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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但是，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力量，却有很大的不同。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无论是公车上书也罢，建立学社也罢，以及后来的行走军机也罢，都主要是在发表言论、提供方案的范围内行动。这一切，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诚然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其时沉闷喑哑的思想、政治界中所发生的震撼，也类乎核的裂变。而光绪皇帝，在名义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统帅一切、指挥一切。但是，维新志士们全是手无寸铁的书生。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正在于，他们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至于光绪皇帝，又是一个瑟缩在西太后淫威阴影之下的儿皇帝，在没有武装力量拥簇的条件下，他表面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却是极其有限的。光绪一生处于无权的地位，早在他入宫时已经确定了。光绪生于深宫，但他通过审阅奏章，认识到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营私舞弊；军队无战斗力，对外战争一败涂地；洋务企业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而亏损有加。光绪面对处于列强虎视眈眈威胁下的这样一个烂摊子，认识到不改革、不维新只有亡国。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识，这使他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成为可能。他比较早地接触到维新思想代表人物如冯桂芬、康有为、汤震等人的著作，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光绪，这个处于丧权辱国时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局势中，力图变革，他主战、支持变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到19世纪末，中国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1〕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hé＠①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2〕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日本史学家井上靖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蕃为首的革新派即以“开港倒幕”、“强蕃割据”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船中八策”、“王政复古”、“辞官纳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其后日本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兰学”。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肩负“救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情之一面。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勃起之日。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3〕的前因后果说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中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中国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中国似乎胜于日本。但以中国之大，而日本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这个比例比中国的要高。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国，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中国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关于这一点，读读《阿Q正传》即可了然。
最后，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在策略上似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到19世纪末，中国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1〕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hé＠①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2〕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日本史学家井上靖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蕃为首的革新派即以“开港倒幕”、“强蕃割据”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船中八策”、“王政复古”、“辞官纳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其后日本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兰学”。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肩负“救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情之一面。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勃起之日。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3〕的前因后果说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中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中国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中国似乎胜于日本。但以中国之大，而日本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这个比例比中国的要高。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国，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中国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关于这一点，读读《阿Q正传》即可了然。
最后，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在策略上似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280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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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十大差别
1868年的明治维新把一个封建、落后、分裂的日本迅速改造成了一个文明、科学、发达、统一的日本，1898年的戊戌变法不但没有能有效扭转每况愈下的中国，甚至连变法者自己的生命都不保。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能成功？有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经验借鉴的中国戊戌变法为什么反而失败了？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的回答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变法。”也有专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改革激进造成的，就像苏联激进改革导致苏联解体一样。同时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是因为日本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则是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反对。个人觉得，上述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观点的形成和流行，我想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对明治维新的真相缺乏足够的了解。我注意到，在中国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绝大多数资料中，都看不到对明治维新的成功起着绝对重要作用的灵魂人物坂本龙马的名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明治维新的了解是多么不足。
最近阅读了由日本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写的、长达八册的原版长篇历史小说《龙马的足迹》（日文书名是《竜马が行く》），从中了解到了许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相当陌生的明治维新的历史资料，然后将其与戊戌变法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比较，总结出了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十大原因,也可以说是十大差别，与各位对此有兴趣的同好探讨。
一， 改革的国情不同
从1185年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实际统治权都被各种不同的征夷大将军所掌握，日本的天皇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明治维新前，全日本大小诸侯有三百个左右,其中最大的诸侯是德川幕府。德川幕府以天皇所封的征夷大将军为官职,挟天皇以令诸侯。所以明治维新的第一步，就是要结束这种军阀割据的状态，建立全日本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的清朝，除了其中有短暂的分裂状态，绝大多数时间一直都处于统一状态。可是戊戌变法的第一步，却是从分裂中央集权内部开始，将原本统一的国家统治集团，分裂为“后党”和“帝党”这两大政治集团，最后甚至发展到要用武装政变来彼此消灭对方。
从分裂走向统一符合正义期待和历史潮流，从统一走向分裂，则注定要失败。
二，改革前的准备不同
德川幕府末期，以下层武士阶层和地方诸侯为主的意在恢复日本天皇实际统治权的“尊王攘夷”活动风起云涌连续几十年，不但在思想上、军事上，而且在人才上、经济实力上等都为明治维新做了充分的准备。
戊戌变法从共车上书开始。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到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前后一共只有三年时间，除了在全国一些地方组织了强学会和出版了一些报纸为变法做宣传外，既无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准备，也没有思想上和人才上的准备。尤其是作为发动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也完全不具备成熟的变法思想和能力，只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激于义愤而突然产生了上书变法的冲动，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变法等，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准备越充分的改革越容易获得成功，缺乏必要准备的改革难免失败。
三，改革的领导者不同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而且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幕府末期的血与火的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成分包括职业革命家、各诸侯的职业军人和官僚，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等。比如说坂本龙马是武士出生，眼见着许多武士为了推翻幕府被屠杀，多少次地方诸侯的反抗被镇压,他自己也一直被追杀，终于领悟到只通过盲目的暗杀行动来推翻幕府是行不通的。他通过海运知识的学习和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长期学习，逐渐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创办了从事国际贸易的“ 海援会”，这不但为推翻幕府培训了海军人才，还为推翻幕府积累了资金，帮助与幕府分庭抗礼的诸侯从国外秘密购买了大批先进的武器，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让不同的诸侯入股“海援会”的方式将原本分裂各自为阵的地方各大诸侯联合起来。
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只是一个脆弱无能的皇帝和几个没有丝毫从政经验的热血文人，他们既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也没有一套可行的改革方案，甚至不了解基本的国家管理的常识。
没有成熟领导者的乌合之众，是不可能让主宰数亿人命运的大国改革获得成功的。
四，改革的策略不同
围绕怎样推翻幕府的问题，一直以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非法地进行武装讨伐和暗杀，一种是合法地进行武装讨伐。所谓合法地讨伐，就是要有天皇的许可，可是天皇一直都在德川幕府的监控之下，根本不可能公开发出讨伐令。当时的日本天皇，就像当年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所以推翻幕府的革命一直都是非法的，也一再以流血失败告终。正是在吸收了这些经验教训之后，坂本龙马提出了“大政奉还”的策略。也就是说不通过武装流血斗争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而是让德川幕府自己主动将统治权交还给天皇，然后组成新的全日本真正统一的新政府，德川幕府也像其他诸侯一样平等地参与新政府的管理。
这样一来，国家达到了统一的目的，德川幕府也避免了被消灭的命运，是一个多赢的结局。为了让德川幕府主动交出正确，各诸侯同时加强军备，以武逼和。坂本龙马提出的“大政奉还”的策略得到了各大诸侯的赞同，并且在他的联络下，展开了游说工作，最后终于在1867年迫使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主动向天皇提出辞呈，使“大政奉还”从理论变成现实。
戊戌变法基本上可以说没有策略，反而从一开始就与依然拥有强大能力的“后党”争权夺利，最后甚至想通过买通“后党”的军人来搞政变吃掉“后党”，实在是愚不可及！
正确的策略能保证改革的成功，没有正确可行的策略即使不将改革引向失败，也往往会让改革走上弯路或误入歧途。
五，改革的方案不同
明治维新不但有“大政奉还”的高明策略，而且有具体可行简明扼要的方案，这就是坂本龙马提出的“船中八策”，其内容如下：
1， 将天下的政权奉还给朝廷，一切政令应该由朝廷来发布。
2， 朝廷要设立上下议政局，设置议员，讨论决定朝政，决定朝政的根据必须是公义。
3， 召集全国有才能的公卿、诸侯、及平民百姓中的人才，聘用他们为顾问，并赐给相应的官爵，将原来朝中有爵无能的官员辞退。
4， 外交必须经过广泛的公议之后，才能缔结新的条约。
5， 参照原来的旧法，建立一套新法大典。
6， 必须大力扩展海军。
7， 必须建立属于天皇和日本的全新陆军。
8， 根据法律，平等地与海外各国进行金银货物贸易。
从《船中八策》到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的《 五条誓文 》，主要内容基本相同，而且几十年始终如一。戊戌变法完全没有一个主要明确的改革方案，在短短的103天内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不但毫无轻重缓急之分,也让地方官无所适从,疲于奔命。
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的贯彻实施和坚持是保证改革成功的关键。
六，改革的重点不同
明治维新的主要工作，是从无到有，重点是建立原来没有的东西，比如具有现代民主体制的议政制、建立现代国防、对外开放引进西方的科技、开办现代教育等。做起来阻力就比较小。戊戌变法则是从旧到新，重点首先是要将原来的否定，然后另外搞一套新的，这样阻力就很大。
任何社会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关键是怎样因势利导，抓重点进行改革突破，通过点的突破来带动面的改变。
七，改革的获利者不同
明治维新的获利者是全体日本国民。正如司马辽太郎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没有“日本国”的概念，只有藩王和天皇的概念。明治维新之后，打破了国民原来的等级制度，才有了“日本国”和所有国民平等的“日本人”的概念。
以《 五条誓文 》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来说，日本在当时就开始了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
与此相比，戊戌变法虽然提出了废除科举的制度，却没有在全国同时推行义务教育，在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只兴办了一座京师大学堂。说来惭愧，直到今天，在中国也还没有完全实现全民免费的义务教育！
戊戌变法的获利者是极少数，但却是以剥夺极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为前提，对于更广大的普通国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获利可言。
不能使绝大多数国民获利的改革就无法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是不能长久和成功的。
八，国民对改革的态度不同
明治维新除了遭到德川幕府的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外，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拥护和赞同，尤其是在的德川幕府的顽固派的叛乱被评定后,几乎得到了全体国民一致的支持,国家在这样的改革下迅速强盛起来,国民也从这样的改革中很快富裕起来，真正实现了民富国强。
戊戌变法除了颁布了一大堆没有来得及实施的新政，和建立起了许多书生论政的报刊社团之外，国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实惠，所以改革基本上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同。
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的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九，对外国势力的态度不同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辱，也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也介入了日本国内的军方争斗的势力。比如说当时的法国是支持德川幕府的，而长州藩则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坂本龙马等有识之士正是看到了外国势力对日本的介入，担心一旦各地方藩王都通过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来展开推翻幕府的战争，那样，日本国民不但自己要展开大规模的彼此屠杀，而且在屠杀完之后，日本各藩王将更加严重地被各西方列强所控制，日本也将陷入更加分裂的状态。所以为了避免外国势力的介入，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迫使德川幕府将“大政奉还”。这一历史事实与国内某些学者所谓的明治维新是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才获得了成功的观点正好相反。
戊戌变法最后激起了“后党”的屠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光绪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搞政变，二是光绪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计划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
由此不难看出，真正企图得到外国势力帮助的，不是明治维新而是戊戌变法。明治维新的成功，正是因为摆脱了西方列强的介入。可悲的是，中国从戊戌变法直到今天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各种政治集团依赖外国势力的介入来维持和争夺自身利益的悲剧依然没有落幕！
任何指望通过外国势力介入的改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获得了一时的胜利，也很难持久，并且会留下后患无穷的后遗症。
十，改革的时间长短不同
对于明治维新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文章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20年，有文章说，明治维新用5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从外交角度上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彻底废除外国强加于其的不平等条约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强大的标志的话，那么日本从1854年被迫与美国签定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68年的明治维新，然后经过持续改革，到1911年才全部废除了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从1868年到1911年是43年。
戊戌变法不但在变法前时间极短，在变法后更是只维持了103天。戊戌变法这一如此鲜明的“不可持续性”本身，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由此可见, 戊戌变法的实际价值是被中国人过分夸大了，其真正的价值我只能说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1868年的明治维新把一个封建、落后、分裂的日本迅速改造成了一个文明、科学、发达、统一的日本，1898年的戊戌变法不但没有能有效扭转每况愈下的中国，甚至连变法者自己的生命都不保。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能成功？有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经验借鉴的中国戊戌变法为什么反而失败了？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的回答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变法。”也有专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改革激进造成的，就像苏联激进改革导致苏联解体一样。同时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是因为日本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则是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反对。个人觉得，上述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观点的形成和流行，我想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对明治维新的真相缺乏足够的了解。我注意到，在中国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绝大多数资料中，都看不到对明治维新的成功起着绝对重要作用的灵魂人物坂本龙马的名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明治维新的了解是多么不足。
最近阅读了由日本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写的、长达八册的原版长篇历史小说《龙马的足迹》（日文书名是《竜马が行く》），从中了解到了许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相当陌生的明治维新的历史资料，然后将其与戊戌变法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比较，总结出了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十大原因,也可以说是十大差别，与各位对此有兴趣的同好探讨。
一， 改革的国情不同
从1185年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实际统治权都被各种不同的征夷大将军所掌握，日本的天皇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明治维新前，全日本大小诸侯有三百个左右,其中最大的诸侯是德川幕府。德川幕府以天皇所封的征夷大将军为官职,挟天皇以令诸侯。所以明治维新的第一步，就是要结束这种军阀割据的状态，建立全日本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的清朝，除了其中有短暂的分裂状态，绝大多数时间一直都处于统一状态。可是戊戌变法的第一步，却是从分裂中央集权内部开始，将原本统一的国家统治集团，分裂为“后党”和“帝党”这两大政治集团，最后甚至发展到要用武装政变来彼此消灭对方。
从分裂走向统一符合正义期待和历史潮流，从统一走向分裂，则注定要失败。
二，改革前的准备不同
德川幕府末期，以下层武士阶层和地方诸侯为主的意在恢复日本天皇实际统治权的“尊王攘夷”活动风起云涌连续几十年，不但在思想上、军事上，而且在人才上、经济实力上等都为明治维新做了充分的准备。
戊戌变法从共车上书开始。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到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前后一共只有三年时间，除了在全国一些地方组织了强学会和出版了一些报纸为变法做宣传外，既无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准备，也没有思想上和人才上的准备。尤其是作为发动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也完全不具备成熟的变法思想和能力，只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激于义愤而突然产生了上书变法的冲动，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变法等，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准备越充分的改革越容易获得成功，缺乏必要准备的改革难免失败。
三，改革的领导者不同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而且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幕府末期的血与火的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成分包括职业革命家、各诸侯的职业军人和官僚，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等。比如说坂本龙马是武士出生，眼见着许多武士为了推翻幕府被屠杀，多少次地方诸侯的反抗被镇压,他自己也一直被追杀，终于领悟到只通过盲目的暗杀行动来推翻幕府是行不通的。他通过海运知识的学习和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长期学习，逐渐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创办了从事国际贸易的“ 海援会”，这不但为推翻幕府培训了海军人才，还为推翻幕府积累了资金，帮助与幕府分庭抗礼的诸侯从国外秘密购买了大批先进的武器，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让不同的诸侯入股“海援会”的方式将原本分裂各自为阵的地方各大诸侯联合起来。
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只是一个脆弱无能的皇帝和几个没有丝毫从政经验的热血文人，他们既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也没有一套可行的改革方案，甚至不了解基本的国家管理的常识。
没有成熟领导者的乌合之众，是不可能让主宰数亿人命运的大国改革获得成功的。
四，改革的策略不同
围绕怎样推翻幕府的问题，一直以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非法地进行武装讨伐和暗杀，一种是合法地进行武装讨伐。所谓合法地讨伐，就是要有天皇的许可，可是天皇一直都在德川幕府的监控之下，根本不可能公开发出讨伐令。当时的日本天皇，就像当年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所以推翻幕府的革命一直都是非法的，也一再以流血失败告终。正是在吸收了这些经验教训之后，坂本龙马提出了“大政奉还”的策略。也就是说不通过武装流血斗争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而是让德川幕府自己主动将统治权交还给天皇，然后组成新的全日本真正统一的新政府，德川幕府也像其他诸侯一样平等地参与新政府的管理。
这样一来，国家达到了统一的目的，德川幕府也避免了被消灭的命运，是一个多赢的结局。为了让德川幕府主动交出正确，各诸侯同时加强军备，以武逼和。坂本龙马提出的“大政奉还”的策略得到了各大诸侯的赞同，并且在他的联络下，展开了游说工作，最后终于在1867年迫使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主动向天皇提出辞呈，使“大政奉还”从理论变成现实。
戊戌变法基本上可以说没有策略，反而从一开始就与依然拥有强大能力的“后党”争权夺利，最后甚至想通过买通“后党”的军人来搞政变吃掉“后党”，实在是愚不可及！
正确的策略能保证改革的成功，没有正确可行的策略即使不将改革引向失败，也往往会让改革走上弯路或误入歧途。
五，改革的方案不同
明治维新不但有“大政奉还”的高明策略，而且有具体可行简明扼要的方案，这就是坂本龙马提出的“船中八策”，其内容如下：
1， 将天下的政权奉还给朝廷，一切政令应该由朝廷来发布。
2， 朝廷要设立上下议政局，设置议员，讨论决定朝政，决定朝政的根据必须是公义。
3， 召集全国有才能的公卿、诸侯、及平民百姓中的人才，聘用他们为顾问，并赐给相应的官爵，将原来朝中有爵无能的官员辞退。
4， 外交必须经过广泛的公议之后，才能缔结新的条约。
5， 参照原来的旧法，建立一套新法大典。
6， 必须大力扩展海军。
7， 必须建立属于天皇和日本的全新陆军。
8， 根据法律，平等地与海外各国进行金银货物贸易。
从《船中八策》到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的《 五条誓文 》，主要内容基本相同，而且几十年始终如一。戊戌变法完全没有一个主要明确的改革方案，在短短的103天内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不但毫无轻重缓急之分,也让地方官无所适从,疲于奔命。
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的贯彻实施和坚持是保证改革成功的关键。
六，改革的重点不同
明治维新的主要工作，是从无到有，重点是建立原来没有的东西，比如具有现代民主体制的议政制、建立现代国防、对外开放引进西方的科技、开办现代教育等。做起来阻力就比较小。戊戌变法则是从旧到新，重点首先是要将原来的否定，然后另外搞一套新的，这样阻力就很大。
任何社会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关键是怎样因势利导，抓重点进行改革突破，通过点的突破来带动面的改变。
七，改革的获利者不同
明治维新的获利者是全体日本国民。正如司马辽太郎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没有“日本国”的概念，只有藩王和天皇的概念。明治维新之后，打破了国民原来的等级制度，才有了“日本国”和所有国民平等的“日本人”的概念。
以《 五条誓文 》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来说，日本在当时就开始了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
与此相比，戊戌变法虽然提出了废除科举的制度，却没有在全国同时推行义务教育，在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只兴办了一座京师大学堂。说来惭愧，直到今天，在中国也还没有完全实现全民免费的义务教育！
戊戌变法的获利者是极少数，但却是以剥夺极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为前提，对于更广大的普通国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获利可言。
不能使绝大多数国民获利的改革就无法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是不能长久和成功的。
八，国民对改革的态度不同
明治维新除了遭到德川幕府的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外，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拥护和赞同，尤其是在的德川幕府的顽固派的叛乱被评定后,几乎得到了全体国民一致的支持,国家在这样的改革下迅速强盛起来,国民也从这样的改革中很快富裕起来，真正实现了民富国强。
戊戌变法除了颁布了一大堆没有来得及实施的新政，和建立起了许多书生论政的报刊社团之外，国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实惠，所以改革基本上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同。
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的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九，对外国势力的态度不同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辱，也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也介入了日本国内的军方争斗的势力。比如说当时的法国是支持德川幕府的，而长州藩则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坂本龙马等有识之士正是看到了外国势力对日本的介入，担心一旦各地方藩王都通过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来展开推翻幕府的战争，那样，日本国民不但自己要展开大规模的彼此屠杀，而且在屠杀完之后，日本各藩王将更加严重地被各西方列强所控制，日本也将陷入更加分裂的状态。所以为了避免外国势力的介入，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迫使德川幕府将“大政奉还”。这一历史事实与国内某些学者所谓的明治维新是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才获得了成功的观点正好相反。
戊戌变法最后激起了“后党”的屠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光绪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搞政变，二是光绪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计划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
由此不难看出，真正企图得到外国势力帮助的，不是明治维新而是戊戌变法。明治维新的成功，正是因为摆脱了西方列强的介入。可悲的是，中国从戊戌变法直到今天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各种政治集团依赖外国势力的介入来维持和争夺自身利益的悲剧依然没有落幕！
任何指望通过外国势力介入的改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获得了一时的胜利，也很难持久，并且会留下后患无穷的后遗症。
十，改革的时间长短不同
对于明治维新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文章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20年，有文章说，明治维新用5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从外交角度上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彻底废除外国强加于其的不平等条约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强大的标志的话，那么日本从1854年被迫与美国签定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68年的明治维新，然后经过持续改革，到1911年才全部废除了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从1868年到1911年是43年。
戊戌变法不但在变法前时间极短，在变法后更是只维持了103天。戊戌变法这一如此鲜明的“不可持续性”本身，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由此可见, 戊戌变法的实际价值是被中国人过分夸大了，其真正的价值我只能说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参考资料： http://bbs.dahe.cn/bbs/viewthread.php?tid=700848&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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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是19世纪末，日本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弹。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商品经济型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1852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著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著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是中国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最后，维新运动失败。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简单的说：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的慈禧新政有洋人的破坏(速改)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 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 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 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 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是 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 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 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 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 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有功无过。慈禧当时要是真的要象 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已经被丑化的 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 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 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 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 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用了8年。 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 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 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性封，性资或者性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甲午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复杂的，但慈禧“挪用海军费”决不是主要原因。
1。李鸿章的腐败和错误的外交策略：李鸿章最大的错误是帮助日本打败苏联，日本 胜利了又来打中国。李鸿章由最大“联俄防日”论者一变为最大“联日防俄”论者， 对中国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过去，说李鸿章是汉奸，后来又有平反的架式，现在 看来李鸿章的平反很难了。李鸿章的腐败葬送了北洋。李鸿章把琉球白白送给日本， 期间他还愚蠢的请日本人的后台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来调停。1866年，李鸿章把曾 国藩造的几艘军舰（春日山号）卖给了日本萨摩藩，结果帮助萨长同盟打败了幕府， 这造就了日本日后的维新成功，李鸿章是日本的大救星，大功臣。1877年日本西南 战争，李鸿章无条件地赠送给日本政府几十万发子弹作为军事援助。1879年，李鸿 章写信给朝鲜的太师李裕元，劝他们跟日本搞好关系共同来对付俄罗斯，幸好当时 李裕元已经因为朝鲜内部外戚斗争下台了，才没让李鸿章的计划付诸实施。 1884年， 中法战争和甲申政变在中国南北两地同时展开，军事战争结果都是中国胜了，可李 鸿章没有乘胜追击，相反却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又把朝鲜一半的宗主权交到 了日本手中。如果李鸿章强硬一点的话，日本没那么快就出头的。
2。清政府为紧急购买舰船大举借债，而西方国家的战舰不是缓不济急，就是故意延宕，甚至以次充好，乘火打劫，勒索高价。李鸿章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的镇远、定远、济远三艘装甲巡洋舰在中法战争爆发时本已建造完毕，但是德国政府以中法 爆发战争为由，下令暂缓交货，以免对法国不利，影响德法两国关系，致使三铁甲 在中国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却不能发挥作。
3。修建颐和园是光续的主意，但所用款项并非海军军费，那些钱也不足以左右那场 战争。关于慈禧的挪用海军军费被无限的歪曲和夸大了，那些国内所谓的历史学家， 为了丑化慈禧，把那场战争的失败完全归罪于慈禧，有够无耻的。1906年，清政府 国家岁入只有8000多万两，而无畏级战列舰则达到2000多万两至3000多万两，无论 是前无畏级还是无畏级战列舰的造价，都是清政府根本无力支付的。户部每年从全 国鸦片生产（国内每年生产约33万担）税厘收入2000万两中拨三成即600多万两用于 颐和园工程开支。清朝是重视军队的，1885年后清廷每年军费用开支高达4200万两以 上，而国家岁入只有8000多万两。
4。太平天国运动：洋人先是支持 太平天国，后来又支持清朝镇压太平天国，如此 长年的折腾，清朝那个时候能维持统治已经很不容易了。
5。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因为慈禧的改革，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汉族地方军阀势 力大大膨胀，兴办海军几乎成了这些军阀兼封疆大吏的私事，甚至出现n各自为政的 现像。这导致清朝的不同海军无法协调。北洋水师、闽洋水师、南洋水师、粤洋水 师除了闽洋水师中法战争后受南洋水师节制外，三大舰队一向互不统属，甚至严分 畛域，互不应援，见死不救。甲申闽海危机四十余日，朝廷一再严旨催促派舰驰援， 只粤洋水师派了两三艘军舰到闽江口外游弋作势，实力较强的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 却以实力不敌，守口尚且力量不足为由拒不发兵。待到皇帝切责“实在可恶”不得 已出动时，福建水师已经全军覆没了。甲午朝鲜半岛和黄海上空战云密布时，中国 三大舰队和甲申闽海危机时一样，仍旧不能合势御敌。北洋水师既无望于南洋水师， 遂不得不孤独的去搏日本全国海军之师。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45897.shtml
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著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著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是中国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最后，维新运动失败。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简单的说：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的慈禧新政有洋人的破坏(速改)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 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 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 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 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是 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 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 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 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 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有功无过。慈禧当时要是真的要象 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已经被丑化的 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 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 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 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 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用了8年。 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 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 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性封，性资或者性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甲午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复杂的，但慈禧“挪用海军费”决不是主要原因。
1。李鸿章的腐败和错误的外交策略：李鸿章最大的错误是帮助日本打败苏联，日本 胜利了又来打中国。李鸿章由最大“联俄防日”论者一变为最大“联日防俄”论者， 对中国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过去，说李鸿章是汉奸，后来又有平反的架式，现在 看来李鸿章的平反很难了。李鸿章的腐败葬送了北洋。李鸿章把琉球白白送给日本， 期间他还愚蠢的请日本人的后台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来调停。1866年，李鸿章把曾 国藩造的几艘军舰（春日山号）卖给了日本萨摩藩，结果帮助萨长同盟打败了幕府， 这造就了日本日后的维新成功，李鸿章是日本的大救星，大功臣。1877年日本西南 战争，李鸿章无条件地赠送给日本政府几十万发子弹作为军事援助。1879年，李鸿 章写信给朝鲜的太师李裕元，劝他们跟日本搞好关系共同来对付俄罗斯，幸好当时 李裕元已经因为朝鲜内部外戚斗争下台了，才没让李鸿章的计划付诸实施。 1884年， 中法战争和甲申政变在中国南北两地同时展开，军事战争结果都是中国胜了，可李 鸿章没有乘胜追击，相反却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又把朝鲜一半的宗主权交到 了日本手中。如果李鸿章强硬一点的话，日本没那么快就出头的。
2。清政府为紧急购买舰船大举借债，而西方国家的战舰不是缓不济急，就是故意延宕，甚至以次充好，乘火打劫，勒索高价。李鸿章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的镇远、定远、济远三艘装甲巡洋舰在中法战争爆发时本已建造完毕，但是德国政府以中法 爆发战争为由，下令暂缓交货，以免对法国不利，影响德法两国关系，致使三铁甲 在中国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却不能发挥作。
3。修建颐和园是光续的主意，但所用款项并非海军军费，那些钱也不足以左右那场 战争。关于慈禧的挪用海军军费被无限的歪曲和夸大了，那些国内所谓的历史学家， 为了丑化慈禧，把那场战争的失败完全归罪于慈禧，有够无耻的。1906年，清政府 国家岁入只有8000多万两，而无畏级战列舰则达到2000多万两至3000多万两，无论 是前无畏级还是无畏级战列舰的造价，都是清政府根本无力支付的。户部每年从全 国鸦片生产（国内每年生产约33万担）税厘收入2000万两中拨三成即600多万两用于 颐和园工程开支。清朝是重视军队的，1885年后清廷每年军费用开支高达4200万两以 上，而国家岁入只有8000多万两。
4。太平天国运动：洋人先是支持 太平天国，后来又支持清朝镇压太平天国，如此 长年的折腾，清朝那个时候能维持统治已经很不容易了。
5。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因为慈禧的改革，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汉族地方军阀势 力大大膨胀，兴办海军几乎成了这些军阀兼封疆大吏的私事，甚至出现n各自为政的 现像。这导致清朝的不同海军无法协调。北洋水师、闽洋水师、南洋水师、粤洋水 师除了闽洋水师中法战争后受南洋水师节制外，三大舰队一向互不统属，甚至严分 畛域，互不应援，见死不救。甲申闽海危机四十余日，朝廷一再严旨催促派舰驰援， 只粤洋水师派了两三艘军舰到闽江口外游弋作势，实力较强的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 却以实力不敌，守口尚且力量不足为由拒不发兵。待到皇帝切责“实在可恶”不得 已出动时，福建水师已经全军覆没了。甲午朝鲜半岛和黄海上空战云密布时，中国 三大舰队和甲申闽海危机时一样，仍旧不能合势御敌。北洋水师既无望于南洋水师， 遂不得不孤独的去搏日本全国海军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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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环境不同。
明治维新前夕的国际环境对日本极为有利。英国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美国处于南北战争期间，法国处于普法战争前夕，沙俄则因克里米亚战争败北，元气大伤。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在远东的侵略对象主要是中国，对日本较为放松。
而在戊戌变法时期，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封建统治势力与维新派实力的强弱不同：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幕府统治的基础—武士阶层，不仅在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而且广大下级武士也因自身经济状况的日趋恶化，对幕府统治越来越不满，甚至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
中国自秦朝以来，基本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明清时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强化。辛酉政变后四十多年，清廷实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晚清时虽出现过地方实力派，但关键时刻都无一例外地效忠慈禧。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更无可能拥有自己的据点，独立地创建和训练军队。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三、领导力量不同：
日本维新派的骨干是中下级武士，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如“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都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和政治才干。他们讲究斗争策略，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善于争取同盟军，打击最主要敌人。而日本维新的“大旗”—明治天皇，随着天皇制的确立，成了日本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依靠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推行改革大业。
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封建知识分子，有改革热情，却缺少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他们在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有些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如变法伊始便裁撤旧衙门、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他们所依赖的光绪帝虽有抱负，富有改革的热情，能积极支持戊戌变法，但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使他终究跳不出慈禧的手掌心。
四、政策措施的实际作用不同：
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改革封建等级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实行地税改革，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常备军，为攘外安内作准备；实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政策，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化的进程。
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无法实施。而且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和妥协，使得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最具革命性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在新政中提出，因此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梦想化为了泡影。
简洁点的
表面原因：戊戌变法依靠的是没有实权的皇帝。
明治维新依靠的是拥有强大军力的强番。
内部原因：中国封建势力仍然很强大，受到更深的殖民掠夺。
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明治维新时期殖民者把力量对付中国。
明治维新前夕的国际环境对日本极为有利。英国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美国处于南北战争期间，法国处于普法战争前夕，沙俄则因克里米亚战争败北，元气大伤。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在远东的侵略对象主要是中国，对日本较为放松。
而在戊戌变法时期，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封建统治势力与维新派实力的强弱不同：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幕府统治的基础—武士阶层，不仅在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而且广大下级武士也因自身经济状况的日趋恶化，对幕府统治越来越不满，甚至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
中国自秦朝以来，基本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明清时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强化。辛酉政变后四十多年，清廷实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晚清时虽出现过地方实力派，但关键时刻都无一例外地效忠慈禧。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更无可能拥有自己的据点，独立地创建和训练军队。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三、领导力量不同：
日本维新派的骨干是中下级武士，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如“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都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和政治才干。他们讲究斗争策略，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善于争取同盟军，打击最主要敌人。而日本维新的“大旗”—明治天皇，随着天皇制的确立，成了日本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依靠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推行改革大业。
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封建知识分子，有改革热情，却缺少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他们在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有些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如变法伊始便裁撤旧衙门、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他们所依赖的光绪帝虽有抱负，富有改革的热情，能积极支持戊戌变法，但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使他终究跳不出慈禧的手掌心。
四、政策措施的实际作用不同：
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改革封建等级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实行地税改革，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常备军，为攘外安内作准备；实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政策，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化的进程。
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无法实施。而且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和妥协，使得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最具革命性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在新政中提出，因此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梦想化为了泡影。
简洁点的
表面原因：戊戌变法依靠的是没有实权的皇帝。
明治维新依靠的是拥有强大军力的强番。
内部原因：中国封建势力仍然很强大，受到更深的殖民掠夺。
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明治维新时期殖民者把力量对付中国。
参考资料： http://hi.baidu.com/gaoshucaidz/blog/item/4adcf13f74f702e655e723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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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从下至上矛盾重重的，很难实现，一个是从上至下全民统一的，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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