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前有哪些医疗著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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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等,还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我也就不一一点明了,现在我主要讲一讲《黄帝内经》以及《千金要方》、《伤寒杂病论》这三部著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一.《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成编於战国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现存最早的中医药学著作《黄帝内经》收载的成方13首中,就有10种中成药,并有丸、散、酒、丹等剂型。
《黄帝内经》是早期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世简称之为《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灵枢经》并予刊行。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
《黄帝内经》是什么意思呢? 内经,不少人认为是讲内在人体规律的,有的人认为是讲内科的,但相关专家认为《黄帝内经》 是一部讲“内求”的书,要使生命健康长寿,不要外求,要往里求、往内求,所以叫“内经”。也就是说你要使生命健康, 比如有了病怎么治病,不一定非要去吃什么药。
实际上《黄帝内经》整本书里面只有13个药方,药方很少。它关键是要往里求、往内求,首先是内观、内视,就是往内观看我们的五脏六腑,观看我们的气血怎么流动,然后内炼,通过调整气血、调整经络、调整脏腑来达到健康,达到长寿。所以内求实际上是为我们指出了正确认识生命的一种方法、一种道路。这种方法跟现代医学的方法是不同的,现代医学是靠仪器、靠化验、 靠解剖来内求。中医则是靠内观、靠体悟、靠直觉来内求。
《黄帝内经》包括现存之《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内经》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它既不属于某一时期的作品,也绝非某位医家的个人著述。其中既有战国至西汉初期的篇章,也有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的作品;既有魏晋以后的新作,更有唐、宋医家的补充,如唐代王冰补入了七篇大论,宋代又增补了两章遗篇。可见它是一部由战国至两汉时期许多不同时代的医家,搜集当时医学成果,分别整理加工和补充成篇后,汇集而成的医学总集。
《黄帝内经》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全面阐述了包括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疗及预防、养生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涉遍及中医理、法、方、药的各个方面,因而对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仅就它的主要精神,分别简介如下:
一、整体观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之一。贯穿《内经》全书的整体观,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人体本身
《内经》把人体各部看成是互相联系、内外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认识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古朴的系统论观点。系统论认为,人微言轻整体并非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一种不同于任何局部的新质。由于人体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整体系统,因此更需要从普遍的联系上来加以对待。
《内经》正是强调从彼此相属、互有联系的整体观出发去观察人体各部生理、病理的种种表现和变化。就脏腑关系而言,虽各有所主,但却离不开彼此的密切配合。
《内经》以“藏象”统括人体之生理与病埋,就证是体现了内脏与休表是相互沟通、表里相关的有机整体。唐·王冰说过,“象,谓所见于于外,可阅者也”,明·张介宾也说:“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中医四诊中所称“有诸内必形诸外”“以表求里”的根据即在于此。
2、人与自然
对人体必须与自然界相统一的认识,是《内经》整体观的又一重要体现。《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覆地盖,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当四时气候发生变化时,人体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反应,如春夏两季阳气发泄,气血易趋向于表,因而使皮肤松弛,少溺多汗;秋冬时节,阳气收藏,气血趋向于里,故皮肤致密,少汗多溺。四时气候的变化,还是生物界(人体亦不例外)生、长、化、收、藏的重要条件。
此外,《灵枢·岁露论》还告诉人们。四时气候的正常与否,还直接影响着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流行,所渭“因岁之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甚至一些疾病的流行也常带有季节的特点,而《素问·异法方宜论 》所载某些“地势使然也”的地方病,还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3、机体与情志(即形神统一观)
对机体与情志间的辩证关系,《内经》同样具有一定的科学见解。《素问·六节脏象论》认为“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这是说明机体对情志的决定作用;而《灵枢·本藏论》所指出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则旨在表明情志对机体的调节功能。《内经》认为情志活动乃人之正常生理功能。但若太过,可能造成内脏功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从而导致疾病,如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因而十分注重通过调节情志,以有助于消除病理变化,恢复生理功能。
4、人与社会
内经》对社会环境与人体发病的关系,也有若干论述。在分析病因、病理时,除了注意外邪的侵袭和人体正气的盛衰外,还告诫医家应结合患者所处社会环境、经历和个人遭遇等全盘考虑。
二、脏腑经络学说
《内经》所系统论述的脏腑经络学说,是以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一门重要学说,是中医进行辩证论治的基础和依据。在祖国医学中占有特殊地位。
三、阴阳、五行学说
《内经》在总结和阐述中医基本理论问题的过程中,还运用和发展了我国固有的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学说的运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由于《内经》是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因而对人体之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及药物治疗,亦无不是以阴阳的对立统一规律来加以概括和阐述的。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阴阳两个方面应该是相对平衡的,一旦由于阴阳的偏盛偏衰而使这种平衡状态破坏时,人体就会发病。所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调经论》)。而《素问·生气通天沦》所载:“阴平阳秘,精神乃冶;阴阴离决,精气乃绝”,就是旨在说明这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病用药,就是借助药物的阴阳偏性,以改善或调节人体阴阳失调的现象,从而恢复“阴平阳秘”的正常状态,达到治疗的目的。
五行学说的运用
古人认为,构成客观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金木水火土,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和彼此制约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叫做“相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而彼此制约的关系就称做“相克”,如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五行学说之所以引入医学,关键不在于这五种物质的本身,而在于它们的不同展性和相生相克的关系。根据《内经》的记载,世间各种事物,包帖四季气候变化、人体生理、病理乃至精神情态表现,都可与五行相配,如表所列:
五行 时令 五气 五态 五色 五味 五脏 五志 五臭 五音 五谷
木 春 风 生 青 酸 肝 怒 臊 角 麦
火 夏 热 长 赤 苦 心 喜 焦 徵 黍
土 长 夏 湿 化 黄 甘 脾 思 香 宫
金 秋 燥 收 白 辛 肺 忧 腥 商 稻
水 冬 寒 藏 黑 咸 肾 恐 腐 羽 豆
根据五行生克关系,《内经》认为各脏腑器官也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如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歹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并常以五行生克的理论来描述疾病的传变和推论其死生。
总之,《内经》中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人体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脏腑间的 相互依存、制约、转化的关系已有相当认识。诚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以上认识仅在于直观的范围,还不可能认识统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重视预防,反对迷信
《内经》关于预防的论述,常与养生学相结合,如谓“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并告诫人们要节制色欲,切忌“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医生治病应当见微知著,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切不可对疾病的发展视而不见,迁延观望,坐失良机,以致酿成难以救治之危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冶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里,预防医学思想昭然可见,至今犹不失为至理名言。
《素问·五脏别论》中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表明医学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
《内经》的撰成,标志着我国医学跨进了由经验医上升为理论医的新阶段。它不仅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医药成就,同时也为秦汉以后的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在整体观、矛盾观、脏腑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养生预防学说和诊治原则等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后世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讨,具有明显的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和学派在学术和实践两方面的新建树,无不与《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甚至直刊今天仍不失为一部颇具生命力和实用价值的医学巨著。
二.《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备急千金要方》
综合性临床医著。本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孙思邈认为生命的价值贵于千金,而一个处方能救人于危殆,价值更当胜于此,因而用《千金要方》作为书名,简称《千金方》。30卷。明代后有按《道藏》经义析为93卷者,内容同。唐代孙思邈撰于永徽三年(约652年)。作者以人命重于千金,故取“千金”为书名。是感于当时的方药本草部秩浩繁,仓卒间求检不易,乃博采群经,删繁去复,并结合个人经验而撰成 。卷 1医学总论及本草、制药等;卷2~4妇科病;卷5儿科病;卷6七窍病;卷7~10诸风、脚气、伤寒;卷11 ~20系按脏腑顺序排列的一些内科杂病;卷21消渴、淋闭等症 ;卷22疔肿痈疽;卷23痔漏;卷24解毒并杂治;卷25备急诸术;卷26~27食治并养性;卷28平脉;卷29~30针灸孔穴主治。总计233门,合方论5300首。书中所载医论、医方较系统地总结了自《内经》以后至唐初的医学成就,是一部科学价值较高的著作。1949年后有影印本。
该书第一卷为总论,内容包括医德、本草、制药等;再后则以临床各科辨证施治为主,计妇科2卷,儿科1卷,五官科1卷,内科15卷(其中10卷按脏腑分述),外科3卷;另有解毒急救2卷,食治养生2卷,脉学1卷及针灸2卷。共计233门,方论5300首。
《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是中医学伦理学的基础;其妇、儿科专卷的论述,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其治内科病提倡以脏腑寒热虚实为纲,与现代医学按系统分类有相似之处;其中将飞尸鬼疰(类似肺结核病)归入肺脏证治,提出霍乱因饮食而起,以及对附骨疽(骨关节结核)好发部位的描述、消渴(糖尿病)与痈疽关系的记载,均显示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针灸孔穴主治的论述,为针灸治疗提供了准绳,阿是穴的选用、“同身寸”的提倡,对针灸取穴的准确性颇有帮助。因此,《千金要方》素为后世医学家所重视。《千金要方》还流传至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简史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一)
公元2世纪以前,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更由于当时传染病不断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 37-50年)之间,曾有7次大疫,灵帝建宁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间,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进了医学家们对疾病防治的认识,在从事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其中最具价值的要推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二)
总之,三阳经证多为热症、实症,三阴经证多为寒症、虚症;六经论治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使人们有了规矩可循。
通过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采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方法。因为疾病的来由,都是人体抗病能力的正气同致病因素的邪气作斗争的表现,其结果不是邪盛就是正衰,或者是正胜则邪退。所以在治疗上就要运用扶正祛邪,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方法。这些都是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则而制定的。
此外,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今天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
《伤寒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金匿要略》则制定了25篇,立262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祖国医学早在公元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极大多数方药,已由现代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人们还可以在《金厦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中看到:“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今九窍闭塞……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养谨慎,勿使致病的邪风侵犯经络,要是刚中经络,还未流传到脏腑,就给予治疗,四肢一感到不方便,就用调整呼吸,施用针灸、推拿,使得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都畅通……穿衣服要调节冷热,饮食要注意甜酸苦辣,勿使人体有所衰退,疾病就不可能侵入肌肉皮肤。这是指导人们对疾病作斗争的认识和方法,要求人们做到末病先防、有病早治。
一千七百年前的张仲景,在祖国医学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巨大的。《伤寒论》和《金医要略》总结了我国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严密选择疗效可靠的方药,对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动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承先启后作用。此后,历代很多医家对张仲景学说作了进--步的探讨,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钻研,有所发挥、有所前进,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中的伤寒学派。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一.《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成编於战国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现存最早的中医药学著作《黄帝内经》收载的成方13首中,就有10种中成药,并有丸、散、酒、丹等剂型。
《黄帝内经》是早期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世简称之为《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灵枢经》并予刊行。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
《黄帝内经》是什么意思呢? 内经,不少人认为是讲内在人体规律的,有的人认为是讲内科的,但相关专家认为《黄帝内经》 是一部讲“内求”的书,要使生命健康长寿,不要外求,要往里求、往内求,所以叫“内经”。也就是说你要使生命健康, 比如有了病怎么治病,不一定非要去吃什么药。
实际上《黄帝内经》整本书里面只有13个药方,药方很少。它关键是要往里求、往内求,首先是内观、内视,就是往内观看我们的五脏六腑,观看我们的气血怎么流动,然后内炼,通过调整气血、调整经络、调整脏腑来达到健康,达到长寿。所以内求实际上是为我们指出了正确认识生命的一种方法、一种道路。这种方法跟现代医学的方法是不同的,现代医学是靠仪器、靠化验、 靠解剖来内求。中医则是靠内观、靠体悟、靠直觉来内求。
《黄帝内经》包括现存之《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内经》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它既不属于某一时期的作品,也绝非某位医家的个人著述。其中既有战国至西汉初期的篇章,也有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的作品;既有魏晋以后的新作,更有唐、宋医家的补充,如唐代王冰补入了七篇大论,宋代又增补了两章遗篇。可见它是一部由战国至两汉时期许多不同时代的医家,搜集当时医学成果,分别整理加工和补充成篇后,汇集而成的医学总集。
《黄帝内经》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全面阐述了包括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疗及预防、养生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涉遍及中医理、法、方、药的各个方面,因而对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仅就它的主要精神,分别简介如下:
一、整体观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之一。贯穿《内经》全书的整体观,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人体本身
《内经》把人体各部看成是互相联系、内外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认识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古朴的系统论观点。系统论认为,人微言轻整体并非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一种不同于任何局部的新质。由于人体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整体系统,因此更需要从普遍的联系上来加以对待。
《内经》正是强调从彼此相属、互有联系的整体观出发去观察人体各部生理、病理的种种表现和变化。就脏腑关系而言,虽各有所主,但却离不开彼此的密切配合。
《内经》以“藏象”统括人体之生理与病埋,就证是体现了内脏与休表是相互沟通、表里相关的有机整体。唐·王冰说过,“象,谓所见于于外,可阅者也”,明·张介宾也说:“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中医四诊中所称“有诸内必形诸外”“以表求里”的根据即在于此。
2、人与自然
对人体必须与自然界相统一的认识,是《内经》整体观的又一重要体现。《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覆地盖,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当四时气候发生变化时,人体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反应,如春夏两季阳气发泄,气血易趋向于表,因而使皮肤松弛,少溺多汗;秋冬时节,阳气收藏,气血趋向于里,故皮肤致密,少汗多溺。四时气候的变化,还是生物界(人体亦不例外)生、长、化、收、藏的重要条件。
此外,《灵枢·岁露论》还告诉人们。四时气候的正常与否,还直接影响着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流行,所渭“因岁之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甚至一些疾病的流行也常带有季节的特点,而《素问·异法方宜论 》所载某些“地势使然也”的地方病,还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3、机体与情志(即形神统一观)
对机体与情志间的辩证关系,《内经》同样具有一定的科学见解。《素问·六节脏象论》认为“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这是说明机体对情志的决定作用;而《灵枢·本藏论》所指出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则旨在表明情志对机体的调节功能。《内经》认为情志活动乃人之正常生理功能。但若太过,可能造成内脏功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从而导致疾病,如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因而十分注重通过调节情志,以有助于消除病理变化,恢复生理功能。
4、人与社会
内经》对社会环境与人体发病的关系,也有若干论述。在分析病因、病理时,除了注意外邪的侵袭和人体正气的盛衰外,还告诫医家应结合患者所处社会环境、经历和个人遭遇等全盘考虑。
二、脏腑经络学说
《内经》所系统论述的脏腑经络学说,是以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一门重要学说,是中医进行辩证论治的基础和依据。在祖国医学中占有特殊地位。
三、阴阳、五行学说
《内经》在总结和阐述中医基本理论问题的过程中,还运用和发展了我国固有的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学说的运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由于《内经》是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因而对人体之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及药物治疗,亦无不是以阴阳的对立统一规律来加以概括和阐述的。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阴阳两个方面应该是相对平衡的,一旦由于阴阳的偏盛偏衰而使这种平衡状态破坏时,人体就会发病。所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调经论》)。而《素问·生气通天沦》所载:“阴平阳秘,精神乃冶;阴阴离决,精气乃绝”,就是旨在说明这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病用药,就是借助药物的阴阳偏性,以改善或调节人体阴阳失调的现象,从而恢复“阴平阳秘”的正常状态,达到治疗的目的。
五行学说的运用
古人认为,构成客观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金木水火土,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和彼此制约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叫做“相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而彼此制约的关系就称做“相克”,如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五行学说之所以引入医学,关键不在于这五种物质的本身,而在于它们的不同展性和相生相克的关系。根据《内经》的记载,世间各种事物,包帖四季气候变化、人体生理、病理乃至精神情态表现,都可与五行相配,如表所列:
五行 时令 五气 五态 五色 五味 五脏 五志 五臭 五音 五谷
木 春 风 生 青 酸 肝 怒 臊 角 麦
火 夏 热 长 赤 苦 心 喜 焦 徵 黍
土 长 夏 湿 化 黄 甘 脾 思 香 宫
金 秋 燥 收 白 辛 肺 忧 腥 商 稻
水 冬 寒 藏 黑 咸 肾 恐 腐 羽 豆
根据五行生克关系,《内经》认为各脏腑器官也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如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歹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并常以五行生克的理论来描述疾病的传变和推论其死生。
总之,《内经》中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人体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脏腑间的 相互依存、制约、转化的关系已有相当认识。诚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以上认识仅在于直观的范围,还不可能认识统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重视预防,反对迷信
《内经》关于预防的论述,常与养生学相结合,如谓“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并告诫人们要节制色欲,切忌“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医生治病应当见微知著,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切不可对疾病的发展视而不见,迁延观望,坐失良机,以致酿成难以救治之危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冶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里,预防医学思想昭然可见,至今犹不失为至理名言。
《素问·五脏别论》中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表明医学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
《内经》的撰成,标志着我国医学跨进了由经验医上升为理论医的新阶段。它不仅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医药成就,同时也为秦汉以后的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在整体观、矛盾观、脏腑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养生预防学说和诊治原则等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后世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讨,具有明显的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和学派在学术和实践两方面的新建树,无不与《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甚至直刊今天仍不失为一部颇具生命力和实用价值的医学巨著。
二.《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备急千金要方》
综合性临床医著。本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孙思邈认为生命的价值贵于千金,而一个处方能救人于危殆,价值更当胜于此,因而用《千金要方》作为书名,简称《千金方》。30卷。明代后有按《道藏》经义析为93卷者,内容同。唐代孙思邈撰于永徽三年(约652年)。作者以人命重于千金,故取“千金”为书名。是感于当时的方药本草部秩浩繁,仓卒间求检不易,乃博采群经,删繁去复,并结合个人经验而撰成 。卷 1医学总论及本草、制药等;卷2~4妇科病;卷5儿科病;卷6七窍病;卷7~10诸风、脚气、伤寒;卷11 ~20系按脏腑顺序排列的一些内科杂病;卷21消渴、淋闭等症 ;卷22疔肿痈疽;卷23痔漏;卷24解毒并杂治;卷25备急诸术;卷26~27食治并养性;卷28平脉;卷29~30针灸孔穴主治。总计233门,合方论5300首。书中所载医论、医方较系统地总结了自《内经》以后至唐初的医学成就,是一部科学价值较高的著作。1949年后有影印本。
该书第一卷为总论,内容包括医德、本草、制药等;再后则以临床各科辨证施治为主,计妇科2卷,儿科1卷,五官科1卷,内科15卷(其中10卷按脏腑分述),外科3卷;另有解毒急救2卷,食治养生2卷,脉学1卷及针灸2卷。共计233门,方论5300首。
《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是中医学伦理学的基础;其妇、儿科专卷的论述,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其治内科病提倡以脏腑寒热虚实为纲,与现代医学按系统分类有相似之处;其中将飞尸鬼疰(类似肺结核病)归入肺脏证治,提出霍乱因饮食而起,以及对附骨疽(骨关节结核)好发部位的描述、消渴(糖尿病)与痈疽关系的记载,均显示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针灸孔穴主治的论述,为针灸治疗提供了准绳,阿是穴的选用、“同身寸”的提倡,对针灸取穴的准确性颇有帮助。因此,《千金要方》素为后世医学家所重视。《千金要方》还流传至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简史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一)
公元2世纪以前,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更由于当时传染病不断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 37-50年)之间,曾有7次大疫,灵帝建宁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间,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进了医学家们对疾病防治的认识,在从事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其中最具价值的要推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二)
总之,三阳经证多为热症、实症,三阴经证多为寒症、虚症;六经论治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使人们有了规矩可循。
通过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采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方法。因为疾病的来由,都是人体抗病能力的正气同致病因素的邪气作斗争的表现,其结果不是邪盛就是正衰,或者是正胜则邪退。所以在治疗上就要运用扶正祛邪,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方法。这些都是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则而制定的。
此外,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今天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
《伤寒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金匿要略》则制定了25篇,立262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祖国医学早在公元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极大多数方药,已由现代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人们还可以在《金厦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中看到:“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今九窍闭塞……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养谨慎,勿使致病的邪风侵犯经络,要是刚中经络,还未流传到脏腑,就给予治疗,四肢一感到不方便,就用调整呼吸,施用针灸、推拿,使得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都畅通……穿衣服要调节冷热,饮食要注意甜酸苦辣,勿使人体有所衰退,疾病就不可能侵入肌肉皮肤。这是指导人们对疾病作斗争的认识和方法,要求人们做到末病先防、有病早治。
一千七百年前的张仲景,在祖国医学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巨大的。《伤寒论》和《金医要略》总结了我国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严密选择疗效可靠的方药,对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动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承先启后作用。此后,历代很多医家对张仲景学说作了进--步的探讨,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钻研,有所发挥、有所前进,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中的伤寒学派。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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