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中国收留犹太人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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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讲四美百晓生
2019-01-08 · TA获得超过413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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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援助而已,最主要的,是中国当时风雨飘摇,入境简单,几乎没有主权束缚!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曾在华盛顿举办“犹太难民与上海”图片展,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的旧事再度出现在舆论视野中,国内相关报道多以“大屠杀亲历者泪谢中国”作为标题,在强调中国人善良、乐于助人的同时,有的还捎带了日本人的凶残、蛮横。

1933年—1941年,有3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上海,同期美国只接收了20万犹太人。犹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1939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未来5年内只接受7.5万犹太人。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后,上海几乎是全世界唯一对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

上海犹太难民留下的大量回忆文献中,不少人表现出对上海的眷恋,但很少看到他们对上海或上海人表达感恩之情的文字。这与中国的相关报道差异很大。

【为什么是上海】

上海无意中成为了犹太人的“希望之港”。

1933年纳粹上台后,对前途悲观的犹太人纷纷逃离德国,严格来说他们是侨民而非难民。“水晶之夜”后,纳粹德国突然加速清除犹太人,那些在“事情不会那么糟”的自我安慰中留下来观望的犹太人,突然发现自己已变成难民,并且全世界几乎找不到容身之所。

1938年7月,罗斯福牵头在法国埃维昂莱班组织讨论接收犹太难民的国际会议,但32个与会国中,除多米尼加外,其余国家皆不愿接收犹太人,牵头者美国也不例外。当时西方盛行反犹主义,即使是对犹太人最友好的美国,也有上百个反犹太团体。

反犹压力使得犹太人即使逃到美国也无法入境,最典型的是“圣路易斯”号邮轮悲剧。1939年5月,九百名犹太难民被纳粹德国用“圣路易斯”号邮轮送至古巴,结果被古巴拒绝,停靠迈阿密登陆又被美国拒绝,只好返回欧洲。他们当中有六百人后来死于集中营。1980年代中国曾引进的美国电影《苦海余生》即以该事件为原型。

虽然多米尼加表态接纳10万犹太人,但它无力筹措巨额安置费,而犹太人也不愿去生活环境贫穷且与欧洲相去甚远的国家。此时,万里之外的中国上海因为多重因素叠加,成为唯一选择。

首先是上海租界“国中之国”的独特地位。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后,逐渐形成英美等国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独立于中国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国领事管辖的公共租界,属于由外国侨民自治的独特地方实体。

由于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国初,外国人旅居上海无需任何手续,1932年,民国政府开始对吴淞口和上海登陆的外国人增设查验护照签证程序,由于传统习惯,上海实际上对任何人都实行落地签,是世界最著名的开放城市。

1937年上海陷落,国民政府无法行使行政管辖,而日本还未组建傀儡政权管理上海,进入上海的签证管辖权被虚置,租界无意中扮演了难民收容所的角色(淞沪会战时,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被日军控制,这部分后被称为“日租界”)。

所以,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1939年9月之前,上海租界为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无需签证、无需有人宣誓担保,无需警方证明,无需保证经济独立。

上海不仅有犹太人入境的便利,还有先期定居犹太人的财力。当时上海有两个犹太人集团,一个是英国的巴格达商人,他们中有沙逊家族、卡多利家族、哈同家族等著名富豪,另一个是俄国犹太人,他们虽不如前者富有,但人多且颇有财力。

在外滩16铺码头登陆的犹太人并不很像难民,至少从欧洲到上海的逃难并不狼狈,甚至算得上奢侈。他们购买头等舱的船票,在船上开Party,吃高档西餐。在许多犹太人的回忆中,彩带、日本乐队、专用乘务员、蛋糕是他们旅途最主要的印象。

但是战争期间的背井离乡毕竟不同于旅行,上岸后,他们很快就典当完了家具、衣服和行李,只有等待救济。巴格达犹太富商第一个伸出救援之手,1938年他们组建了第一个援助犹太人的COMA委员会,不但提供公寓,还向每位难民每天提供5美分,足以保证难民的基本生活。

1939年,进入上海的犹太人由1938年的1374名激增至12089名。这时美国犹太人社团组织JDC联合慈善力量,成为救助难民的主要机构。

JDC颁布的援助上海犹太难民文件

无论如何,犹太难民过得远比上海当地人要好,亚洲式的贫困令他们印象深刻:“那些拉着富人一天到晚在街上闲逛的中国车夫简直不是人,冬天他们没有暖气,很多中国人在街头被冻死,第二天垃圾车来的时候,尸体直接被抛到了车上。”

日本占领下中国人的不幸同样让他们印象深刻:“日本人对待犹太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很大,每当中国人过桥时,总会受到日本人的侮辱,日本兵用刺刀戳他们,或用烟头烧,但是中国人更厉害,他们回头对伤害自己的日本人笑笑,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打败日本人的标志。”

犹太人当然是知恩图报的民族。

二战期间,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和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向犹太人大量发放签证,拯救了许多人性命——当时的奥地利和苏联,犹太人若无签证将无法离境。何凤山和杉原千亩由此获得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国际义人”称号。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的市中心有一个纪念碑,上书“中国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似乎没有人见到这块碑,犹太人并没有国内宣传的那么善良,当然,更不可能有“日本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
作为商人,犹太人始终是精通擅于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对他们的排挤,也可以说是即可怜又可恨。
孟勇的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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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中国驻奥地利的大使,利用签证,帮助了上万名欧洲的犹太人获得去中国的签证,这些犹太人得以乘船逃离欧洲,来到上海,其中大部分人都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又去了美国,有少数犹太人留下来了,再后来以色列建国,他们中大部分人,又带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早餐是大饼油条豆浆的习惯,移民到了以色列。
那个中国大使因为德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被召回了中国,这个人叫“何凤山”,被成为中国的辛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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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
201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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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多犹太人坐轮船到中国上海,以逃难为主,被中国庇护拯救,但是当时中国也是战争国家,也是各种租借区,弱势国,所以当时上海这些地区,主要还是作为中转站,最后犹太人基本都是去的美国。、
有一部电视剧,你可以看下,(上海风云),讲的就是犹太人被屠杀,最后逃难到上海,再由上海转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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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第一狼人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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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5 · 来这里与你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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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德国开始驱逐,拘禁犹太人。
当时的上海,犹太富商实力很大。而且上海当时是自由港,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
当时很多犹太人就去上海以逃离德国。
另外当时在哈尔滨的俄裔犹太人也很多,他们也收留了部分犹太人;而占据东北的日本人也希望通过犹太人得到更多的财富,所以对此事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并不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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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hi8
20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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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貌似简单,不过就是签个证而已,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义举。
高德斯陶伯一次就从中国总领事馆拿到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这消息在犹太人中迅速传开,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在这里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离欧洲去了中国,或转道上海去了美国、巴勒斯坦、澳大利亚等地。顶住压力的何凤山成批地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何凤山就自己掏腰包,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坚持发放签证。
当时国内政界对向犹太人发放签证意见也不一。蒋介石对德国有好感,使用德国军事顾问,购买德国武器,还把儿子蒋纬国送到德国学军事。这自然对何凤山形成了很大压力,他很快就受到了来自顶头上司——驻德大使陈杰的直接威胁。陈杰秉承国内的旨意,想维持同德国的关系,害怕得罪对方,因此坚决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但何凤山没有理睬。后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何凤山在向犹太人出卖签证。陈杰于是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派人到维也纳调查。因查不到证据,才不了了之。但是,何凤山于1940年5月被调离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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