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中孙中山的作为政治人物的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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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就会发现有很多不理智,稀里糊涂盲从的现象。孙中山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非议较少,海峡两岸都予以肯定,被尊崇为“国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对他的赞扬主要是指创建共和,结束了王朝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宪政国家;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提倡的“三民主义”上,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思想上的一大进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从表面上推翻帝制并不是很难做到一件伟业,而是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明摆着的事,关键在于如何“过渡”,如何走“下一步”。实际的历史现实说明当时并没有取消帝制的基础,主张推进先立宪的“先知”们的目光才是正确的。果然是武昌一声炮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社会动荡,清王朝就垮台了,明面上结束帝制当然也是一种进步,值得赞许。直接做到这一点的是袁世凯,他在结束清帝制这一事件上采用给清皇室一定优惠,换取清王室的退位,是避免社会更大动荡的措施,是值得赞扬的一个政治家的行为。辛亥革命是上世纪付出代价最少而有显著成果的革命,而袁世凯所起的作用在今天又得到多少人的赞许呢?至于他的称帝做法,不过是不识时务,现实也使他自食恶果。将他斥为“窃国大盗”,岂不知当时在民主极为脆弱的社会基础上,清室的退位勾起数不清“野心家”的“窃国”欲望。混乱的社会给“革命”提供了机会,也给了“真命天子”“黄袍加身”的机遇,致使民国初期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我们赞扬孙中山是因为推翻了帝制,从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看,孙中山并没有在人们的认知上推翻帝制,就是进入新世纪了,赞扬皇帝的文章和影视剧也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同。现实中也没有建立起民主立宪的共和国,就是武昌起义也不是他直接指挥。当时赞同推翻清王朝专制体制的人很多,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推翻了帝制,仅从这件事上讲,武昌起义的勇士们,逼迫清室退位的袁世凯都比孙中山更值得赞扬。而从对民主立宪知识的普及上来讲,从宣传民主立宪来讲,应当赞扬梁启超。孙中山被肯定的重要一点是奠定了“革命党”发展的基础,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创建初期也得到他的扶持。两党在重要政治场合都悬挂他的画像,而且是唯一都被两党高调肯定的历史人物。孙中山力主把中国建设成民主自由的共和国,这也成了两党的目标,是符合了人民的意愿。既然是人民的追求,提出这个目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关键是提出实现目标的好方法、好措施,以较少的“牺牲”来达到目标。而孙中山给两党指出的是从俄国学来的“武装夺取”之路。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就指出走这条路的危险性,同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民主宪政的目标向背的,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真正的“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进程果不其然,武力讨伐的结果是引发十年内战,继而使日本乘虚而入,随后又有了更为惨烈的三年内战。国民党在台湾当然也有功绩可言,并在局部实现了民主宪政,但这一功绩应当记在蒋经国的身上,和孙中山就离得远了。从现实历史上看,孙中山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那么,在理论思想建树上是否有值得纪念的呢?孙中山可能是忙于“革命”的缘故,并没有创作出系统而有思想的理论著作,他的政治主张集中在他的“三民主义”上。我们仔细分析孙在这三个主义上的言论,可以说很多都是泛泛而谈的空话,在实践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首先他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最早是“驱逐鞑虏”的大汉族主义,这比各民族要相互融合的观念落后。国民党执政时的国旗意义也比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旗帜更缺少民主性。同时孙在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上不遗余力,多次乞求国外势力对中国的干预,他最后的成功就是“联俄”的结果,此时民族主义何在呢?关于建立民主自由宪政共和国的理念,上面已经提到,不再多述。至于提到的“民生主义”不过是全世界人们都追求的“普适价值”,这在王朝专制时期也有“民为贵”之说。“公平”、“正义”是人们普遍希望的社会状态,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劳动力极其廉价的现象是需要改革的。孙中山笼统地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些语言反映的是多数普通公民的意愿,只要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提出的,而关键是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强调这些笼统的话语,而无切实可行的措施,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破坏了经济秩序,继而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只有“空话”而无实际措施,在土地问题就是最典型的。败退台湾之后,实行了切实而温和的“土地改革”,为民主宪政打下了经济基础。而这些和孙中山无关。我们分析上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混乱和战争,不少都不难找到孙中山的“影子”;而社会出现的进步现象,如民国初年的脆弱宪政现象,文化、思想解放的现象,报刊自由发行的现象,工商业大发展的现象,都很难找到是孙中山提倡的结果。我们崇拜他,给他塑像,不就是盲从吗?笔者不是基督徒,但注意到基督教中最重要的戒律之一是不得崇拜偶像。这一观点看上去是让你单独崇拜上帝,而实际效果就是不要将人“神圣”化,不要极端看待一个人。不去崇拜具体人物的做法正是民主宪政的需要,我们分析欧美民主立宪国家莫不遵守了这一点。任何一部成熟的宪法,没有将具体人名写入宪法的,也不存在“某某(人)的思想”是立国之本的说法。人是爱好思考的,同时又懒于认真思考,独立去仔细分析。这种人性上的缺陷很容易使人产生对“偶像”的崇拜。人们推崇某个人,实际上反映的是思想上的“共鸣”或是某方面的共同“爱好”,这在“专业”层面上是完全合理的,如众多的“追星族”,以及对一些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认可。但当追崇的是与执政集团有关的“政治”人物时,常常是和对“权力”的认可有关,也常常透露出对“胜王败寇”丛林法则的推崇。此时不再会有“宽容精神”的民主,而容易产生对“专制”的赞扬。例如对孙中山的推崇,背后反映出的就是对国民党“党权至上”的认可。当极端去看待一个政治历史人物时,这个人的真实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并没有做出多少正面贡献的人被封为“伟人”、“国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如果我们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做到一个有理性的人,就是拒绝“极端”的去评价任何人,尤其是政治历史人物。这一点是稳定社会必备的“语言环境”。语言上的争论常常引起“行动”,在对人的评价争论上往往出现在“挂画像”、“塑雕像”等具体现象上。如果是在个人“领域”,如家中,愿挂谁的像是个人的自由。而在公众场合,尤其是“政治性”比较强的广场应当去掉产生“个人崇拜”的土壤,不去挂具体政治人物的画像和立塑像。人们对很多历史政治人物评价的崇拜常常转到对所谓思想(言论)的认知上,人们常常用一些“伟人”的语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这又是一种错误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处理社会具体问题时,不能以“某人”所说的话或“思想”作为行动的依据,这也是实现真正“法治社会”的前提。一种观点有意义不在乎是谁说的,而在于真实反映了现实,能指导实际的进程。尤其是能符合“法”的要求。如果我们从一个人所创造的“思想”去评价这个人,可以将对人的评价转到对言论(他的思想)的评价上。此时参与评价的人应当熟知这个人的主要言论。例如对孙中山进行评论,应当去分析他的文集中有多少符合逻辑,有多少具有实际意义。没有系统看过他的言论集的人是没有资格来抬高或贬低他。尤其我们不能对某人类似广告词的片言只语来评价他,例如孙中山题词“天下为公”,就认为他“伟大”,是没有道理的。人们喜好对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如果作为学术问题,或者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我们应当养成从某个具体的方面去看的习惯,多谈具体事件,少一点笼统而极端的话语,要给对方留点交谈的余地。理性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是我们提倡民主立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理性”就是拒绝极端褒贬任何一位历史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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