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为何竟闹到绝交的地步?
咸丰七年以前,虽然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4、曾左绝交,其咎在谁?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
由于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
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领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军事危急之际做出这个决定,确实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曾国藩此举,实属迫不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皇帝申明自己所处“极不得位”的真实处境。
咸丰皇帝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遂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
朋友当中,胡林翼、吴敏树等都对曾国藩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对曾国藩加以安慰。
但是左宗棠却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
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劈头盖脸地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
“《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
接下来左宗棠又嘻怒笑骂,捎带嘲讽了曾国藩兵略平常:
“老兄之于兵事,诚不敢谓其有功无过,然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此念尚可见谅于朝廷??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
意思是说,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了。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批评你。
从才能到品质,左宗棠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可以想见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会多么郁闷。
事情还不止于此,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弹。
“左恪靖(指左宗棠)在骆文忠(指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此次委军回湘,是湖南官场一时谈论的热点,左宗棠每见一人,都大谈曾氏平日摆出一副理学大家面孔,以诚自命,此次却以父丧为由,要挟君父,可见其居心并不如自己所称那样正大。
左宗棠这一骂,正发生在曾国藩情绪处于最谷低的时期。
曾国藩要挟皇帝,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结果,反被皇帝顺水推舟,解除了兵权,让他在家守孝。一下子,曾国藩弄巧成拙,成为天下官场的笑柄,已经痛苦不已。而左宗棠的诋毁,又成了撒在曾氏伤口上的一把盐,把曾国藩伤到彻骨,让他终生难以释怀。
正因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这封信根本不予回复,从此与左音书断绝。左宗棠没接到回信,一时居然还很不高兴,在四月二十日致胡林翼信说:
“此公才短气矜,终非平贼之人。仁先、霞仙知其为君子,而不以君子待之,殊可叹。此辈宜置之高阁,待贼平再议耳。“
但四处骂完了曾国藩,痛快完了嘴之后,中夜抚心自思,左宗棠也感觉自己做得有些过分。
听说曾国藩对他“见怪”之后,在给王鑫的信中,他难得地做了一点自我批评:
“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语言过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尽在涤矣。“
就是说,虽然我说的都是正确的道理,不过方式方法可能有问题。但是曾国藩不给他回信,心高气傲的他当然也不可能主动再去联络。
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公(指曾国藩)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
然而,历史不会让这两个同样闪光的人物就此再无交集,总有那么一个契机,两人又会重新走到一起,不但前嫌尽释,并且更加融洽和谐。
水城生活汇将用10篇文章的篇幅,和大家聊一聊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恩怨情仇,这是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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