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秦国的国君到底姓什么？

秦国的历代国君姓啥？“嬴”还是“赵”（不要管吕不韦）？是不是和造父有关？这里面有多大玄机？嬴姓赵氏到底指的是秦国还是赵国？
为什么很多史书上诸如史记、汉书都称秦为赵氏？晋国的赵宣子为什么是嬴姓，赵氏，名盾？ 那赵国呢？秦穆公、秦昭王的全称名讳应该叫什么？

Answer 1

姓嬴。

嬴姓是秦国国姓，周朝时，大费的十四代孙非子，居住在犬丘，善于养马。犬丘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在位的周孝王，于是孝王命非子在千水、渭水之间汇合处（今陕西宝鸡一带）放马。

马得到大量繁殖，非子也因此立下大功。于是孝王将非子养马的地方赐给了他，并赐姓赢，这就是秦国王室姓氏的由来。

扩展资料：

秦国王室的先祖：

秦非子（？―公元前858年），嬴姓，名非子，号秦嬴，伯益之后，商朝重臣恶来五世孙，周朝诸侯国秦国开国君主，西周犬丘人。约公元前900年―公元前858年在位。

秦非子因善于养马，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获封秦地，成为秦国始封君，号称秦嬴。不过非子只是封地不足五十里的“附庸”，既不是诸侯，也算不上卿和大夫。等到秦襄公时，才正式列为诸侯。

公元前858年，非子去世，其子秦侯继任君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嬴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秦非子

Answer 2

秦国的国君确实是“嬴姓赵氏”。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说法：“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最早“姓”和“氏”是不同的概念，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后来姓和氏之间的界限模糊，于是姓和氏合在一起，干脆不称氏，只称姓了。

值得一提的是，秦赵其实拥有共同的祖先，都是华夏族的同一支，其国君都是嬴姓（少昊氏之后），赵氏（造父之后）。相传先祖造父为周穆王御，因助周平定徐偃王之乱，封于赵城，其后以赵为氏。

后来赵国的祖先奄父救周宣王于千亩之战，其子叔带为周朝卿士，因不满周幽王的昏庸，离开周王，侍奉晋文侯。从此赵氏便在晋国落脚，渐成望族。在前403年，叔带之后赵烈侯与韩魏三家分晋，建立赵国。

至于秦国，其祖先非子有养马之功，周孝王将他分封在秦，作为周朝的附庸，让其继续嬴姓的祭祀。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占领了被戎人和狄人占领的原周朝在陕西的领地。

所以，楼主说的许多史书说秦为赵氏，赵宣子是嬴姓，都是对的，因为秦赵同为嬴姓赵氏。

秦穆公，嬴姓，赵氏，名任好。

秦昭王，嬴姓，名稷（这个时候，姓和氏已经合流，一般不再称氏）。

还有一点，先秦的人，姓和氏是非常尊贵的，不能随随便便称呼的。比如秦穆公。我们不能称他为“嬴任好”或者“赵任好”，不过可以称他为“秦穆公”或者“秦公任好”。

Answer 3

在两周和先秦时期，中国的贵州们不仅有姓另外还有氏。姓与氏是并立的，各有其用，只说姓而不说氏是不完整的。事实上秦国的君主是嬴姓赵氏，单从姓来讲，说秦国君主姓嬴肯定是正确的，但同时还有说明他是氏赵的。如果说姓秦君姓赵，其实是把古代的姓和现代的姓混为一谈了，按当时的说法，只能说他氏赵而不能说姓赵。但现代的姓是后世将上古时期的姓和氏混而合一形成的。所以如果说的是今姓，那么说秦国君主姓赵也是对的。嬴是其古姓，赵是其今姓（其实是氏）。
嬴姓的始祖是舜的名臣伯益，因为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自己又很擅长驯化鸟兽，主管畜牧成绩巨大，所以舜重赏他，不仅将自己的女儿（也可能是同族之女）嫁给他，还赐他“嬴”姓。伯益的后代繁衍众多，嬴姓大家族在夏商两代分化出以李、江、黄、徐等十四氏为代表的很多氏族。
赵姓（氏）的始祖是造父。造父是伯益的嫡系后裔。因为在众所周知的平定徐偃王叛乱战争中功勋显赫，周穆王将赵城赐予他做为食邑，造父因此以赵为氏，同时他的族人（包含其高祖的另一支后裔（恶来系））都成为赵氏家族成员。赢姓赵氏即由此而来。
造父的高祖是蜚廉（伯益第十代孙）。蜚廉的儿子中主要的有两个（也可能只有两个）。因长子恶来早死且家庭败落，蜚廉的嬴家家主身份由幼子季胜继承。其后代归附周朝，世代均为周天子朝臣，世袭贵族，嬴姓宗主。季胜的曾孙造父在平徐战争中立下战功受封得赵氏，其直系后裔历经十几代发展成为赵国。而蜚廉的长子恶来则是秦国君主的祖先，因为是纣的亲信，周武王伐纣时杀之，其后裔沦为奴隶，境况凄惨。只能世代依附季胜家族求生。当身为嬴家族长的造父受封得赵氏时，作为族属，他们也随之成为赵氏成员。这就是秦国为何与赵国一样同为嬴姓赵氏的缘由。说简单点，就是哥倒霉死得早，遗孤跟着弟弟家混。
在季胜-造父家族的庇护下，恶来后裔不但得以继续生存和繁衍，而且渐渐摆脱奴隶身份，到非子时，因擅长养马而受封秦亭，其后裔以此为根基逐渐发展为秦国。
所以不论赵国还是秦国，都是赢姓赵氏，只不过赵国是正统，秦国是旁支。晋国的权臣赵盾，是造父第十三代孙，正统的嬴姓赵氏，名盾，宣子是其谥号。赵盾第七代孙赵籍当政时，晋国三分为赵、魏、韩三国。赵家由晋卿升格成为诸侯。
周天子和诸侯君主都不直接称呼名字，一般称为“某王某某”，或以谥号代称。例如“赵王迁”、“秦王政”，如果一定要按今天的习惯直呼其名那就是赵迁、赵政。秦庄公即赵其，秦穆公即赵任好，秦昭王即赵稷。
汉代是距离先秦最近的朝代，对于先秦的规章礼法和社会习俗了解掌握得最为准确，所以汉代史书仍然以先秦的宗法规范称秦国君主为赵氏。然而随着社会发展，汉之后的朝代已经不了解先秦的情况，秦国赵氏这一史实渐渐不为一般人所知。

Answer 4

秦国历代君王都是姓赢，姓赵的说法并不成立。
历史：司马迁的史记详细记载了秦国祖先的族谱，在舜时代，秦国祖先被赐姓为“赢”，而且形成很多分支。主干一支，在商纣王时期，“蜚廉”为商纣王的臣子，“蜚廉”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恶来”，次子叫“季胜”。“季胜”的后代“造父”，为周穆王驾御战车有功，被封在赵城，以地名为氏，从此以后，他的后代都姓“赵”，后来发展成为国。“恶来”的后人开始也因为“造父”的功劳，也姓“赵”氏。但是“恶来”的后人，虽然一段时间姓“赵”氏，但是几十年后，因为为周天子养马有功，被册封在“秦”这个地，以“秦”为国号，恢复了赢姓的宗主地位，从此恢复了“赢”姓!以后历代国君，全部是“赢”姓，而不是“赵”氏!
姓与氏的区别：古代姓氏和现在不一样，“姓”和“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姓是从远古祖先那里继承的，只有宗主一族才能祭祀祖先，享用祖先的“姓”，换言之，只有秦国国君才能用“赢”姓!氏就不一样了，从宗族主支分出的分支，往往要改用“氏”，“氏”的来源很多，有的以国号或者地名为氏，如赵、魏、韩等等。有的以官名为氏，如：司马、司徒等等。还有其他一些来源。

Answer 5

秦非子 前900年~前846年 在位54年
秦公伯 前846年~前844年 在位2年
秦 仲 前845年~前822年 在位23年
秦庄公 前821年~前778年 在位44年
秦襄公 前777年~前766年 在位12年
秦文公 前765年~前716年 在位50年
秦静公 （又作竫公,是中国春秋时代秦国人,为秦文公之长子,立为秦公爵位继承人,他在文公四十八年时去逝,赐谥号为竫公,并改立竫公之长子赢立(秦宪公)为秦公爵位继承人）
秦宪公 前715年~前704年 在位12年
秦出子 前703年~前698年 在位6年
秦武公 前697年~前678年 在位20年
秦德公 前677年~前676年 在位2年
秦宣公 前675年~前664年 在位12年
秦成公 前663年~前660年 在位4年
秦穆公 前659年~前621年 在位39年
秦康公 前620年~前609年 在位12年
秦共公 前608年~前604年 在位5年
秦桓公 前603年~前577年 在位27年
秦景公 前576年~前537年 在位40年
秦哀公 前536年~前501年 在位36年
秦夷公 （是中国春秋时代秦国人,秦哀公之子,被立为秦公爵位继承人。《史记》称夷公“早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为惠公。”,亦即他未曾成为秦国的正式君主。）
秦惠公 前500年-前491年 在位10年
秦悼公 前490年-前477年 在位14年
秦厉共公 前476年-前443年 在位34年
秦躁公 前442年-前429年 在位14年
秦怀公 前428年-前425年 在位4年
秦灵公 前424年-前415年 在位10年
秦简公 前414年-前400年 在位15年
秦惠公 前399年-前387年 在位13年
秦出公 前386年-前385年 在位2年
秦献公 前384年-前362年 在位23年
秦孝公 前361年-前338年 在位24年
秦惠文王 前337年-前311年 在位27年
秦武王 前310年-前307年 在位4年
秦昭襄王 前306年-前251年 在位56年
秦孝文王 前250年-前250年 在位1年
秦庄襄王 前249年-前247年 在位3年
秦始皇帝 前246年-前221

秦国历代国君伟业
详细资料请点击网址

http://i.mop.com/djxa0/blog/2006/08/31/2199428.html
秦自襄公始为诸侯,文公驱戎立于岐山,春秋之世唯穆公可书,下面我从秦穆公开始说一下秦国诸位君主.

秦穆公 （？—前621）春秋时代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谥号穆。在部分史料中被认定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王位。周襄王时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地千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

公元前三五○年，卫鞅进行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主要有下列六点：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史记》说：卫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商君列传》）。“开”就是开拓的意思。蔡泽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战国策·秦策三》）。“决裂”的目的是为废除井田制，董仲舒就曾指出：商君“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①。“阡陌”是指每一亩田的小田界，“封疆”是指每一顷田（一百亩田）的大田界，合起来可以总称为“封”。具体地讲，“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封疆”统统破除，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说文解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末句，徐铉本无，徐锴本有）。”唐代《一行算法》说：“自秦孝公时，商鞅献三术，内一，开通阡陌，以五（当作“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太平御览》卷七五○引）杜佑《通典》又说：“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州郡典·雍州风俗》）可知这时“开通阡陌”，采用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用来分授无田耕种的农民，依然实行着“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度。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废除井田制，改用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这时卫鞅变法，该是吸收了过去赵氏改革的经验，并进一步加以发展，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时卫鞅的改革，是在秦国境内正式废弃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并扩大政府拥有土地的授田制度，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地税收入。还必须指出，卫鞅这次对农田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破除了旧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即所谓“坏井田，开阡陌”（《汉书·食货志》）；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土地私有制，所以后世有人说卫鞅“灭庐井而置阡陌”①。《秦律》严禁对私有土地的侵犯。《法律答问》有一条律文：“盗徙封，赎耐。”就是把私自移动田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罪。接着又对这条律文解释说：“何如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是非是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说明田界不应该这样“盗徙之”，这是对私有土地的侵犯，应该判处耐刑，并认为这种刑罚“不重”。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卫鞅这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县”），设有县令、县丞等地方官吏（《商君列传》），还设有县尉（《商君书·境内篇》）。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公元前三四九年“初为县有秩史”（《史记·六国年表》），就是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有定额俸禄的小吏，从此县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才正式确立。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统治，发展小农经济。《商君书·垦令篇》说：“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原脱“饰代者不”四字，从孙诒让校补），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就是说，各县的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形态，则人人遵从，奸邪的官吏不敢玩弄花样，接替的官吏就不敢变更制度，犯了错误而罢黜的官吏就不敢掩盖其错误行为。《垦令篇》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民不劳”、“民不敖（遨）”，做到“农多日，征（征收赋税）不烦，业（农业生产）不败，则草（荒地）必垦矣”。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这时秦国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旧都雍，旧贵族的习惯势力较爱猫扑.爱生活的开展。同时仿效中原各国国都的规模，修建冀阙（古时宫廷门外的一种高建筑，用以悬示教令）和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这是在公元前三四四年（秦孝公十八年）具体实施的，对于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和发展商业，都有一定的作用。传世有这一年颁布的商鞅方升（现藏上海博物馆）。经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测定，商鞅方升的内容，秦一升的容积为二百零二点一五立方厘米。又据这个升的铭文，容积是当时尺度的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以此推算，

每立方寸的容积为十二点二五七立方厘米。再由此推算，当时秦的一寸是二点三零五厘米，一尺是二十二点零五厘米（参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的“度量衡制的颁布和校验”）。

（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公元前三四八年（秦孝公十四年）秦“初为赋”①，这是按户按人口征收的军赋，就是云梦出土《秦律》所说的“户赋”，也称“口赋”，为汉代“算赋”的起源。《秦律》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并缴纳户赋。如果隐瞒户口，逃避户赋，就成为“匿户”，要严加惩罚。如果男子成年而不分家登记户口的，要加倍征收户赋。卫鞅曾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②。当时卫鞅没有采取鲁国季孙氏那样“用田赋”（按田亩征赋）的办法，而采取按户按人口征赋的办法，这是为了奖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杜佑指出这是“舍地而税人”（《通典·食货典·赋税上》）；马端临也说，这是由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税人”（《文献通考·田赋考·历代田赋之制》）。《商君书·垦令篇》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原误作“贱”，从孙诒让说改正）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情之民无所于食。”这是说，俸禄厚而收入田租多的，家中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这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政府按“食口”征收口赋，并加重他们的徭役，那末这些游荡懒惰的人就没处吃饭。这说明卫鞅采取这项措施目的之一，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的食客的数目。但是，征收口赋的结果，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因为这样大大增加了贫苦劳动人民的负担。卫鞅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就要加倍征赋。这是为了确立以一夫一妇为单位的农户，以便于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这种对不分家的成年男子加倍征赋的法令，有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但是给贫苦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汉代初年贾谊就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家贫子壮则出赘。”（《汉书·贾谊传》）就是说，比较富裕的人民，子弟一到壮年就分家另立门户；贫苦的人民因为负担不了户赋，只能典质给富户成为家奴性质的“赘婿”了。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由于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部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部族地区，因而秦国残留的戎狄风俗是较多的。这时卫鞅按照中原的风尚、习俗把残留的戎狄风俗革除，目的还是在于加强统治。

公元前三四○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卫鞅由于这个大功，受封於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十五个邑①，号为商君。

卫鞅的第二次变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结果太子也犯法了，卫鞅因此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等用刑①，于是遭到公子虔等人的强烈反对。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卫鞅“欲反”，秦惠王要逮捕他，他回到封地商邑发兵抵抗，出击郑（今陕西华县）。但因寡不敌众，被秦兵杀死于彤（今华县西南），并被处以车裂的刑罚。

卫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卫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秦惠文王驷:嬴驷当国之时,正是纵横之风大盛的时候.他的一生离不开的两个名字,一个是商鞅,这个名字带给他的开始是屈辱,而后是由衷的钦佩;另一个就是张仪,这个自信只要有舌头就能征服天下的外交型相邦,秦国在他手中,平稳的过度了商鞅变法所留下的阶级矛盾,为秦国的开疆阔土展开了新纪元.

张仪一作张义（见十三年相邦义戈、王四年相邦张义戈、《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二等），原是魏公族庶支出身，曾游说楚王没有得志，路经东周而入秦，曾得东周昭文君的礼遇和资助。公元前三二九年来到秦国，正好楚威王攻魏，张仪游说秦惠王出兵帮助魏国，于是以新得皮氏的“卒万人、车百乘”支持魏作战，因而魏楚大战，魏打败楚于陉山，秦因而得以顺利地接收河西地区（《韩策二》公孙昧谓公仲谈及此事，《韩世家》襄王十二年有相同记载）。公元前三二八年秦使公子华（一作公子桑）与张仪围攻魏的蒲阳（今山西隰县），攻取了，却请秦王归还给魏，又请秦王使公子爵作为“质子”送到魏国，这是张仪推行他的连横策略，张仪前往魏国劝说魏惠王“不可以无礼”，魏因而把上郡十五县连同少梁在内献给秦国，秦惠文君因以张仪为“相邦”，把少梁改称为夏阳（《史记·张仪列传》）。就在这年秦打败赵将赵疵，取得蔺（今山西离石西）和离石（今山西离石）。次年秦又把焦、曲沃及皮氏归还魏国①，这是张仪进一步推行他的连横策略，并准备下年秦惠文君称王。

公元前三二六年秦“初腊，会龙门”（《六国年表》，《秦本纪》只作“初腊”）。腊祭是冬季酬谢有关收获的鬼神的祭祀，具有庆祝丰收、慰劳劳动人民的意义，这是个群众展开娱乐活动的节日，男女齐集，全国人民热烈参与的。这年秦开始举行腊祭，并在龙门（今陕西韩城东北）集会。龙门是黄河上游的神圣之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传说为夏禹治水时所开凿。黄河上游原是河宗氏等部族“游居”之地（见《穆天子传》），从这年起，举行腊祭而在龙门集会，有其特殊意义。因为秦新得河西郡和上郡，这一带原是游牧于黄河上游的戎狄部族的“游居”之地，秦要和这些戎狄部族友好相处，借此可以联欢。此后六年（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六国年表》、《秦本纪》作“王游至北河”，《正义》：“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这就是秦和河上戎族相处友好的结果。后来秦昭王二十年又到上郡、北河（《秦本纪》）。秦这个“初腊，会龙门”的设施，主要目的就在于巩固新得河西郡和上郡的统治，加强与周围游牧的戎狄的联系。

公元前三二五年四月戊午（初四）秦惠文君举行称“王”的仪式，按照齐、魏“会徐州相王”的先例，邀请魏、韩之君入秦朝见，推尊秦君为王，同时秦王也承认魏、韩二君的王号，而且魏韩二君还当场为秦王驾御作为称王标识的坐车，如同魏惠王在逢泽之会称王那样的“乘夏车，称夏王”①，以前逢泽之会有泗上十二诸侯参加朝见；齐魏会徐州相王，除了魏、韩之君参加外，也还有许多小国参加朝见。估计这次秦君称王的仪式上，也还有许多戎狄之君来朝。《后汉书·西羌传》说：“秦孝公立，威服戎羌，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秦孝公时既然有太子驷率许多戎狄之君朝见天子，这时太子驷（即秦惠文君）自己称王，当然必须有许多戎狄之君来朝。上年的“会龙门”，必然曾招徕许多戎狄之君参加，为此次称王仪式作好准备。张仪这样推尊秦惠文君为王，同时又承认魏、韩两君的王号，具有巩固秦与魏、韩连横作用。

长平之战，也是近交远攻的典型战例。秦越过魏、韩与赵决战，消灭赵军主力的绝大部分， 长平战后秦军围攻邯郸，赵频频求救，各国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是答应援赵的魏楚军队也顾虑重重裹足不前举棋不定，魏王受秦王书信威胁，命将军晋鄙作壁上观，楚春申君的援军行 动迟缓，进至新中，战争已结束。近在咫尺的齐国按兵不动，不敢趁火打劫捞取好处。这几国都是受秦严重打击后军力不济军心虚怯而不敢积极援赵，这都是秦交替运用两种策略取得 的效果。

点评：
良马被食，秦穆公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事情已经发生，杀了几个乡人，良马也不能复活，而且很可能激起民怒。顺水推舟的宽恕这些乡人不愧为最佳的选择，而最终的结果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进退有度，才不至进退维谷；宠辱皆忘，方可宠辱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