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相关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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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
201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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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德琪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匿名用户
201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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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实行圆形方孔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全国的铜币以秦国的铜钱为标准。由于浇注铜币使用砂模,铸造好的铜币带有毛边,所以在其中央留有方孔,以便用木棍串联起来打磨修锉。;西汉的汉武帝曾经发行过白色的鹿皮货币,用于赏赐贵族和军事将领;朱元璋颁行制钱。春秋末,单旗将“子母”这一概念运用于货币流通现象上,并首先作了较系统的表述。单旗,史称单穆公,周景王的卿士,他因反对景王铸大钱而提出了这一理论。他重视货币的“权轻重”的作用,认为铸币分量的轻重要适合流通中的需要,如果原来的铸币分量太轻,因而购买力低,就应铸造分量较重的铸币;反之,则要铸造较轻的铸币。两种铸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按它们的轻重维持一定的比价,这就叫做“母权子”或“子权母”(《国语·周语》)。后来人们把它归纳为“子母相权”这一货币术语,并且把子母相权的涵义,从流通中两种不同单位足值铜铸币并行的关系,推广于足值铜钱与不足值的虚价铜钱,以及铜钱与纸币、白银与铜钱间的关系上,成为中国古代长时期人们论述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问题时的一种货币理论。西汉前期的思想家们在货币思想领域方面,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地主经济制政权、为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贾谊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尤其是他的“禁铜七福”论(《汉书·食货志下》)要求由封建政府垄断货币材料──铜的主张,对后来封建国家的货币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贾山和晁错发展了《管子》关于货币无补于饥寒的名目论思想和国家把货币作为干预经济工具的思想,认为货币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无用之物,但封建君权则可使它成为“易富贵”、“无饥寒之患”的东西(《汉书·贾山传》、《汉书·食货志上》),明确指出了掌握货币铸造权与维护君权二者的联系。桑弘羊是汉武帝实现垄断货币铸造权、建立统一五铢钱制度的主要执行人,他在盐铁会议上极力维护中央垄断货币铸造权的政策。他说:“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盐铁论·错币》),第一次提出了“统一”的概念,为统一的封建帝国树立健全的货币制度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贡禹(公元前 124~前44)是主张废钱用谷帛的最早的代表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货币的混乱,经济实物化状态的增强,则更多地可以听到这一呼声。然而这一时期,维护金属铸币流通的“反实物论”思想,以及反对铸币贬损的货币金属论思想,也同时发展了。前者可以反对桓玄(369~404)废钱用谷帛建议的孔琳之为代表,他引述“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宋书·孔琳之传》)的历史事实为例证,并把铜钱与谷帛二者对比,从对币材自然属性的分析上,有说服力地揭示了金属货币的优越性;而南齐孔的《铸钱均货议》(《南齐书·刘悛传》)则是阐发货币金属论、维护足值货币的一篇带有代表性的文章,他所言“不惜铜”、“不爱工”之语,长时期被人们援引为稳定货币、反对封建统治者货币贬损政策的不刊之论。此外,在 4世纪中叶出现了反映货币拜物教现象的鲁褒的著名的《钱神论》(《全晋文》卷一百一十三),而最早见于鲁褒文中的“孔方”一词,一直被后人作为“钱”的同义语。唐代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的成说,维护封建国家垄断铜币铸造权的原则,并在议论中将贾谊的重农抑末思想为主导的“禁铜七福”论,发展成包括照顾商人利益“末利”的“禁铜四美”论;他还运用《管子》轻重论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货币数量论思想。他说:“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钱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旧唐书·食货志下》),将货币价值的大小与货币数量的多寡直接联系起来,因而比较东汉张林、南齐孔所言“钱少物皆贱”、“籴不贵是天下钱少”(《晋书·食货志》、《南齐书·刘悛传》),即将物价高下与货币数量多寡相连系的说法,就更前进了一步。在此以后,在中唐“钱荒”问题争议中,陆贽也运用轻重论把对货币数量论的认识概括为:“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陆宣公奏议全集》)。陆贽和刘秩的说法,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表述最为清楚的典型的货币数量论思想。沈括(1031~1095)在货币思想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他在对当时“钱荒”问题的议论中,提出以贵金属金银为币、利用类似信用货币的盐钞代行货币职能的主张,尤其是他对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数量关系的认识,极有见地。他说:“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三)。这是他对前人反对货币“壅积”的思想的重要的发展。周行己 (1067~?)也主张改善和推行纸币“交子”,以及茶、盐钞引、公据等信用凭证和证券,并将轻重理论运用于铜、铁钱流通上,以解决当时货币流通混乱和币值不稳的问题。他所言“钱本无重轻,而物(商品)为之重轻”,钱、物“相为等而轻重均”(《浮集》)的说法,是接触到了货币价值论的一个可注意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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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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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他统一了货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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