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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凝聚着地域、历史传统、民族、乡土等特定内容的“失落的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学之根”,在“寻根文学”(作家)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乌热尔图。
乌热尔图是个鄂温克(族)作家。这个民族的人口不到两万,而且,这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这使鄂温克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其民族的特性不能不显得暧昧或不确定——它只能依靠“异族的文字(文化)”来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势必导致它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只是被“他者”阐释的面目,“本来面目”因此变成了“可能的面目”。也可以反过来说,在现代文明的构图中,即便相对于汉族,鄂温克(族)也只是一个“他者”的存在。纵然如此,乌热尔图却越发表现出对本民族本性的真实性存在的强烈认定意愿,并以此作为文学价值的判断标准。这构成了他的(寻根)文学的自觉动力。可以想见,乌热尔图的文化处境将是极其尴尬和两难的。
乌热尔图是“寻根文学”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如果把鄂温克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置换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那他就是“寻根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一个典型或缩影了。对于汉字和汉族文化的实际历史地位与价值地位、对于民族文化追寻的局限性或乌托邦诱导、对于异族文化可能产生的“解放”作用即民族文化间的博弈关系等等,“寻根文学”(理论)都还未及进行自觉、深入的思考,至少没有成为其主要的思考对象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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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创作的发生特别是其观念的自觉并形成潮流而达到高潮,几乎只在三四年间。在这整个过程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冲击波”的激发,既催生出了新时期的现代派和先锋派,同时对“寻根文学”的特定价值追求也起到了直接的诱导和支持作用。而“寻根文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主要并不在其为我们的文学开拓了什么独特的新资源,而在其再次重现了“困境”的严峻性。
乌热尔图是个鄂温克(族)作家。这个民族的人口不到两万,而且,这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这使鄂温克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其民族的特性不能不显得暧昧或不确定——它只能依靠“异族的文字(文化)”来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势必导致它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只是被“他者”阐释的面目,“本来面目”因此变成了“可能的面目”。也可以反过来说,在现代文明的构图中,即便相对于汉族,鄂温克(族)也只是一个“他者”的存在。纵然如此,乌热尔图却越发表现出对本民族本性的真实性存在的强烈认定意愿,并以此作为文学价值的判断标准。这构成了他的(寻根)文学的自觉动力。可以想见,乌热尔图的文化处境将是极其尴尬和两难的。
乌热尔图是“寻根文学”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如果把鄂温克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置换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那他就是“寻根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一个典型或缩影了。对于汉字和汉族文化的实际历史地位与价值地位、对于民族文化追寻的局限性或乌托邦诱导、对于异族文化可能产生的“解放”作用即民族文化间的博弈关系等等,“寻根文学”(理论)都还未及进行自觉、深入的思考,至少没有成为其主要的思考对象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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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创作的发生特别是其观念的自觉并形成潮流而达到高潮,几乎只在三四年间。在这整个过程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冲击波”的激发,既催生出了新时期的现代派和先锋派,同时对“寻根文学”的特定价值追求也起到了直接的诱导和支持作用。而“寻根文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主要并不在其为我们的文学开拓了什么独特的新资源,而在其再次重现了“困境”的严峻性。
参考资料: http://www.zydg.net/magazine/article/1001-6651/2005/16/262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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