用粉化的各种彩料仿制各种工艺品，如漆器、铜器、珐琅、大理石，还仿制动物、植物、瓜果等。能准确的表现出所仿之物的色彩和质感，可谓惟妙惟肖。
第四，乾隆粉彩有一个独有的特征，即器物口部及底部都施松石绿釉。松石绿釉非常浅淡光润，釉面犹如粥皮，由于是一种低温彩釉，釉面常常带有细小的纹片。这一特点乾隆时首先出现后，一直延用到晚清。
第五，乾隆官窑粉彩的纹饰一般是“大内”送来的图样，主题纹饰按不同时节都有严格规定。主纹是缠枝花，形象是将传统的牡丹花、宝相花或莲花的花与叶变形，仿佛西洋花卉。纹饰中也有西洋人物。同时还常以缠枝花作主体，分别加施夔龙、夔凤、蝙蝠或缨络、八吉祥等，组成各种祥瑞吉庆、美意延年内容的图案。
第六，乾隆粉彩的造型工艺更是精益求精，不论是高达一米多的大型陈设瓷，还是小至几厘米的扳指、鼻烟壶，造型都非常规整，很少出现夹扁或歪塌现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奇精巧的镂雕为乾隆时期新创，各式镂雕瓶包括转颈瓶、转心瓶、交泰瓶、套瓶、冠架以及各式转足碗等，千姿百态，其他时代是无法比拟的。
现在社会上出现许多仿制的乾隆官窑粉彩，与传世品相比，水平相差甚远。仿制的品种多样，见到的有粉彩九桃天球瓶、粉彩鹌鹑天球瓶、黄地粉彩缠枝花卉碗，各种色地的粉彩缠枝花卉瓶、花觚以及镂空转心瓶、镂空套瓶、紫地粉彩爵杯，也有仿其他工艺品的，如仿铜器、仿唐代银壶等等。众多仿品中有粗细之分。粉彩九桃天球瓶可谓高仿品，造型、色彩、纹饰都已达到逼真的地步，非常精美，是一件可收藏的现代珍品。与传世品相比，主要缺点显得过于漂亮。其他仿品中有的显然颇费工时，如转心瓶、交泰瓶、爵杯，但与传世品相比差距很大，显得板滞粗糙。综合起来，现代仿品的缺陷有以下几点：一、造型的整体结构比例不谐调，虽然高度或口径与书本上的尺寸相同，但器物腹部的弧度不准，不是扩大就是缩小。二、胎体有的过于轻薄，也有的过于厚重。三、作旧痕迹突出，如未作旧又很光亮。还有的为了表现是旧物，在器物底或罐的口边涂抹一些灰褐色的泥巴。四、器物口部和足内的松石绿釉，有的过于浅淡，有的过于浓艳。浅淡者釉薄光亮宛如浅湖色釉，浓艳者釉厚开细小纹片，釉面呈波浪釉状。这些现象与传世品的特点相比差距较大。更别出心裁的是，一些牟利者自造出一些乾隆款的彩瓷迷惑人们。在几次鉴定会上都出现诸如银灰色地雕花开光大碗、大罐，开光内彩绘山水人物，器底雕刻篆体“大清乾隆年制”款，让人感觉仿佛是乾隆的银彩器，实际不然，这种器物胎体厚重，工艺粗糙，纹饰绘画水平也很低。类似低劣的仿品实在是举不胜举。
四、 嘉庆至晚清的粉彩瓷器及其仿品
清嘉庆粉彩瓷器从传世品看，已经比乾隆器物逊色得多了。综观其制瓷技术，无论是型还是纹饰题材，都以前期作品为蓝本，没有大的突破，尤其是嘉庆早期，乾隆太上皇健在时与乾隆朝作品基本一致，因此有“乾、嘉不分”的说法。嘉庆的精品如不看款识，很容易与乾隆相混淆。嘉庆晚期作品已走向衰退。但也有不可埋没的佳作，应该重视。综合起来嘉庆粉彩有以下几时点突出的特征。
（一）延续生产乾隆粉彩的各类产品，以色地勾莲器皿为主。如各种色地勾莲夔凤纹的各式瓶、罐、壶、盘，以及黄地勾莲白里飞蝠纹碗等。这些器物几乎与乾隆粉彩一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品中，有嘉庆款粉彩瓶，其腹部有乾隆御题诗，应是乾隆为太上皇时的作品。另外乾隆时常见的小件文玩用品，如笔掭、墨床、鼻烟壶、香插、扳指、翎管、壁瓶等，仍然大量制作。
在装饰上，继续延用乾隆时的一些工艺方法。轧道工艺就常见于嘉庆的粉彩圆器上，如各种色地轧道勾莲列光碗，有开光山水碗，开光花卉碗，开光博古碗等，底均写青花篆书“大清嘉庆年制”款。在琢器中也喜用缠枝“洋花”做色地装饰，器物口沿和足边用料彩、金彩作边饰，腹部开光诗句也有在腹部作凸雕装饰如凸雕龙纹瓶、凸雕人物大瓶等，这些都表现出景德镇御窑厂在嘉庆初期延用乾隆旧制为嘉庆皇帝制作御用瓷的情况。这些与乾隆粉彩风格相同的嘉庆官窑粉彩，仔细观察与乾隆粉彩瓷器有一定区别，胎体稍厚重，有的釉面不够平整，色彩较凝厚，纹饰线条也比乾隆时粗，器口及底部所施松石绿釉的颜色比乾隆时稍深。
（二）嘉庆粉彩中不可埋没的新作，主要表现在器形上。新创器形有帽筒、折沿洗、格碟、茶船、渣斗等。帽筒呈圆筒状，筒身挖几个不同形状的孔作装饰。余处绘粉彩纹饰。故宫博物院藏一件黄地粉彩云龙帽筒高达29.7厘米。筒身有六个海棠式孔，通体黄地粉彩绘六条行龙穿于朵云之中，绘画也很精细，但没有乾隆粉彩球状镂雕冠架精美。此种挖孔帽筒一直延用到晚清至民国，官、民窑都有生产。另外，折沿洗较为新颖，其特点是洗沿较宽，沿上有20余个透空圆孔，沿下带金彩环饰，洗壁比康熙时深，洗心绘粉彩花蝶或婴戏纹饰。也是有的折沿先不带圆孔。此物乾隆时少见。
（三）嘉庆粉彩官、民窑同时生产，重要区别在纹饰上。官窑主要以各种色地花卉、花蝶、花鸟、八吉祥、云龙、云凤、夔龙、夔凤等多种吉祥纹饰。而民窑则以白地粉彩瓷器为主，出现一些新颖的画面以风景人物为主，如“庐山十景”、“萧山八景”、“西湖十景”、“百子图”、“烧窑图”、“无双谱”等，一些风景画面常常附墨书诗句。“无双谱”画面较为有趣，即“举世无双的物谱”。《无双谱》原是清代金古良撰绘的一本历代名人图册，书中收录40位历代名人，康熙时将此画册中的人物作为瓷器装饰，多画在碗或杯的外壁。器底红彩篆书“嘉庆年制”四字款。故宫收藏嘉庆无双谱人物杯所绘人物有“华山陈图南先生”、“江东孙郎”、“李青莲”、“文丞相”、“龙门司马迁”以及陶渊明、花木兰、武则天等。每个历史人物旁有墨书题记介绍人物的姓名及小传。这种题材在嘉庆、道光的民窑粉彩瓷画中十分流行。
（四）嘉庆粉彩瓷器的款识。官窑款识多数在器底，为红彩或金彩或青花篆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款，字体工事，结构严谨。值得提出的是嘉庆民窑款识，常见一种青花篆书的“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款，笔划不齐，均用六字的半边字组成，草率松散，有的还不易识别。
道光粉彩无论是官窑、民窑的传世品都较为常见。从陶瓷史的发展角度分析，此时处于瓷业的衰退阶段，官窑的技术水平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有些产品也可与乾隆、嘉庆比美。尤其是“大清道光年制”款或“慎德堂制”款的瓷器。慎德堂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住处，有此款的器物应为皇帝御用品，工艺非常精细，另外道光时皇亲国戚增多，有些传世品是他们当时订制的“行有恒堂”款或“睿邸退思堂”款的白地粉彩瓷器也非常精细。总之，道光粉彩在前代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发展，也有本时代的特色，表现如下：
1、仍然追求乾、嘉时官窑的特色，以各种色地粉彩勾莲开光装饰为主，开光内绘山水人物或富有吉祥内容的画面。有的还加绘青花，非常宜人。缺点表现在彩色釉涂地时涂染不匀净，不能浑然一体。
2、官窑的白色地釉较润泽，但底釉如为松石绿釉时比嘉庆器物色稍深；如为白釉时往往出现波浪状的釉面，一般称为“波浪釉”，俗称为“浪荡釉”，形成道光瓷器的主要特征。“浪荡釉”的普遍出现，反映出道光时瓷器施釉技术水平不佳。实际上这种现象早在乾隆时期已出现了。
3、道光时皇亲国戚较多，他们订制的瓷器很多，并都有斋堂款识。因而道光粉彩中斋堂款的瓷器较多特别是盖碗。故宫传世品中有“睿邸退思堂制”款粉彩桃花彩菊花蝈蝈盖碗。这些盖碗的盖钮为环形抓钮，在钮的中心及外底心均用红彩书写款识。还有的在钮中心用红彩书写所绘纹饰的花名，如“四月牡丹”、“九月菊花”。这类盖碗所绘画都很精细，给使用者在品茗时增加了不少情趣。这种盖碗也有“慎德堂制”款的，还加以金彩纹饰，可见此类碗的珍贵。
4、道光粉彩的造型基本上延用乾、嘉时的传统器形。只有冬瓜罐为此时新创，罐口内敛、丰肩，直筒状圆腹，卧足。更为突出的是小件器皿丰富多彩，酒杯多种多样，有套杯、卧足小杯、铃铛式小杯，杯外有配合纹饰的墨书诗句。故宫传世品中有“睹酒公杯”一套十件，杯外绘各种博古纹饰，有盆景、如意、灵芝、花鸟等。每杯内壁墨书名人诗句，依次是“范成大句：车君已费一分春”，“薛能中句：行看过二分”，“苏轼句：三分来是诗”，“杜牧句：钿尺裁量恰四分”，“皮日休句：红蜡光教刻五分”，“陆龟蒙句：六分春色”，“杨万里句：已是七分春去了”，“汪枸：杨柳桃花春八分”，“毛元庆句：国九分而虚中”，“苏轼句：十分潋滟金樽凸”。可以想象当时人们用这种酒杯饮酒行令时的情景。此外，小笔筒、小冬瓜罐、小鼻烟壶、小鸟食罐等都较为新颖，均为道光粉彩中的典型器。
5、道光粉彩的纹饰除延用乾、嘉时的传统纹样，新创纹饰也很突出。主要表现在喜绘动物纹。传世品中大小动物画多达十余种，如猫、蝶、狗、牛、羊和象、鸳鸯、水鸭和仙鹤、喜鹊、鸽子和燕子、蚂蚱、蝈蝈和蜻蜓、蝙蝠、雉鸡等等。这些大小动物与多种花卉、瓜果组成吉祥画面，形成道光粉彩纹饰的一大特色。
6、道光粉彩的款识也别具风格。青花或红彩篆书者行笔圆润流畅，紧凑。楷书多为斋堂款，用侧锋书写，笔力刚柔相济，红彩浓艳匀净，难以仿制。还有一种红彩满文款的粉彩瓷器，器里外均画粉彩纹饰，外壁粉彩绘七珍，加饰青花和金彩，底部红彩方框内书满文款。这种满文方式款的碗、盘分大、中、小型，据香港关善明先生考证，是为道光帝的一个女儿出嫁给蒙古王子时所烧。文物拍卖会上偶见有此种传世品。
咸丰一朝时间短，又处于战乱之中，御窑断断续续地烧造。与前几代相比传世品最少。咸丰时官窑粉彩在社会上难以见到。以故宫藏品为例，几乎与道光粉彩相混淆，说明在制作技术上还保持在道光时的水平上，比较新颖的是长方形委角深式花盆。盆底承四足，盆外壁绘花蝶纹或山水人物，盆底红彩书“大清咸丰年制”款，为清宫用品，造型规整，绘画生动，艺术性、实用性俱全。咸丰粉彩瓷器的纹饰喜用博古纹，传世品中有博古纹瓶、博古纹盘、开光博古纹碗。有一件博古纹瓶的腹部通景绘博古达十余种，上面有各种花卉小盆景、有如意、供桌、小珊瑚、小包袱瓶、小天竹花瓶、罐、盒等，绘画很细致，并通体加饰金彩，松底石绿书写“大清咸丰年制”款，可谓咸丰时的精品。其时代特征是彩色地釉不匀净，有深有浅，器底松石绿釉及白釉呈波浪状。人物头部的绘画方法也很特殊，上窄下宽，大鼻头，很有特色。款识书写仍用侧锋，字体工整清秀也出现过个别的室名款，故宫藏一件“咸丰辛亥仲夏退思堂主人制”款，粉彩花卉草虫执壶，造型端庄，纹饰绘画秀丽，属咸丰时的上乘之作。
同治以后景德镇瓷业的工艺水平明显下降，从传世品看还有一定的时代风格，现存官窑粉彩瓷器，大部分是御窑厂专门为皇帝和慈禧太后所烧制的餐具和陈设瓷。据史料记载，同治七年皇帝大婚，由江西巡抚景福负责烧造“大婚礼造器”达七千余件；同治九年为慈禧烧造一批陈设体和殿的“体和殿”款瓷器；光绪时为慈禧寿辰又烧制了数以万计的色地粉彩瓷器。这些宫廷用瓷，装饰风格基本相同，除了少量用冷色地外，大都以浓重的暖色做地，如大红、大绿、明绿、明黄、藕荷等色地，绘寓意万寿喜庆的花鸟、花卉纹饰，题材丰富，同治皇帝大婚粉彩餐具以明黄为地，绘红蝠金团寿、五蝠捧寿、蝴蝶双喜、梅雀与丛竹等达十多种纹饰，都是经过“大内”批准制作的。至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着当时给皇帝画的餐具画样。
同治时期的白地粉彩瓷器色彩较浅淡，喜绘折枝花卉。此时乾、嘉常用的色地“开光”装饰已基本停用，仅在皇帝和皇后结婚时专用粉彩瓷器上才有“开光”龙凤的画面。光绪白地粉彩可分精、粗两类。精者一般盘碗可与道光粉彩相比美，花卉、花鸟纹饰生动，并有“大清光绪年制”款识，粗者分为稍大些的盘、碗、折沿洗等，胎体厚重，色彩浓重、凝厚，龙凤花果纹饰粗放。光绪仿制的乾隆粉彩较多见。喜仿乾隆粉彩九桃大瓶及乾隆粉彩百鹿尊。仿品一般胎体较厚重，色彩浓艳不柔和，纹饰绘画缺乏立体感。
同治、光绪粉彩有些特殊器形：一、同治粉彩灰槽（暂定名）。此器下半部像长方形洗，洗的后边一面为高出后壁呈云头状的后背，背面及洗的下部三面粉彩绘蝴蝶草虫，即“探花及第”图案。传说此器是放于炉前接炉灰用的灰槽。二、同治黄地粉彩凸雕三果圆盒。盒面凸雕佛手，石榴和桃，中间一展翅翔蝠，为“福寿三多”之意，盒底刻雕名家“王炳荣造”款识。这种雕瓷粉彩为同治所特有。三、赏瓶是宫廷内赏赐与陈设用品。光绪粉彩赏瓶较多，以前多为青花纹饰。造型为撇口、长颈、肩上凸起一道弦纹、圆腹，底青花或红彩楷书“大清光绪年制”。此式瓶清宫档案称为“玉棠春瓶”。晚清时期赏瓶还有光绪时特有的青花云蝠直颈扁腹瓶，哥釉四方八卦瓶，钩红釉四方杏圆贯耳瓶、厂官釉太极纸槌瓶等品种。四、大地瓶、大缸、大花盆。这些大器造型端庄、纹饰绘画精致，牡丹花较为突出，色彩鲜艳。光绪大地瓶高达130-150厘米。不难看出晚清烧造大件器物的水平还是很高的。五、“大雅斋”款的粉彩瓷器。这是光绪时独有的品种。造型有盘、碗、盒、高足盘、高足碗、匙、钵缸、圆盒、花盆、大缸等。纹饰题材多绘藤萝花鸟、葡萄花鸟、鹭鸶莲花等，很有新意。款识书写的方法一般用红彩从右向左横书“大雅斋”三字款，款旁由红彩龙凤纹组成的椭圆形闲章款。闲章内书“天地一家春”篆字。“天地一家春”为圆明园内的一处建筑的名称，据说慈禧为兰贵人时曾住过这里。这种一瓷二款的作法为光绪时所特有。六、秋操纪念杯。光绪年间曾举行过几次秋季军事操练，此杯为当时操练后的纪念品。见到的有三种形式，一种粉彩牡丹花式，一种绿釉荷叶式，这两种均以叶茎为柄，柄中空与杯相通，又可称为吸杯。在柄的背面墨书操练时间和地点。还有一种为普通酒杯形式，杯外壁绘云龙纹，口也墨书操练时间和地点。
晚清官窑粉彩款识的写法，不同品类的器物书写不同的款识，如一般的官窑制品，器底写青花楷书朝代款。同治大婚时宫内用品器底写红彩楷书“同治年制”或“长春同庆”、“燕喜同和”等四字款。光绪时的陈设品，底部用红彩书写“永庆长春”款。还有宫内室名款“乐寿堂”、“体和殿”、“长春宫”。慈禧太后专用的是“大雅斋”、“天地一家春”闲章款。
宣统时期的粉彩。宣统一朝仅三年，景德镇御窑厂仍继续烧造宫廷使用的粉彩瓷器，从故宫传世品看，宣统的粉彩瓷器都是光绪品种的再现，只是款识不同而已。如粉彩勾莲盘、碗，碗里青花外粉彩荷莲碗、粉彩夔凤纹大碗以及蝴蝶纹赏瓶，云蝠纹赏瓶等。较为突出的是粉彩牡丹纹玉堂春瓶，此瓶撇口、细颈、硕腹下垂，圈足内写红彩楷书“大清宣统年制”。此瓶虽然为清末制品，但制作很精细，地釉较白，色彩浓淡适宜，纹饰绘画细腻，具有一定的层次感，可谓晚清官窑精品。此式瓶在2000年翰海春季拍卖会上，落槌价达20余万元，不难看出它深受收藏者的青睐。
现代仿制的嘉庆以后各朝粉彩瓷器也时有出现，仿制的都是官窑中的常见品或名品，如嘉庆款色地粉彩，道光款及“慎德堂制”款粉彩，同治、光绪、宣统款粉彩碗、瓶、罐等。这些仿品由于是现代制品，因此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有的胎体过于轻薄、所施色彩较薄、纹饰绘画过于精细、鲜亮，具有现代艺术品的气息。偶见仿制的嘉庆色地粉彩的器物，很有时代特色，但仔细观赏，纹线较粗，纹饰较板滞。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器物款识。朝代款者有的很逼真，在鉴赏时必须联系造型、纹饰和色彩全面分析。但也有一些是仿制者编造的“鬃年鬃造”或较少见的室名款。这种器物非常吸引收藏者，但这是格外要警惕的。
五、 民国时期的粉彩瓷器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后，为皇室专烧制的御窑厂停办，全国瓷业进行改良，成立了不少瓷业公司，此时为了维持中国瓷业在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民国初期涌现了大量仿古瓷。上至六朝青瓷，下至唐、五代、宋的名窑名品以及明清御窑典型器几乎无不仿制，而且惟妙惟肖。时至今日，大量的民国仿品仍然混迹人间，甚至不少也流往海外。因此，民国时期的仿品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中粉彩瓷器也是当时生产的主流。
民国时期粉彩瓷器主要是以郭世五仿制的雍、乾粉彩和带有斋堂款识的粉彩最精美，其次是民间收藏的无款或书写清朝各代伪款的粉彩瓷，以及所谓洪宪瓷等。
郭世五仿雍正、仿乾隆的粉彩瓷最为精细，具有雍、乾时彩瓷的风韵。据《景德镇史稿》、《明清瓷器鉴定》、《古玩旧闻》等著作介绍，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曾派郭世五（原名郭葆昌）在景德镇担任陶务监督，是我国陶瓷史上最后一个督陶官。此人在担任督陶官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发展仿古瓷。由于他常驻景德镇，对窑工熟悉，也有条件用重金聘用制瓷能手。郭氏仿雍正、乾隆的珐琅彩和粉彩瓷，胎质纯白、画工精细、色彩瑰丽。1949年郭氏亲属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瓷器中，就有多件类似的器物，以瓶为主，瓶体多为撇口灯笼式，器表纹饰主要以人物为主，有婴戏图，麻姑献寿图，高士图以及古代文人喜爱的琴、棋、书、画图案。继承乾隆时的施彩方法，以珐琅彩为主，部分纹饰加施粉彩，画面纹饰精美，生动活泼。基款识均为红彩篆书或楷书“居仁堂制”、“觯斋主人”、“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等。这种精品有当时古董界称为“洪宪”瓷或称民国珐琅彩。民国早期“洪宪”瓷已成为郭氏仿品的代称。由于制作水平高，当时“洪宪”瓷名躁一时，不少古董商因此牟取高利。
故宫藏品中还有郭世五专为他自己烧制的仿雍正粉彩瓶，瓶高30厘米左右，洗口、细颈、溜肩、圆腹、圈足，瓶身以下部装饰为主，绘盛开的花卉和草虫、蝴蝶，如海棠菊蝶瓶、百合花草虫蝶瓶、兰花灵芝瓶、牡丹瓶、月季花瓶、梅竹瓶等。瓶底有两种款识，一种青花楷书“大清雍正年制”之字款，一种红彩篆书“郭世五”三字款。仿雍正粉彩瓶通体白釉泛青，色彩的的艳丽，有的淡雅，远效果较为漂亮，具有雍正粉彩的韵味。仔细观赏，足内面有较大鬃眼，蓝色彩料偏黑灰调，彩料表面不光润，与雍正粉彩真品相比则相形见拙。
民国时斋堂款的粉彩瓷器民间收藏很多，绘画也很精细，可与雍正粉彩媲美。民国初期重要的堂名款如下：
“颐寿堂”。此款器物有折枝桃花小碗、人物纹灯笼式尊、花卉提梁壶等，它们造型秀美，色彩淡雅，每件瓷画宛如一幅工笔画。与雍正粉彩相比，桃花使用的粉红公过于浓艳，绿色花叶加入粉质，整个画面立体感差。
“静远堂制”。此款为北洋军阀徐世昌专用品。有各种粉彩花鸟纹瓶、黄花碧桃碗、花卉式杯、梅花式提梁壶等，均摹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
“延庆楼制”。为北洋军阀曹锟专用品。目前见到的资料，“延庆楼制”款的瓷器都是大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高达100厘米的粉彩锦地开光人物纹大瓶，在瓶口的里部红彩书写“延庆楼制”四字楷款。此器高大、造型规整、纹饰线条流畅。“千件”大瓶也是民国瓷器的一大特色，有青花、颜色釉、粉彩等品种。笔者在泰国文物店里见到高达1米高的黄地粉彩开光人物大瓶，人物绘画十分精细，粉彩加施料彩，具有乾隆粉彩的韵味，充分反映了民国早期的制瓷水平，具有很
一、 什么是粉彩瓷器
粉彩是景德镇窑在五彩的基础上及“珐琅彩”的影响下创制成功的又一种彩瓷。它的独特之处，是在彩绘时搀加一种白色的彩料“玻璃白”。“玻璃白”具有乳浊效果，画出的图案可发挥渲染技法的特性，呈现一种粉润的感觉，因此被称为“粉彩”或“软彩”。其作法是用经过“玻璃白”粉化的各种彩料，在烧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绘画，经第二次炉火烧烤而成。粉彩初创于康熙晚期，盛烧于雍正、乾隆，成为清代瓷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品种。直到现代，景德镇的许多瓷厂仍继续生产。
粉彩瓷器使用“玻璃白”，并与绘画技法紧密结合，这是景德镇陶工们的一项新的创举。经研究化验，所谓“玻璃白”是不透明的白色乳浊剂，属氧化铅、硅、砷的化合物，利用其乳浊作用，可以使彩绘出现浓淡凹凸的变化，增加了彩绘的表现力，让画面粉润柔和，富于国画风格，因此博得“东方艺术明珠”的美称。
二、 雍正粉彩的特征与仿制
清雍正朝，粉彩进入盛期。雍正粉彩在康熙粉彩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无论造型、彩绘技法还是纹饰，都达到空前的高度，堪称粉彩瓷器的代表作。官、民窑同时大量生产，精细的官窑制品可与珐琅彩比美。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是它的地釉质量好，无论白度还是透明度都超过了明代永乐的白釉，经测定，雍正粉彩盘的瓷胎白度达到77.5%。陶瓷史家陈万里先生说过：“雍正白釉之进一步提高，合于釉上施加软彩的要求，因而收到相互为用、相得益彰的效果。”雍正粉彩的彩料配制技术也较高，珐琅彩在烧彩前与烧彩后呈色大致相同，而粉彩颜料则不同，除在红、黑二色外，其他颜色在烧之前无法区别，颜料配制后必须进行试烧，合乎要求后才能正式彩绘，经低温彩烧后，色彩微微凸出釉面，彩面具有晶莹的光泽，有的粉彩纹饰的边际还显现出彩虹般的光晕。粉彩的绘画技法多样，官窑更为考究，有平涂、渲染、没骨、洗、皴、点等，工笔、写意俱全，富有中国画的笔韵。所绘纹饰以花鸟草虫为主。人物故事画多为室内景观，人物线条柔和，仕女体态修长，面目娇美，多衬以几案、绣墩、博古架等室内陈设。画面都留有一定的空白，显示出深远和层次感。还有气势雄伟的山水画，笔法劲健，设色较为浅淡。雍正民窑粉彩的花卉、花鸟纹饰粗犷，人物画中善绘刀马人物或戏剧故事中的情节，色彩凝厚浓艳，胎体厚重，琢器的外底部多为砂底。
雍正粉彩的造型极为丰富，无论是餐具、文具还是陈设品都很优美，一改康熙时古拙厚重之感。大型器规整不变形，小型器各部位处理严谨得当，反映当时制作技巧的高超。其青花款识六字二行者为专人书写，字体工整有力，青花色调纯正。六字三行者书写草率，而青花花押款、斋堂款则比较稀少。
现代仿制的雍正粉彩盘、碗在市场上比较多见，其特点是胎体过于轻薄，地釉近乎粉白光亮，也有亮青者，有的纹饰绘画精细，器底青花书写“大清雍正年制”款。整体看具有一定的雍正官窑粉彩风格，但仔细观察仿制水平还不能真正达标，而且纹饰过于精细，反映出现代绘画的气息，缺乏200多年的文化积淀。仿制品的青花款字体乍看与传世品一样，但仔细观察则笔划无力、松散，尤其是青花色调不沉着。更要引起注意的是，仿制者为了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也采取一些补救的办法，就是在器物上作旧。作旧的方法不一，有的用磨大理石的极细的砂纸打磨，也有的用某种酸将器物腐蚀后再用皮带磨。另外传世品有“蛤蜊光”，因器物年久有些彩料或釉面由于长期与空气中的氧结合，形成彩虹般的反射效果。现代仿制者为了表现此种现象，将器物浸泡在高锰酸钾溶液中，但是这样制作出的“蛤蜊光”与传世品的还是不一样。另外，新仿制的雍正粉彩器也有色彩较厚的，这类器物多数彩面上无光泽，给人以很旧的感觉。仔细观察，彩面是经过打磨的，打磨后还在纹饰线的周围淡淡地涂些黑灰色的东西，模仿出经年使用的痕迹。这些都是收藏者应该注意的。
三、 乾隆粉彩的特征与仿制
清乾隆官窑粉彩瓷器传世品非常多。它综合了康熙与雍正两朝的制瓷工艺，进一步发展本朝瓷器，从而创造出许多新颖的粉彩瓷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乾隆时记事档中记载了许多乾隆时景德镇御厂为宫廷制瓷的史实，也反映出皇帝直接关注制瓷的情况。乾隆帝对有些粉彩器物的用途、型体、花纹的要求常有御旨，制作前要有画样或木样，审查后才能正式烧制。器物的款识或有或无，写什么样的款识以及配合纹饰的诗句等都须经过乾隆皇帝的批准。另外，制瓷粗糙不合要求者还要赔补等情况，在档案中也有详细记载。当时的督窑官唐英一方面按皇帝的旨意制作精美的宫廷用瓷，另一方面，在保留前代精华的基础上，还吸收了一些西洋的工艺技法，创造出许多新颖的粉彩瓷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用色和施彩的工艺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除以粉彩绘画为主，还常加绘料彩、金彩或黑彩，或与青花五彩，斗彩并施于一器，这种在一件器物上施多种彩或同时以各种彩绘工艺制作的乾隆粉彩，可说是集多种陶瓷工艺成就于一身，充分反映了乾隆朝制瓷工艺的精湛。
其次，、在装饰方法上出现多种色地“开光”粉彩，如红、黄、蓝、绿、紫及多种色釉为地，可达十多种，有的在色地上彩绘带有西洋色彩的缠枝花，有的在色地上借用珐琅彩的轧道工艺用一种较锋利的金属工具划刻出精细的凤尾纹，即所谓的“锦上添花”，开光内绘花鸟图、山水人物图及墨书乾隆御题诗等。这种色地粉彩纤巧繁缛，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乾隆粉彩中数量最多的。
第三，乾隆粉彩利用粉彩粉润柔和的质感，用粉化的各种彩料仿制各种工艺品，如漆器、铜器、珐琅、大理石，还仿制动物、植物、瓜果等。能准确的表现出所仿之物的色彩和质感，可谓惟妙惟肖。
第四，乾隆粉彩有一个独有的特征，即器物口部及底部都施松石绿釉。松石绿釉非常浅淡光润，釉面犹如粥皮，由于是一种低温彩釉，釉面常常带有细小的纹片。这一特点乾隆时首先出现后，一直延用到晚清。
第五，乾隆官窑粉彩的纹饰一般是“大内”送来的图样，主题纹饰按不同时节都有严格规定。主纹是缠枝花，形象是将传统的牡丹花、宝相花或莲花的花与叶变形，仿佛西洋花卉。纹饰中也有西洋人物。同时还常以缠枝花作主体，分别加施夔龙、夔凤、蝙蝠或缨络、八吉祥等，组成各种祥瑞吉庆、美意延年内容的图案。
第六，乾隆粉彩的造型工艺更是精益求精，不论是高达一米多的大型陈设瓷，还是小至几厘米的扳指、鼻烟壶，造型都非常规整，很少出现夹扁或歪塌现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奇精巧的镂雕为乾隆时期新创，各式镂雕瓶包括转颈瓶、转心瓶、交泰瓶、套瓶、冠架以及各式转足碗等，千姿百态，其他时代是无法比拟的。
现在社会上出现许多仿制的乾隆官窑粉彩，与传世品相比，水平相差甚远。仿制的品种多样，见到的有粉彩九桃天球瓶、粉彩鹌鹑天球瓶、黄地粉彩缠枝花卉碗，各种色地的粉彩缠枝花卉瓶、花觚以及镂空转心瓶、镂空套瓶、紫地粉彩爵杯，也有仿其他工艺品的，如仿铜器、仿唐代银壶等等。众多仿品中有粗细之分。粉彩九桃天球瓶可谓高仿品，造型、色彩、纹饰都已达到逼真的地步，非常精美，是一件可收藏的现代珍品。与传世品相比，主要缺点显得过于漂亮。其他仿品中有的显然颇费工时，如转心瓶、交泰瓶、爵杯，但与传世品相比差距很大，显得板滞粗糙。综合起来，现代仿品的缺陷有以下几点：一、造型的整体结构比例不谐调，虽然高度或口径与书本上的尺寸相同，但器物腹部的弧度不准，不是扩大就是缩小。二、胎体有的过于轻薄，也有的过于厚重。三、作旧痕迹突出，如未作旧又很光亮。还有的为了表现是旧物，在器物底或罐的口边涂抹一些灰褐色的泥巴。四、器物口部和足内的松石绿釉，有的过于浅淡，有的过于浓艳。浅淡者釉薄光亮宛如浅湖色釉，浓艳者釉厚开细小纹片，釉面呈波浪釉状。这些现象与传世品的特点相比差距较大。更别出心裁的是，一些牟利者自造出一些乾隆款的彩瓷迷惑人们。在几次鉴定会上都出现诸如银灰色地雕花开光大碗、大罐，开光内彩绘山水人物，器底雕刻篆体“大清乾隆年制”款，让人感觉仿佛是乾隆的银彩器，实际不然，这种器物胎体厚重，工艺粗糙，纹饰绘画水平也很低。类似低劣的仿品实在是举不胜举。
四、 嘉庆至晚清的粉彩瓷器及其仿品
清嘉庆粉彩瓷器从传世品看，已经比乾隆器物逊色得多了。综观其制瓷技术，无论是型还是纹饰题材，都以前期作品为蓝本，没有大的突破，尤其是嘉庆早期，乾隆太上皇健在时与乾隆朝作品基本一致，因此有“乾、嘉不分”的说法。嘉庆的精品如不看款识，很容易与乾隆相混淆。嘉庆晚期作品已走向衰退。但也有不可埋没的佳作，应该重视。综合起来嘉庆粉彩有以下几时点突出的特征。
（一）延续生产乾隆粉彩的各类产品，以色地勾莲器皿为主。如各种色地勾莲夔凤纹的各式瓶、罐、壶、盘，以及黄地勾莲白里飞蝠纹碗等。这些器物几乎与乾隆粉彩一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品中，有嘉庆款粉彩瓶，其腹部有乾隆御题诗，应是乾隆为太上皇时的作品。另外乾隆时常见的小件文玩用品，如笔掭、墨床、鼻烟壶、香插、扳指、翎管、壁瓶等，仍然大量制作。
在装饰上，继续延用乾隆时的一些工艺方法。轧道工艺就常见于嘉庆的粉彩圆器上，如各种色地轧道勾莲列光碗，有开光山水碗，开光花卉碗，开光博古碗等，底均写青花篆书“大清嘉庆年制”款。在琢器中也喜用缠枝“洋花”做色地装饰，器物口沿和足边用料彩、金彩作边饰，腹部开光诗句也有在腹部作凸雕装饰如凸雕龙纹瓶、凸雕人物大瓶等，这些都表现出景德镇御窑厂在嘉庆初期延用乾隆旧制为嘉庆皇帝制作御用瓷的情况。这些与乾隆粉彩风格相同的嘉庆官窑粉彩，仔细观察与乾隆粉彩瓷器有一定区别，胎体稍厚重，有的釉面不够平整，色彩较凝厚，纹饰线条也比乾隆时粗，器口及底部所施松石绿釉的颜色比乾隆时稍深。
（二）嘉庆粉彩中不可埋没的新作，主要表现在器形上。新创器形有帽筒、折沿洗、格碟、茶船、渣斗等。帽筒呈圆筒状，筒身挖几个不同形状的孔作装饰。余处绘粉彩纹饰。故宫博物院藏一件黄地粉彩云龙帽筒高达29.7厘米。筒身有六个海棠式孔，通体黄地粉彩绘六条行龙穿于朵云之中，绘画也很精细，但没有乾隆粉彩球状镂雕冠架精美。此种挖孔帽筒一直延用到晚清至民国，官、民窑都有生产。另外，折沿洗较为新颖，其特点是洗沿较宽，沿上有20余个透空圆孔，沿下带金彩环饰，洗壁比康熙时深，洗心绘粉彩花蝶或婴戏纹饰。也是有的折沿先不带圆孔。此物乾隆时少见。
（三）嘉庆粉彩官、民窑同时生产，重要区别在纹饰上。官窑主要以各种色地花卉、花蝶、花鸟、八吉祥、云龙、云凤、夔龙、夔凤等多种吉祥纹饰。而民窑则以白地粉彩瓷器为主，出现一些新颖的画面以风景人物为主，如“庐山十景”、“萧山八景”、“西湖十景”、“百子图”、“烧窑图”、“无双谱”等，一些风景画面常常附墨书诗句。“无双谱”画面较为有趣，即“举世无双的物谱”。《无双谱》原是清代金古良撰绘的一本历代名人图册，书中收录40位历代名人，康熙时将此画册中的人物作为瓷器装饰，多画在碗或杯的外壁。器底红彩篆书“嘉庆年制”四字款。故宫收藏嘉庆无双谱人物杯所绘人物有“华山陈图南先生”、“江东孙郎”、“李青莲”、“文丞相”、“龙门司马迁”以及陶渊明、花木兰、武则天等。每个历史人物旁有墨书题记介绍人物的姓名及小传。这种题材在嘉庆、道光的民窑粉彩瓷画中十分流行。
（四）嘉庆粉彩瓷器的款识。官窑款识多数在器底，为红彩或金彩或青花篆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款，字体工事，结构严谨。值得提出的是嘉庆民窑款识，常见一种青花篆书的“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款，笔划不齐，均用六字的半边字组成，草率松散，有的还不易识别。
道光粉彩无论是官窑、民窑的传世品都较为常见。从陶瓷史的发展角度分析，此时处于瓷业的衰退阶段，官窑的技术水平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有些产品也可与乾隆、嘉庆比美。尤其是“大清道光年制”款或“慎德堂制”款的瓷器。慎德堂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住处，有此款的器物应为皇帝御用品，工艺非常精细，另外道光时皇亲国戚增多，有些传世品是他们当时订制的“行有恒堂”款或“睿邸退思堂”款的白地粉彩瓷器也非常精细。总之，道光粉彩在前代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发展，也有本时代的特色，表现如下：
1、仍然追求乾、嘉时官窑的特色，以各种色地粉彩勾莲开光装饰为主，开光内绘山水人物或富有吉祥内容的画面。有的还加绘青花，非常宜人。缺点表现在彩色釉涂地时涂染不匀净，不能浑然一体。
2、官窑的白色地釉较润泽，但底釉如为松石绿釉时比嘉庆器物色稍深；如为白釉时往往出现波浪状的釉面，一般称为“波浪釉”，俗称为“浪荡釉”，形成道光瓷器的主要特征。“浪荡釉”的普遍出现，反映出道光时瓷器施釉技术水平不佳。实际上这种现象早在乾隆时期已出现了。
3、道光时皇亲国戚较多，他们订制的瓷器很多，并都有斋堂款识。因而道光粉彩中斋堂款的瓷器较多特别是盖碗。故宫传世品中有“睿邸退思堂制”款粉彩桃花彩菊花蝈蝈盖碗。这些盖碗的盖钮为环形抓钮，在钮的中心及外底心均用红彩书写款识。还有的在钮中心用红彩书写所绘纹饰的花名，如“四月牡丹”、“九月菊花”。这类盖碗所绘画都很精细，给使用者在品茗时增加了不少情趣。这种盖碗也有“慎德堂制”款的，还加以金彩纹饰，可见此类碗的珍贵。
4、道光粉彩的造型基本上延用乾、嘉时的传统器形。只有冬瓜罐为此时新创，罐口内敛、丰肩，直筒状圆腹，卧足。更为突出的是小件器皿丰富多彩，酒杯多种多样，有套杯、卧足小杯、铃铛式小杯，杯外有配合纹饰的墨书诗句。故宫传世品中有“睹酒公杯”一套十件，杯外绘各种博古纹饰，有盆景、如意、灵芝、花鸟等。每杯内壁墨书名人诗句，依次是“范成大句：车君已费一分春”，“薛能中句：行看过二分”，“苏轼句：三分来是诗”，“杜牧句：钿尺裁量恰四分”，“皮日休句：红蜡光教刻五分”，“陆龟蒙句：六分春色”，“杨万里句：已是七分春去了”，“汪枸：杨柳桃花春八分”，“毛元庆句：国九分而虚中”，“苏轼句：十分潋滟金樽凸”。可以想象当时人们用这种酒杯饮酒行令时的情景。此外，小笔筒、小冬瓜罐、小鼻烟壶、小鸟食罐等都较为新颖，均为道光粉彩中的典型器。
5、道光粉彩的纹饰除延用乾、嘉时的传统纹样，新创纹饰也很突出。主要表现在喜绘动物纹。传世品中大小动物画多达十余种，如猫、蝶、狗、牛、羊和象、鸳鸯、水鸭和仙鹤、喜鹊、鸽子和燕子、蚂蚱、蝈蝈和蜻蜓、蝙蝠、雉鸡等等。这些大小动物与多种花卉、瓜果组成吉祥画面，形成道光粉彩纹饰的一大特色。
6、道光粉彩的款识也别具风格。青花或红彩篆书者行笔圆润流畅，紧凑。楷书多为斋堂款，用侧锋书写，笔力刚柔相济，红彩浓艳匀净，难以仿制。还有一种红彩满文款的粉彩瓷器，器里外均画粉彩纹饰，外壁粉彩绘七珍，加饰青花和金彩，底部红彩方框内书满文款。这种满文方式款的碗、盘分大、中、小型，据香港关善明先生考证，是为道光帝的一个女儿出嫁给蒙古王子时所烧。文物拍卖会上偶见有此种传世品。
咸丰一朝时间短，又处于战乱之中，御窑断断续续地烧造。与前几代相比传世品最少。咸丰时官窑粉彩在社会上难以见到。以故宫藏品为例，几乎与道光粉彩相混淆，说明在制作技术上还保持在道光时的水平上，比较新颖的是长方形委角深式花盆。盆底承四足，盆外壁绘花蝶纹或山水人物，盆底红彩书“大清咸丰年制”款，为清宫用品，造型规整，绘画生动，艺术性、实用性俱全。咸丰粉彩瓷器的纹饰喜用博古纹，传世品中有博古纹瓶、博古纹盘、开光博古纹碗。有一件博古纹瓶的腹部通景绘博古达十余种，上面有各种花卉小盆景、有如意、供桌、小珊瑚、小包袱瓶、小天竹花瓶、罐、盒等，绘画很细致，并通体加饰金彩，松底石绿书写“大清咸丰年制”款，可谓咸丰时的精品。其时代特征是彩色地釉不匀净，有深有浅，器底松石绿釉及白釉呈波浪状。人物头部的绘画方法也很特殊，上窄下宽，大鼻头，很有特色。款识书写仍用侧锋，字体工整清秀也出现过个别的室名款，故宫藏一件“咸丰辛亥仲夏退思堂主人制”款，粉彩花卉草虫执壶，造型端庄，纹饰绘画秀丽，属咸丰时的上乘之作。
同治以后景德镇瓷业的工艺水平明显下降，从传世品看还有一定的时代风格，现存官窑粉彩瓷器，大部分是御窑厂专门为皇帝和慈禧太后所烧制的餐具和陈设瓷。据史料记载，同治七年皇帝大婚，由江西巡抚景福负责烧造“大婚礼造器”达七千余件；同治九年为慈禧烧造一批陈设体和殿的“体和殿”款瓷器；光绪时为慈禧寿辰又烧制了数以万计的色地粉彩瓷器。这些宫廷用瓷，装饰风格基本相同，除了少量用冷色地外，大都以浓重的暖色做地，如大红、大绿、明绿、明黄、藕荷等色地，绘寓意万寿喜庆的花鸟、花卉纹饰，题材丰富，同治皇帝大婚粉彩餐具以明黄为地，绘红蝠金团寿、五蝠捧寿、蝴蝶双喜、梅雀与丛竹等达十多种纹饰，都是经过“大内”批准制作的。至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着当时给皇帝画的餐具画样。
同治时期的白地粉彩瓷器色彩较浅淡，喜绘折枝花卉。此时乾、嘉常用的色地“开光”装饰已基本停用，仅在皇帝和皇后结婚时专用粉彩瓷器上才有“开光”龙凤的画面。光绪白地粉彩可分精、粗两类。精者一般盘碗可与道光粉彩相比美，花卉、花鸟纹饰生动，并有“大清光绪年制”款识，粗者分为稍大些的盘、碗、折沿洗等，胎体厚重，色彩浓重、凝厚，龙凤花果纹饰粗放。光绪仿制的乾隆粉彩较多见。喜仿乾隆粉彩九桃大瓶及乾隆粉彩百鹿尊。仿品一般胎体较厚重，色彩浓艳不柔和，纹饰绘画缺乏立体感。
同治、光绪粉彩有些特殊器形：一、同治粉彩灰槽（暂定名）。此器下半部像长方形洗，洗的后边一面为高出后壁呈云头状的后背，背面及洗的下部三面粉彩绘蝴蝶草虫，即“探花及第”图案。传说此器是放于炉前接炉灰用的灰槽。二、同治黄地粉彩凸雕三果圆盒。盒面凸雕佛手，石榴和桃，中间一展翅翔蝠，为“福寿三多”之意，盒底刻雕名家“王炳荣造”款识。这种雕瓷粉彩为同治所特有。三、赏瓶是宫廷内赏赐与陈设用品。光绪粉彩赏瓶较多，以前多为青花纹饰。造型为撇口、长颈、肩上凸起一道弦纹、圆腹，底青花或红彩楷书“大清光绪年制”。此式瓶清宫档案称为“玉棠春瓶”。晚清时期赏瓶还有光绪时特有的青花云蝠直颈扁腹瓶，哥釉四方八卦瓶，钩红釉四方杏圆贯耳瓶、厂官釉太极纸槌瓶等品种。四、大地瓶、大缸、大花盆。这些大器造型端庄、纹饰绘画精致，牡丹花较为突出，色彩鲜艳。光绪大地瓶高达130-150厘米。不难看出晚清烧造大件器物的水平还是很高的。五、“大雅斋”款的粉彩瓷器。这是光绪时独有的品种。造型有盘、碗、盒、高足盘、高足碗、匙、钵缸、圆盒、花盆、大缸等。纹饰题材多绘藤萝花鸟、葡萄花鸟、鹭鸶莲花等，很有新意。款识书写的方法一般用红彩从右向左横书“大雅斋”三字款，款旁由红彩龙凤纹组成的椭圆形闲章款。闲章内书“天地一家春”篆字。“天地一家春”为圆明园内的一处建筑的名称，据说慈禧为兰贵人时曾住过这里。这种一瓷二款的作法为光绪时所特有。六、秋操纪念杯。光绪年间曾举行过几次秋季军事操练，此杯为当时操练后的纪念品。见到的有三种形式，一种粉彩牡丹花式，一种绿釉荷叶式，这两种均以叶茎为柄，柄中空与杯相通，又可称为吸杯。在柄的背面墨书操练时间和地点。还有一种为普通酒杯形式，杯外壁绘云龙纹，口也墨书操练时间和地点。
晚清官窑粉彩款识的写法，不同品类的器物书写不同的款识，如一般的官窑制品，器底写青花楷书朝代款。同治大婚时宫内用品器底写红彩楷书“同治年制”或“长春同庆”、“燕喜同和”等四字款。光绪时的陈设品，底部用红彩书写“永庆长春”款。还有宫内室名款“乐寿堂”、“体和殿”、“长春宫”。慈禧太后专用的是“大雅斋”、“天地一家春”闲章款。
宣统时期的粉彩。宣统一朝仅三年，景德镇御窑厂仍继续烧造宫廷使用的粉彩瓷器，从故宫传世品看，宣统的粉彩瓷器都是光绪品种的再现，只是款识不同而已。如粉彩勾莲盘、碗，碗里青花外粉彩荷莲碗、粉彩夔凤纹大碗以及蝴蝶纹赏瓶，云蝠纹赏瓶等。较为突出的是粉彩牡丹纹玉堂春瓶，此瓶撇口、细颈、硕腹下垂，圈足内写红彩楷书“大清宣统年制”。此瓶虽然为清末制品，但制作很精细，地釉较白，色彩浓淡适宜，纹饰绘画细腻，具有一定的层次感，可谓晚清官窑精品。此式瓶在2000年翰海春季拍卖会上，落槌价达20余万元，不难看出它深受收藏者的青睐。
现代仿制的嘉庆以后各朝粉彩瓷器也时有出现，仿制的都是官窑中的常见品或名品，如嘉庆款色地粉彩，道光款及“慎德堂制”款粉彩，同治、光绪、宣统款粉彩碗、瓶、罐等。这些仿品由于是现代制品，因此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有的胎体过于轻薄、所施色彩较薄、纹饰绘画过于精细、鲜亮，具有现代艺术品的气息。偶见仿制的嘉庆色地粉彩的器物，很有时代特色，但仔细观赏，纹线较粗，纹饰较板滞。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器物款识。朝代款者有的很逼真，在鉴赏时必须联系造型、纹饰和色彩全面分析。但也有一些是仿制者编造的“鬃年鬃造”或较少见的室名款。这种器物非常吸引收藏者，但这是格外要警惕的。
五、 民国时期的粉彩瓷器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后，为皇室专烧制的御窑厂停办，全国瓷业进行改良，成立了不少瓷业公司，此时为了维持中国瓷业在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民国初期涌现了大量仿古瓷。上至六朝青瓷，下至唐、五代、宋的名窑名品以及明清御窑典型器几乎无不仿制，而且惟妙惟肖。时至今日，大量的民国仿品仍然混迹人间，甚至不少也流往海外。因此，民国时期的仿品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中粉彩瓷器也是当时生产的主流。
民国时期粉彩瓷器主要是以郭世五仿制的雍、乾粉彩和带有斋堂款识的粉彩最精美，其次是民间收藏的无款或书写清朝各代伪款的粉彩瓷，以及所谓洪宪瓷等。
郭世五仿雍正、仿乾隆的粉彩瓷最为精细，具有雍、乾时彩瓷的风韵。据《景德镇史稿》、《明清瓷器鉴定》、《古玩旧闻》等著作介绍，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曾派郭世五（原名郭葆昌）在景德镇担任陶务监督，是我国陶瓷史上最后一个督陶官。此人在担任督陶官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发展仿古瓷。由于他常驻景德镇，对窑工熟悉，也有条件用重金聘用制瓷能手。郭氏仿雍正、乾隆的珐琅彩和粉彩瓷，胎质纯白、画工精细、色彩瑰丽。1949年郭氏亲属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瓷器中，就有多件类似的器物，以瓶为主，瓶体多为撇口灯笼式，器表纹饰主要以人物为主，有婴戏图，麻姑献寿图，高士图以及古代文人喜爱的琴、棋、书、画图案。继承乾隆时的施彩方法，以珐琅彩为主，部分纹饰加施粉彩，画面纹饰精美，生动活泼。基款识均为红彩篆书或楷书“居仁堂制”、“觯斋主人”、“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等。这种精品有当时古董界称为“洪宪”瓷或称民国珐琅彩。民国早期“洪宪”瓷已成为郭氏仿品的代称。由于制作水平高，当时“洪宪”瓷名躁一时，不少古董商因此牟取高利。
故宫藏品中还有郭世五专为他自己烧制的仿雍正粉彩瓶，瓶高30厘米左右，洗口、细颈、溜肩、圆腹、圈足，瓶身以下部装饰为主，绘盛开的花卉和草虫、蝴蝶，如海棠菊蝶瓶、百合花草虫蝶瓶、兰花灵芝瓶、牡丹瓶、月季花瓶、梅竹瓶等。瓶底有两种款识，一种青花楷书“大清雍正年制”之字款，一种红彩篆书“郭世五”三字款。仿雍正粉彩瓶通体白釉泛青，色彩的的艳丽，有的淡雅，远效果较为漂亮，具有雍正粉彩的韵味。仔细观赏，足内面有较大鬃眼，蓝色彩料偏黑灰调，彩料表面不光润，与雍正粉彩真品相比则相形见拙。
民国时斋堂款的粉彩瓷器民间收藏很多，绘画也很精细，可与雍正粉彩媲美。民国初期重要的堂名款如下：
“颐寿堂”。此款器物有折枝桃花小碗、人物纹灯笼式尊、花卉提梁壶等，它们造型秀美，色彩淡雅，每件瓷画宛如一幅工笔画。与雍正粉彩相比，桃花使用的粉红公过于浓艳，绿色花叶加入粉质，整个画面立体感差。
“静远堂制”。此款为北洋军阀徐世昌专用品。有各种粉彩花鸟纹瓶、黄花碧桃碗、花卉式杯、梅花式提梁壶等，均摹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
“延庆楼制”。为北洋军阀曹锟专用品。目前见到的资料，“延庆楼制”款的瓷器都是大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高达100厘米的粉彩锦地开光人物纹大瓶，在瓶口的里部红彩书写“延庆楼制”四字楷款。此器高大、造型规整、纹饰线条流畅。“千件”大瓶也是民国瓷器的一大特色，有青花、颜色釉、粉彩等品种。笔者在泰国文物店里见到高达1米高的黄地粉彩开光人物大瓶，人物绘画十分精细，粉彩加施料彩，具有乾隆粉彩的韵味，充分反映了民国早期的制瓷水平，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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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在6000--7000年前就有了来着,初中的历史课好像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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