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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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一般而言,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与生产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结构与劳动供给。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反,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
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本供给。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又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在投资率本已处于畸高水平、且资本存量已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资本增长率趋于下降是必然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面变化的结果,当然,也是政府政策取向变化使总需求主动适应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而使政策驱动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的结果。从历史经验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8%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既不会有严重的就业压力,也不会有难以承受的通胀。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一般而言,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与生产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结构与劳动供给。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反,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
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本供给。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又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在投资率本已处于畸高水平、且资本存量已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资本增长率趋于下降是必然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面变化的结果,当然,也是政府政策取向变化使总需求主动适应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而使政策驱动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的结果。从历史经验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8%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既不会有严重的就业压力,也不会有难以承受的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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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是如何产生的?
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谈到新常态的成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经济学概念—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专家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
说清了潜在增长率,也就明白了新常态因何而生—
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
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削弱人们的投资信心,过去积累的楼市泡沫和风险就凸显了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债风险就会显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谈到新常态的成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经济学概念—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专家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
说清了潜在增长率,也就明白了新常态因何而生—
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
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削弱人们的投资信心,过去积累的楼市泡沫和风险就凸显了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债风险就会显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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