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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然而,现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备形象是“苍白无力”的。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是一个关系艺术价值的问题。
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
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47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27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
关羽除了“忠”之外，《三国演义》尤其突出了“义”的思想。祭天地桃园结义、张辽义说关云长、刘关张古城聚义、关云长义释曹操、张翼德义释严颜。毛本另外还有第14回“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10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的标题。至于通过人物的语言，或者诗赞、论赞，去鼓吹“义”的就更多了。
《三国演义》中的“义”，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内涵。仅就“桃园三结义”的誓词说，其中就有“上报国家”的忠义；“下安黎庶”的仁义；“救国扶危”的侠义、兄弟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情义，等等。就人物说，小说满腔热情地塑造了关于“义绝”的形象。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曾称关羽是“三奇”之一的“良将”，是“三绝”之一的“义绝”。说关羽“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我们以为，作为“义”的化身，关羽终生守义，可谓义迹斑斑。但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是毛宗岗提出的两点：一是千里寻兄“报主”的“忠义”，二是华容释曹“酬恩”的“信义”。
关羽当初死守下邳，兵败被围，巧妙地以“降汉不降曹”为策略，“身在曹营心在汉”，千方百计寻兄报主的故事，一向为人称道。在曹营，尽管曹操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以高官，给予厚俸，赠美女、馈锦袍、送名马，都不能使他违背桃园盟誓，产生丝毫归顺曹操的念头。接过赤兔马，想的是此马一日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接受了锦缎战袍，仍要把当年皇叔赐的旧袍罩在外面，说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穿之如见兄面”。一旦打听到刘备下落，马上“挂印封金”，“千里单骑”、“过关斩将”，寻兄报主。面对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舍利取义、义无反顾的大义之举，曹操也不得不赞美：“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
关羽华容释曹，在作者看来，更是“义薄云天”。因为重信守诺、知恩必报，向来就是“义”的重要表现。关羽当初兵败被俘，虽然最终未被曹操极为优厚的待遇彻底迷惑，但对曹操的所谓“新恩”，其实也并未完全舍弃，因而总有点不能忘怀。他在当时的辞曹信中就这样说过：“尚有余恩未报，候他日以死答之，乃某之志也。”曹操力排众议，坚持不杀关羽，“使归故主，以全其义”，成就了关羽“义”的美名。于是，有感于“丞相之恩，深如沧海”的关羽，不仅替曹操斩颜良、诛文丑，解了袁绍的白马之围，特别是在赤壁火起后，在华荣道一手“义释”了被大火烧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曹操。这里，关羽冒死释曹，以私废公，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就是在关键时刻不顾军命，不讲原则，认敌为友，放虎归山，犯了政治上、军事上绝对不可原谅的错误；在关羽，他也并非不知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事前曾和诸葛亮立过军令状，军中无戏言，违令是要杀头的。关羽在曹操求命时，正面临着“忠”与“义”的剧烈冲突：放走曹操，这是对刘备不忠；不放曹操，这显然又是忘恩负义。在这两难的境况下，最后还是舍“忠”取“义”，以“义”为上，放了曹操。对于关羽此举，作者极为赞赏，说他是“义重如山”，还引诗称赞他是：“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威风齐如日，名誉震乾坤”；是“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功名”。
应该说，舍忠取义，以义为上，这已不是儒家忠义价值观念的原意。按儒家通则，“义”应该服从“忠”，因为“忠”的对象毕竟是君父。而这里特别强调重信守诺、知恩必报的“义”，显然来自民间的传统。民间的所谓“江湖义气”，主要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救助、回报和温情，这种“义”体现了利益交换的原则，因而在当时市民百姓中是广被认可、并有着极大吸引力的。若从儒家以传统道德为价值中心的文化背景考察，关羽的冒死释曹，也符合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的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重动机的纯正，不计后果如何，这正是儒家一向提倡的道德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关羽释曹也受了一些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
总之，关羽终生守“义”，以身尽“忠”，是一个集忠义、勇武为一身的“古今良将中第一奇人”，不同的阶级都可在他身上找到有用的东西。因此，关羽不仅统治阶级那里一再被封，由“王”而“帝”，由“帝”而“圣”，孔夫子为“文圣”，关夫子为“武圣”；而且在民间又由“圣”而“神”，是影响最大的民俗神，“孔庙”、“文庙”远远不如“关庙”、“武庙”多。在关庙前，代代都是庙宇遍天下，香火满人间。
张飞 张飞（167?—221），字益德（《三国演义》中字翼德），涿郡涿县人（今河北涿州）。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将领,是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老三。166年出生,221年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
张飞，刘备义弟，五虎大将中第二位。少时即与关羽共事刘备。曾在虎牢关与关羽、刘备一起迎战吕布。长坂坡桥头上一声吼，吓退曹操百万军，吓死夏侯杰。葭萌关夜战马超，一支丈八蛇矛勇冠三军。刘备入川以后拜为本骑将军，封西乡侯。公元221年为替二哥关羽报仇，同刘备起兵攻伐东吴。临行前，因鞭挞士卒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死时只有五十五岁。后人有诗叹道：
安喜曾闻鞭督邮，黄巾扫尽佐炎刘。
虎牢关上声先震，长坂桥边水逆流。
义释严颜安蜀境，智欺张飞定中州。
伐吴未克身先死，秋草长遗阆地愁。
张飞为人勇猛，曾率二十骑兵于长坂坡吓退曹军。而且书法不错，擅画美人，现今仍有其墨宝、画像留下。张飞对有学问的人很礼遇，如刘巴初降，张飞立即到其家拜访，但刘巴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张飞虽然气愤，但没有抱怨说一句。张飞也惜英雄重英雄，如捉到严颜时，严颜宁死不屈，张飞敬重其为人，将严颜收为将领。
可是张飞脾气暴躁，对士兵非常严厉。刘备时常劝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飞不听。果然张飞就是死在其部下之手。
诸葛亮；诸葛亮
认识诸葛亮在青年时期就有远大抱负和卓越见识，从中受到启发，立志培养自己成为有用人才。
诸葛亮
高扬“忠义”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系列忠臣义士的形象，对他们的“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行为，大加赞美，以此来张扬“忠义”思想。前人曾说：“《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忠义者，演义之功也。”（清·王侃《江州笔谈》）
说到“忠”，首先自然要说到诸葛亮。诸葛亮形象的特征之一，就是“忠贞”，对蜀汉事业“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卷23）。当初他隐居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经刘备三顾茅庐，虽“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他一旦认识了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之后，就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诸葛亮又“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继续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得难以点化，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就曾说过，如果刘禅不材，可取而代之，但诸葛亮却从未萌生过些微野心，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执著理想，力撑危局，顽强进取，坚忍不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竭力把诸葛亮和曹操的品德置于对立的两极上，一个是辅汉之忠臣，一个是篡汉之奸贼，表现出强烈的褒贬抑扬的价值判断。诸葛亮形象的光彩，首先就在于他为当时社会所推崇备至的人格力量。
在长达近百年的三国历史中，诸葛亮的活动虽只有二十七年，但在小说中却占了一半以上的文字，即从第38回诸葛亮出场的“隆中决策”，到第104回的“丞相归天”，共有66回的篇幅，这还不包括诸葛亮出山前水镜先生对他的赞美、离世后“魏都督丧胆”的余威。这将近70回中，又有一半以上的章回是专门写诸葛亮事迹的。如此着力刻画的人物，在全书中还没有第二个。因此，郑振铎曾说：“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三国演义的演化》）。
的确，小说中的诸葛亮是最具魅力、最有光彩的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集中了忠臣贤相的所有美德，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全部胆、识、才、智。通过这样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形象，寄托着作者圣君贤相的社会理想。
诸葛亮性格的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忠贞，二是智慧。
诸葛亮的忠贞集中表现在他对蜀汉事业的态度上。当初他隐居隆中，虽经刘备三顾茅庐，“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他一旦认识了刘备的诚心诚意之后，就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诸葛亮又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继续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得难以点化，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就曾说过，如果刘禅不材，可取而代之，但诸葛亮却从未萌生过些微野心，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执著理想，力撑危局，顽强进取，坚忍不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竭力把诸葛亮和曹操的品德置于对立的两极上，一个是辅汉之忠臣，一个是篡汉之奸贼，表现出强烈的褒贬抑扬的价值判断。诸葛亮形象的光彩，首先就在于他的为当时社会所推崇备至的人格力量。
当然，构成诸葛亮形象的另一基本要素更在于他的足智多谋。他料事如神，谋略超人；下知地理，上晓天文；深谙政治，精通军事，善于外交，具有经天纬地之才。早在隐居隆中时，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初见刘备，就透辟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占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的战略思想。要刘备北让曹操占天时，东让孙权占地利，而蜀汉只能占人和。当时刘备因为屡吃败仗，檐下借居，正走投无路，忽然有这样明眼人的指点，使他眼前豁然一亮，从心底感激佩服。自此二人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形同鱼水。诸葛亮不仅有隆中高论，而且能实际用兵。第一次在博望坡就出奇制胜，以区区九千人马，一举用火烧退了曹操部将夏侯敦的十万大军。一下子就扭转了刘备集团长期以来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同时也使得当初就对他冷眼旁观、并不服气的关羽、张飞，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拜服”再三。这样，诸葛亮很快就在刘备集团中树立了威信，站稳了脚跟。
火烧博望后，接着又火烧新野，诸葛亮再次用火攻把曹仁、曹洪的大队人马烧得焦头烂额。终于激起曹操重整旗鼓，统雄兵百万，率上将千员，假称帝命，逼近长江，要与东吴孙权联盟共伐刘备。面对曹操强大的实力和声势，东吴集团文官们都主降，只有一部分武官主战。这时，诸葛亮为了贯彻联吴抗曹的战略，又顶着危险，只身到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力驳群儒，语惊四座。接着又用激将法，智激周瑜和孙权，最终争取了东吴这个强有力的军事同盟。然而，也就在此时，诸葛亮的精明智慧引起了周瑜的嫉妒不安，他三番五次找机会想杀掉诸葛亮。但诸葛亮凭着他的足智多谋和豁怀大度，虚与周旋，每次都巧妙地躲过了谋害：先是周瑜派诸葛亮去乌巢劫粮，断曹操的粮道，目的是想借曹操之手杀掉诸葛亮，结果却被诸葛亮巧妙地以言相激，点破劫粮必备擒的后果，并通过鲁肃告诫周瑜应以拒曹为重，不要相互谋害。接着是群英会，曹操派蒋干说降周瑜，不想自作聪明、愚不可及的将干反被周瑜愚弄，最终使曹操中了反间计，杀掉了自己的两员水军大将。周瑜对此计非常得意，以为别人不知，实际早被诸葛看破。于是周瑜再设障碍，令诸葛十天之内造十万只箭，想以此难住对方，进而对诸葛军法从事。但诸葛亮胸有成竹，利用大雾横江，草船借箭，仅三天就赚获了曹军羽箭十万只。后来周瑜又用苦肉计，把黄盖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厥。为的是借此让黄盖去诈降曹操。周瑜这一计人人莫名其妙，就连鲁肃也蒙在鼓里，但诸葛亮却冷眼旁观，心内有数。在周瑜安排下，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赤壁大战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得意中的周瑜突然大叫一声，往后便倒。接着就口吐鲜血，卧病不起。这时，又是洞察一切的诸葛亮看透了此时周瑜得的是心病：因为在隆冬十月，西北风正盛，东吴放火要烧北方曹操的战船，无异于玩火自焚，就在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又是诸葛亮筑坛祭东风，这才使火烧赤壁一举告捷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更是主张“亲刘贬曹”，把曹操写的奸诈狡猾、无恶不作。但是，在我眼中曹操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汉末时期，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府腐败不堪，董卓、吕布、袁绍等一干狼豺虎豹更加使老百姓民不聊生。此刻，平时那些所谓英雄或默不出声或献媚与袁绍等人。而曹操，一个小小的宦官之子却抱着为天下除害、国家分忧的宏伟大志，到处招兵，搜寻人才，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大破袁绍，使对方溃不成军，无力反击。难怪后来曹操曾说过：“这天下若不是我曹孟德，不知道有多少人称王称帝啊！”
曹操不但有勇、有志，而且有谋。董卓当权时期，败坏纲纪。曹操便夜带七星宝刀只身前往行刺，其勇气不下于荆轲，行刺失败时，董卓怀疑他，他又随机应变说是来献宝刀，骗过董卓后变星夜飞离京城。“破黄巾，灭袁绍，平袁术，诛吕布，败张鲁，收刘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切不正是说明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手段吗？
曹操爱人才是自古有名的，官渡之战时，曹操和袁绍进入持久战，两方都暗自不动，曹方粮草就要耗尽，士兵们士气低落。这时，袁绍的某士徐攸因不满袁绍而投奔曹操，据《三国演义》的记载：“操跣足而出。”“跣足”就是光着脚的意思，且不说曹操的用意如何，他的样子，就足够让人明白他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了。
曹操曾请求许邵给自己做一评价，许邵便答：“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的，曹操是一个奸雄，但也是一个强人，他有巧取豪夺的能力，横冲直闯的勇气，抑强扶弱的智慧。他的出现，正是这个时代所必需的选择。
曹操
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
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47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27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
关羽除了“忠”之外，《三国演义》尤其突出了“义”的思想。祭天地桃园结义、张辽义说关云长、刘关张古城聚义、关云长义释曹操、张翼德义释严颜。毛本另外还有第14回“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10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的标题。至于通过人物的语言，或者诗赞、论赞，去鼓吹“义”的就更多了。
《三国演义》中的“义”，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内涵。仅就“桃园三结义”的誓词说，其中就有“上报国家”的忠义；“下安黎庶”的仁义；“救国扶危”的侠义、兄弟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情义，等等。就人物说，小说满腔热情地塑造了关于“义绝”的形象。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曾称关羽是“三奇”之一的“良将”，是“三绝”之一的“义绝”。说关羽“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我们以为，作为“义”的化身，关羽终生守义，可谓义迹斑斑。但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是毛宗岗提出的两点：一是千里寻兄“报主”的“忠义”，二是华容释曹“酬恩”的“信义”。
关羽当初死守下邳，兵败被围，巧妙地以“降汉不降曹”为策略，“身在曹营心在汉”，千方百计寻兄报主的故事，一向为人称道。在曹营，尽管曹操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以高官，给予厚俸，赠美女、馈锦袍、送名马，都不能使他违背桃园盟誓，产生丝毫归顺曹操的念头。接过赤兔马，想的是此马一日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接受了锦缎战袍，仍要把当年皇叔赐的旧袍罩在外面，说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穿之如见兄面”。一旦打听到刘备下落，马上“挂印封金”，“千里单骑”、“过关斩将”，寻兄报主。面对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舍利取义、义无反顾的大义之举，曹操也不得不赞美：“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
关羽华容释曹，在作者看来，更是“义薄云天”。因为重信守诺、知恩必报，向来就是“义”的重要表现。关羽当初兵败被俘，虽然最终未被曹操极为优厚的待遇彻底迷惑，但对曹操的所谓“新恩”，其实也并未完全舍弃，因而总有点不能忘怀。他在当时的辞曹信中就这样说过：“尚有余恩未报，候他日以死答之，乃某之志也。”曹操力排众议，坚持不杀关羽，“使归故主，以全其义”，成就了关羽“义”的美名。于是，有感于“丞相之恩，深如沧海”的关羽，不仅替曹操斩颜良、诛文丑，解了袁绍的白马之围，特别是在赤壁火起后，在华荣道一手“义释”了被大火烧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曹操。这里，关羽冒死释曹，以私废公，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就是在关键时刻不顾军命，不讲原则，认敌为友，放虎归山，犯了政治上、军事上绝对不可原谅的错误；在关羽，他也并非不知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事前曾和诸葛亮立过军令状，军中无戏言，违令是要杀头的。关羽在曹操求命时，正面临着“忠”与“义”的剧烈冲突：放走曹操，这是对刘备不忠；不放曹操，这显然又是忘恩负义。在这两难的境况下，最后还是舍“忠”取“义”，以“义”为上，放了曹操。对于关羽此举，作者极为赞赏，说他是“义重如山”，还引诗称赞他是：“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威风齐如日，名誉震乾坤”；是“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功名”。
应该说，舍忠取义，以义为上，这已不是儒家忠义价值观念的原意。按儒家通则，“义”应该服从“忠”，因为“忠”的对象毕竟是君父。而这里特别强调重信守诺、知恩必报的“义”，显然来自民间的传统。民间的所谓“江湖义气”，主要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救助、回报和温情，这种“义”体现了利益交换的原则，因而在当时市民百姓中是广被认可、并有着极大吸引力的。若从儒家以传统道德为价值中心的文化背景考察，关羽的冒死释曹，也符合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的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重动机的纯正，不计后果如何，这正是儒家一向提倡的道德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关羽释曹也受了一些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
总之，关羽终生守“义”，以身尽“忠”，是一个集忠义、勇武为一身的“古今良将中第一奇人”，不同的阶级都可在他身上找到有用的东西。因此，关羽不仅统治阶级那里一再被封，由“王”而“帝”，由“帝”而“圣”，孔夫子为“文圣”，关夫子为“武圣”；而且在民间又由“圣”而“神”，是影响最大的民俗神，“孔庙”、“文庙”远远不如“关庙”、“武庙”多。在关庙前，代代都是庙宇遍天下，香火满人间。
张飞 张飞（167?—221），字益德（《三国演义》中字翼德），涿郡涿县人（今河北涿州）。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将领,是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老三。166年出生,221年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
张飞，刘备义弟，五虎大将中第二位。少时即与关羽共事刘备。曾在虎牢关与关羽、刘备一起迎战吕布。长坂坡桥头上一声吼，吓退曹操百万军，吓死夏侯杰。葭萌关夜战马超，一支丈八蛇矛勇冠三军。刘备入川以后拜为本骑将军，封西乡侯。公元221年为替二哥关羽报仇，同刘备起兵攻伐东吴。临行前，因鞭挞士卒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死时只有五十五岁。后人有诗叹道：
安喜曾闻鞭督邮，黄巾扫尽佐炎刘。
虎牢关上声先震，长坂桥边水逆流。
义释严颜安蜀境，智欺张飞定中州。
伐吴未克身先死，秋草长遗阆地愁。
张飞为人勇猛，曾率二十骑兵于长坂坡吓退曹军。而且书法不错，擅画美人，现今仍有其墨宝、画像留下。张飞对有学问的人很礼遇，如刘巴初降，张飞立即到其家拜访，但刘巴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张飞虽然气愤，但没有抱怨说一句。张飞也惜英雄重英雄，如捉到严颜时，严颜宁死不屈，张飞敬重其为人，将严颜收为将领。
可是张飞脾气暴躁，对士兵非常严厉。刘备时常劝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飞不听。果然张飞就是死在其部下之手。
诸葛亮；诸葛亮
认识诸葛亮在青年时期就有远大抱负和卓越见识，从中受到启发，立志培养自己成为有用人才。
诸葛亮
高扬“忠义”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系列忠臣义士的形象，对他们的“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行为，大加赞美，以此来张扬“忠义”思想。前人曾说：“《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忠义者，演义之功也。”（清·王侃《江州笔谈》）
说到“忠”，首先自然要说到诸葛亮。诸葛亮形象的特征之一，就是“忠贞”，对蜀汉事业“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卷23）。当初他隐居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经刘备三顾茅庐，虽“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他一旦认识了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之后，就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诸葛亮又“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继续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得难以点化，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就曾说过，如果刘禅不材，可取而代之，但诸葛亮却从未萌生过些微野心，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执著理想，力撑危局，顽强进取，坚忍不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竭力把诸葛亮和曹操的品德置于对立的两极上，一个是辅汉之忠臣，一个是篡汉之奸贼，表现出强烈的褒贬抑扬的价值判断。诸葛亮形象的光彩，首先就在于他为当时社会所推崇备至的人格力量。
在长达近百年的三国历史中，诸葛亮的活动虽只有二十七年，但在小说中却占了一半以上的文字，即从第38回诸葛亮出场的“隆中决策”，到第104回的“丞相归天”，共有66回的篇幅，这还不包括诸葛亮出山前水镜先生对他的赞美、离世后“魏都督丧胆”的余威。这将近70回中，又有一半以上的章回是专门写诸葛亮事迹的。如此着力刻画的人物，在全书中还没有第二个。因此，郑振铎曾说：“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三国演义的演化》）。
的确，小说中的诸葛亮是最具魅力、最有光彩的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集中了忠臣贤相的所有美德，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全部胆、识、才、智。通过这样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形象，寄托着作者圣君贤相的社会理想。
诸葛亮性格的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忠贞，二是智慧。
诸葛亮的忠贞集中表现在他对蜀汉事业的态度上。当初他隐居隆中，虽经刘备三顾茅庐，“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他一旦认识了刘备的诚心诚意之后，就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诸葛亮又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继续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得难以点化，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就曾说过，如果刘禅不材，可取而代之，但诸葛亮却从未萌生过些微野心，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执著理想，力撑危局，顽强进取，坚忍不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竭力把诸葛亮和曹操的品德置于对立的两极上，一个是辅汉之忠臣，一个是篡汉之奸贼，表现出强烈的褒贬抑扬的价值判断。诸葛亮形象的光彩，首先就在于他的为当时社会所推崇备至的人格力量。
当然，构成诸葛亮形象的另一基本要素更在于他的足智多谋。他料事如神，谋略超人；下知地理，上晓天文；深谙政治，精通军事，善于外交，具有经天纬地之才。早在隐居隆中时，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初见刘备，就透辟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占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的战略思想。要刘备北让曹操占天时，东让孙权占地利，而蜀汉只能占人和。当时刘备因为屡吃败仗，檐下借居，正走投无路，忽然有这样明眼人的指点，使他眼前豁然一亮，从心底感激佩服。自此二人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形同鱼水。诸葛亮不仅有隆中高论，而且能实际用兵。第一次在博望坡就出奇制胜，以区区九千人马，一举用火烧退了曹操部将夏侯敦的十万大军。一下子就扭转了刘备集团长期以来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同时也使得当初就对他冷眼旁观、并不服气的关羽、张飞，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拜服”再三。这样，诸葛亮很快就在刘备集团中树立了威信，站稳了脚跟。
火烧博望后，接着又火烧新野，诸葛亮再次用火攻把曹仁、曹洪的大队人马烧得焦头烂额。终于激起曹操重整旗鼓，统雄兵百万，率上将千员，假称帝命，逼近长江，要与东吴孙权联盟共伐刘备。面对曹操强大的实力和声势，东吴集团文官们都主降，只有一部分武官主战。这时，诸葛亮为了贯彻联吴抗曹的战略，又顶着危险，只身到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力驳群儒，语惊四座。接着又用激将法，智激周瑜和孙权，最终争取了东吴这个强有力的军事同盟。然而，也就在此时，诸葛亮的精明智慧引起了周瑜的嫉妒不安，他三番五次找机会想杀掉诸葛亮。但诸葛亮凭着他的足智多谋和豁怀大度，虚与周旋，每次都巧妙地躲过了谋害：先是周瑜派诸葛亮去乌巢劫粮，断曹操的粮道，目的是想借曹操之手杀掉诸葛亮，结果却被诸葛亮巧妙地以言相激，点破劫粮必备擒的后果，并通过鲁肃告诫周瑜应以拒曹为重，不要相互谋害。接着是群英会，曹操派蒋干说降周瑜，不想自作聪明、愚不可及的将干反被周瑜愚弄，最终使曹操中了反间计，杀掉了自己的两员水军大将。周瑜对此计非常得意，以为别人不知，实际早被诸葛看破。于是周瑜再设障碍，令诸葛十天之内造十万只箭，想以此难住对方，进而对诸葛军法从事。但诸葛亮胸有成竹，利用大雾横江，草船借箭，仅三天就赚获了曹军羽箭十万只。后来周瑜又用苦肉计，把黄盖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厥。为的是借此让黄盖去诈降曹操。周瑜这一计人人莫名其妙，就连鲁肃也蒙在鼓里，但诸葛亮却冷眼旁观，心内有数。在周瑜安排下，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赤壁大战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得意中的周瑜突然大叫一声，往后便倒。接着就口吐鲜血，卧病不起。这时，又是洞察一切的诸葛亮看透了此时周瑜得的是心病：因为在隆冬十月，西北风正盛，东吴放火要烧北方曹操的战船，无异于玩火自焚，就在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又是诸葛亮筑坛祭东风，这才使火烧赤壁一举告捷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更是主张“亲刘贬曹”，把曹操写的奸诈狡猾、无恶不作。但是，在我眼中曹操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汉末时期，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府腐败不堪，董卓、吕布、袁绍等一干狼豺虎豹更加使老百姓民不聊生。此刻，平时那些所谓英雄或默不出声或献媚与袁绍等人。而曹操，一个小小的宦官之子却抱着为天下除害、国家分忧的宏伟大志，到处招兵，搜寻人才，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大破袁绍，使对方溃不成军，无力反击。难怪后来曹操曾说过：“这天下若不是我曹孟德，不知道有多少人称王称帝啊！”
曹操不但有勇、有志，而且有谋。董卓当权时期，败坏纲纪。曹操便夜带七星宝刀只身前往行刺，其勇气不下于荆轲，行刺失败时，董卓怀疑他，他又随机应变说是来献宝刀，骗过董卓后变星夜飞离京城。“破黄巾，灭袁绍，平袁术，诛吕布，败张鲁，收刘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切不正是说明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手段吗？
曹操爱人才是自古有名的，官渡之战时，曹操和袁绍进入持久战，两方都暗自不动，曹方粮草就要耗尽，士兵们士气低落。这时，袁绍的某士徐攸因不满袁绍而投奔曹操，据《三国演义》的记载：“操跣足而出。”“跣足”就是光着脚的意思，且不说曹操的用意如何，他的样子，就足够让人明白他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了。
曹操曾请求许邵给自己做一评价，许邵便答：“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的，曹操是一个奸雄，但也是一个强人，他有巧取豪夺的能力，横冲直闯的勇气，抑强扶弱的智慧。他的出现，正是这个时代所必需的选择。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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