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句式上的突破
屈原以前的诗歌句式，基本上是四言体。这种句式，比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传说中尧舜时代的三言句式，无疑是一大进步。就它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来说，《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民歌，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高峰①。
但是，这种四言句式，毕竟节奏短促、单调呆板，容量也有限。在表现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时，它的束缚和局限，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了。倒是国风中的那些杂言体，如《伐檀》、《行露》等，以及楚国、吴越民间流传的《徐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由于字句参差、节奏自由，在抒发思想感情上显出了长处。
屈原在早期写作《橘颂》时，所采用的还是这种四言体。但到了他受谗被逐，胸中积满了悲愤和痛苦，想要将它化为诗涛喷注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四言体的束缚了。他大胆地学习民间的“俗歌俚句”“不拘于四言”②的经验，有意识地采用民歌中常常出现的五言、六言、七言的新句式，保留咏唱中的语气词“兮”，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七言的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惜诵》就是屈原突破四言体式而创造的第一首“骚体诗”。
初看起来，“骚体”句式只比四言句式多了二、三个字，但它的作用却是小看不得。这二、三字的增加，使全句的容量一下扩大了许多。而且正如前人在分析七言长于五言时说的那样，由于“每句多两字，故转折而不迫促”，更适宜于“言情出韵”③。因此，屈原“骚体”长句句式的创造，实在是对四言体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是章法上的革新
屈原以前的诗歌，如《诗经》里的国风，一般都采用分章叠唱、反复咏叹的形式；许多诗，只在每章中变动几个字，来表现场景的推移或感情的递进（如《芣苡》、《将仲子》等）。这种形式，与诗歌合乐有关，是乐章形式的反映。它有便于记唱和加强情绪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使全诗的容量相应缩小了。
屈原所创制的“骚体诗”，虽然也合乐，但章法却已大为不同。他放纵自己的思涛，在诗中自由奔泻；或陈述，或悲吟，或呼告，或斥责；情之所至，笔之所到，全不拘古诗的章法。正因为如此，后世有些注楚辞者，想要按说《诗》的办法，也给屈原的诗分一下章次，结果都不免碰壁④。宋人钱果之就看出了屈原的这一革新，明确指出：“古诗有节有章”，屈原之赋却“有节无章”。
屈原“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却有自己的章法。他的诗，有发端，有展开，有回环照应，甚至还采用“乱曰”的形式结尾，对全诗内容或主旨进行概括和总结，其脉理是极其分明的。这显示出屈原诗歌既具有“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创造精神⑤，又具有“以意运法”、“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的“神明变化”的特点⑥。
三是体制上的扩展
屈原以前的诗歌，一般都是直抒己怀的抒情诗。它们往往即眼前景，就身边事，述胸中志，表现一时、一地的某种感触和心境。反映在诗歌体制上，大多只是十多行、数十行的短章。《诗经》中也有一些表现王朝先祖建功立业的史诗（如大雅《生民》、《绵》，鲁颂《阔宫》等），或反映当代政治、军事重大事件，表现朝廷近臣忧虑国事的抒情诗（如大雅《桑柔》、《抑》、小雅《六月》、《正月》等），以及某些农事诗（如豳风《七月》等），在体制上出现了向中、长篇演进的趋势。但总的来说，诗三百篇以短章为其基本体制，即使是规模最宏伟的《閟宫》，也只九章一百二十一句，四百八十四字。
屈原的“骚体诗”，特别是《离骚》，虽然仍属抒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就不是一时、一地的感触和心境了。他要在极其广阔的规模上，展现自己大半生追求理想美政的历程，和在这一斗争中所经历的欢乐、忧虑、痛苦和失望。这样繁复的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感情，在短短十几句、几十句的篇章中，是怎么也容纳不下了。为此，屈原一面从《诗经》中那些已经突破了抒情短章体制的诗歌吸取成功的经验，一面又将战国以来纵横家们铺陈排比、恣肆不羁，非把所思所虑说得云诡波谲、淋漓尽致才罢的游说之辞的特点，运用到抒情诗的创作中来，从而把旧诗的体制大大扩展，造出了一种气势宏伟、有着极大容量的长篇体制。屈原的主要诗作《天问》，虽还采用四言句式，体制上却已实现了对于古诗的大突破⑦，达到了三百八十多句、一千五百余言。而此后的《离骚》，则长达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九字，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的长篇体制。
四是多种形式的交互为用
“骚体诗”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已如上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新的诗体，在屈原手上并不是凝固不变、单调划一，而是极其灵活、极富于变化的。屈原适应不同内容的表现需要，无论在句式上，还是在体式上，都不断有新的变化和创造。
从句式上来说，《离骚》所用的就是“骚体诗”的基本句式，即六言长句，但又掺合了五、七言甚至八言，使之参差多变，在节奏上比较舒徐，适合于抒发诗人那沈郁顿挫、悱恻缠绵的感情，表现出回肠荡气的情韵。而《九歌》，则直接采用了民歌中常见的半句加“兮”（如《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句式，节奏轻快、跳跃，适合于表现娱神歌舞的欢乐、婉转的情调。在《怀沙》以及《抽思》、《涉江》的“乱词”中，屈原又采用了四字一顿、句末加兮的短句句式（××××，××××兮），节奏短促相承，语气劲捷有力，表现出强烈感情的突然迸发。
从体式上说，屈原不仅有“长篇抒情体”《离骚》，表现他那时间上跨度较大、空间上又无往而不及的身世遭际和浪漫主义神游；并在情节结构上创造了客主诂难、问答的形式（“女嬃”劝告、“灵氛占卜”等），使之在“铺叙中有峰峦起伏”、“长而不漫”⑧，有如“黄河百里一曲、千里一直”⑨。而且还创造了《天问》这样“瓖琦卓诡”、一问到底的“问难体”，《招魂》这样排比铺张、“艳绝深华”的“赋体”，《九歌》这样由多首短章串联而成的“组歌体”，《橘颂》这样托物寄兴的“咏物体”。如此多变的体式，交互为用，使得屈原的诗歌，呈现出“变动无常，淜浡不滞，体既独造，文亦赴之”⑩的缤纷多姿的奇特景象，真是云蒸霞蔚、璀璨夺目，毫无汉代效颦者的那种板滞、沉闷和单调。
正是由于屈原这富于革新勇气的创造，我国文学史上一种既区别于先前的《诗经》，又有别于后起的
五是七言诗的诗体出现
它的出现，给春秋以来的诗歌体式带来了一次大解放。明人吴景旭说：“经之后、赋之先，天地间忽出此一种文字”，“总览斯文风格，凿空不经人道，自应别名一体，以‘骚’命之可也。”⑾李维桢也称赞屈原“以一人之手，创千古之业。”⑿对屈原来说，这样高度的评价，可谓当之而无愧！
六是骚体诗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言、七言的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这是对四言体的重大突破。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放纵自己的思绪，或陈述，或悲吟，或呼告，有开端，有展开，也有回环照应，脉络又是极其分明的。三是体制上的扩展。屈原以前的诗歌大多只是十多行、数十行的短章。而他的《离骚》则长达372句、2469字，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长篇体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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