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川高中毕业证编号
20岁的阿亮（化名），是我们此次双峰之行惟一一个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假证贩子。在我们的劝说下，在某村外一片青翠的竹林里，他终于向我们披露了“假证圈”里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两年前，入行要“拜码头”
假证公司的名片在武汉街头广泛散发
阿亮加入“假证圈”纯属偶然。1999年以前，他一直在湖南双峰朝阳煤矿做事，那年10月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的姐夫阿明（化名）因为做假证在广州被抓了。与农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母亲不知所措，将“到广州打点打点，早点把明伢子弄出来”的任务交给了阿亮。
那一次，活了18年的阿亮第一次走出大山。他说，到了广州，他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那时候，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广州呆下来。
阿亮说，姐夫是在“风头上”被抓的，电视台也曝了光，“所以判得很重”。因而，他无法将姐夫“弄”出来。
姐夫阿明“快速致富”的方法让阿亮艳羡不已。他瞒着家里人也干起了这行，买来一个传呼，趁夜将印有自己传呼号的宣传单贴满了广州某区的大街小巷。
第二天，阿亮便收到了几个传呼。他一一回呼，并将“客户”的需求全记在小本上，准备晚上再联系。没想到，当天下午6点多钟，十余名青年男子闯进了他租住的小屋，将他暴打了一顿，一个满脸胡须的男子说：“这是老子的码头，你莫想沾边，赶快滚。”阿亮从口音上听出这些人全是家乡人。但他们打他的时候，并未看一点老乡情分。
带着一身的伤，阿亮来到广州市郊一个小镇，找到一个办假证的熟人，通过介绍，认识了圈中的“二把手”（老大是制假老板，轻易不露面），并交了200元“拜码头”的费用，开始了一个假证贩子的生涯。
记者在双峰县甘棠镇采访时，当地流行着这样一个故事：该镇九房桥村村民邓某在深圳做假证做到了“老二”，同村的阿峰初到深圳做此行时未“拜码头”，结果被邓某带人打得鼻青脸肿。去年春节，在村中颇有势力的阿峰得知邓某回来后，带人在镇大街上将他捆起来，带到家中打了一顿。谁知，到深圳后，阿峰再次被邓某逮住暴打，并关住不放。阿峰家人赶到深圳花了8000元钱才将他“赎”出来。
“我们有时候也办真证件”
阿亮说，做这一行的很多，基本上都是双峰人。他所在的小镇，就有100多人在干这行。
起初，阿亮还要转两道手才能拿到假证。经过两年的“摸索”，他已经能与“老板”直接接触了，而且还有几个“新手”接到活后通过他来拿货。到现在，他也拥有了十多个马仔，专门在街上贴广告、拉生意。他们的报酬是：贴100张广告20元，拉一笔生意提成10元。
每年春节过后的20多天是假证贩子“生意”最好的时候。各地打工者蜂拥而至，对文凭的需求量激增。这段时间，阿亮每天都会接到20多个传呼，价格谈妥的基本上有10个左右。这样下来，阿亮一个月最高赚了一万多元。有时，“白天拿一把证出去，晚上揣一沓现钞回家”。
阿亮向我们透露了常用假证的行情：“身份证”从“老板”那里出来是10元一个。最初贩子们能倒到300元一个，但现在的“通价”是20－40元；空白“文凭”从“老板”那里出来是6元一本，行情也从两年前的五六百元降至现在的五六十元。其实，假证贩子手中不完全是假证，也有一部分真证件。比如边境证，很多欲到深圳的民工不知如何办边境证，便找到假证贩子。而这些贩子通过正常渠道到当地公安机关办证，50元办出来，以150元交给民工，赚100元。
阿亮说，他看到的“老板”的设备其实很简单，一台电脑及晒图机、打印机、扫描仪等配套设施，其余的就是一大堆印章。“老板”的空白“身份证”一般是从江浙一带进货，“文凭”则是从湖南邵东县进的。
在南方，很多赚了钱的“老板”都有正当生意，开公司，开批发部的都有。但他们真正指望赚钱的仍是假证生意。“老板”们都很精明，风声一紧，他们便不做了。警方查到窝点时，他们总有办法“闪人”。风声一过，他们又会再买一套设备重新开始。
“香港居民身份证也能做出来”
阿亮向我们列举了“假证圈”里的几个“最”：
做得最多的假证：初高中毕业证。因为众多打工者仍是假证的最大需求人群。一般厂方招聘启事上都有这样的规定，这就使得假文凭极有市场。
假身份证的需求量排在第二位。很多外出打工的民工没有身份证，还有一些广东人用假身份证炒股，一个人做十多个身份证。
最贵的假证：香港居民身份证。据称，这些证件上的名字和住址是真的。这种证成本只需几百元，但经层层转手，最后到需求者手中要卖一万多元。走马街很多人是靠这个一夜暴富的。
比较贵的还有假车牌、特别通行证等。车牌成本只需200元左右，能卖到两三千元。车牌和各种证件还有“套价”，现在“一套”做下来要卖1500元左右。
做得最好的假证：一些著名高校毕业证书。这部分证件需求量不少，并且需求者通常要求“做好一点，贵一点也可以”，所以假证贩子在此项制作上比较精细。一张高校文凭卖出去动辄赚数百元。
阿亮还随口念出了一串“需求量较大的高校文凭”：武大、华工、暨南大学……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则需求甚少。
“像老鼠一样生活”
阿亮说，他们的生活很苦。因为“竞争激烈”，为了不丢掉生意，他们每天要守在电话机前，及时回“客户”的传呼。每次与“客户”接头时，他们还得小心公安人员盯梢。
据称，做这行的人都很讲“行规”。有的客户为了用最少的钱办证，打三四个不同的传呼，然后在同一地点“谈判”。这时，通常有三四个假证贩子碰头。但他们一般根据先后顺序，后来者迅速“闪人”，绝不内讧。
假证贩子被抓后，通常不会供出上一级联系人。所以警方要找到“老板”很难。
阿亮说，像他这样的假证贩子称得上“老手”了。他们对便衣、记者等有种本能的敏感，通常不会“上当”。他几次被抓是因为有的联防队员认识他，“上面有行动时，我就躲不过了”。
阿亮说，现在有种说法，称那些假证贩子是“城市老鼠”，他也的确觉得自己“像老鼠一样生活”。不过，他说他还会干下去。现在，南方都不好做了，过几天他准备到东北去。记者问他什么时候收手，他笑了笑：“钱赚够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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