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殷时期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的？
内服百官和外服分封贵族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商王朝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
《尚书·酒浩篇》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这里指出商代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是商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则为分封贵族的管辖地区，在众多的方国之间及其以外的边远地区，又分散有发展程度不等的少数族部落。服，职事也，指群吏言，在内眼外服中有许多公社，贵族、平民和奴隶聚居其中，并由各级官吏来统治。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商王之下设有各种官吏，大体可以分为文职官、武职官和史官三大类。文职官的名称有尹、多尹、臣、小臣、多臣等。尹和多尹的职司作为大田，作、掌祭祀、出征伐，主要掌管国内的内政事务。臣的种别很多，有王臣、小王臣、臣等，多臣当是其总称。王臣是参与国王机要的重臣；小王臣与小臣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居王身边，后者多在地方；所谓臣则是管理耕的官吏。甲骨卜辞中的既能参与王臣的指挥，如：贞弗其氐王臣（《铁》1·1），又要管理臣，如：令……臣（《前》6·17·5），是冢宰一类的内务长官，主要职掌率王臣、管臣、贡牛羊、执多和巡视地方等内政事务。
武职官的名称有马、多马、亚、多亚、射、多射、三百躬、、多、卫、犬、多犬等。马、亚在甲骨卜辞中常常并举，可见他们性质是相近的。马，受令征伐或射猎，很可能是马师，后世的司马之官，或从此出；亚，可以保王（《厍》1028）、保我（《前》7·3·1），与商王的关系极为亲近。卜辞中常有亚（《粹》1178）、亚雀（《前》8·9·3）之称，亚，又与旅连称，如云：亚旅（《左传》成公二年）、侯亚侯旅（《诗经·载芟》）等，而《尔雅·释诂》云：旅，众也，即为军旅之意。可见，马和亚是一种官职比较高的武职官吏。文献和金文中的亚、服、往往并称，甲骨文中也有多（《乙》4212）的记载。令多射、卫（《粹》15）的多射、卫似当读作多射与多卫，都是官名，这里的和射，当是管理由弓箭手组织成的军队的武官。卫是一种守卫内廷和边境的一种武官，边卫又哉（《后下》22·16），便是其证。在，犬中告糜，王其射、亡哉，（《粹》935）中的犬中，郭沫若释云：犬中，盖犬人之官名中者，《周礼·秋宫》有犬人职。西周金文《师晨鼎》的官犬次于小臣、善夫之后，郭老亦释为犬人之官。甲骨卜辞中之犬与多犬可能本是饲猎犬之官，进而为田猎之官，后来也参加征伐之事，犹如马与多马是司马之官一样。
史官的名称有卜、多卜、乍册、史等。甲骨卜辞中的卜人名前有冠以宫名卜者，例如：□午卜，卜贞……（《佚》527）。这里的卜和多卜一样都是官名。甲骨文中也有乍册（《京津》703）的记载，也是官名。《尚书·洛诰》的作册逸，《左传》、《国语》和《汉书·古今人表》作史佚，都是同指一人。可见，乍册、史都是同类的官名。甲骨文中的史，是一种专门主管祭祀的官吏。
在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以外，还派有侯、伯、子、妇进行统治。见于甲骨卜辞中的侯有：侯、丁侯、伊侯、光侯、侯、侯、攸侯喜等；伯有：雇白、井白、白、白、宋白、盂方白、夷方白等①。侯伯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似非殷王所封赐。侯伯的领地是世袭的，他们虽然各自拥有武装力量，置有臣正一类的官吏，但是对于商王却有着进贡、纳税、服役、戍边和服王事即率兵随王出征的义务。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诸子之封。甲骨卜辞中凡称子某者，论者多谓他们是武丁王予，但是《佚》，524片中的子渔是第一期，而《粹》，1263片中的子渔则是第四期；《后下》30·4片中的子弓为第一期，而《遗》393片中的子弓则属第二期；此外的子央、子、子、子效、子宋、子等也都不完全是同一时期的卜辞，因而主张甲骨卜辞中的称子某者共二十三人皆为王子说①，似难置信。再从王（《戬》114》）的即为子的封地和令于夫，于宋（《续》6·24·5）的宋为子宋的封地看来，这些诸子都有封地。他们被封于外服主要是为了帮助商王加强统治。他们与侯、伯不同之处，从商王常常贞卜他们是否有灾害、疾病等，可以知道这些诸子与商王有着一种同一族类的近亲关系。论者又说，商代诸妇之封，至少有六十四人之多，并且以宠与不宠，或不全在宫中。其不获宠者，则封之一地，或命之祭祀，或命之征伐，往来出入于朝野之间，以供王之驱使，无异亲信之臣也②。这些诸妇是否全为武丁之妃，虽需研究，但说她们都领有土地，为主耕种田③，还要为王服王事即率兵出征④，则是肯定的。所有这些似乎都与诸子相同。由此看来，如果说商代设侯、伯于边境是为了防御外寇，那么封诸子、
诸妇于各地，主要是为了藩屏商王朝的统治。商代的统治阶级，主要就是依靠这些内服百官和外服侯伯和诸子、诸妇，来维持其统治的。
军队商代统治者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维护其阶级统治。考古资料表明，从早商到晚商，从王都到方国，都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甲骨卜辞中比较常见的用兵人数多是三千、五千，有时也达万人以上。根据甲骨卜辞看来，祖甲时期对外用兵很少，只有对晋方的举兵。廪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时期，对羌方和召方有直接的军事冲突外，还增设了新的防御措施即戍某地。甲骨文中的戍，作、形，从人从戈，是人和武器相结合的会意字。《说文》解为守边也，从人持戈。《尔雅·释言》云：戍，遏也。郭注说：戍守，所以止盗贼。可见，戍是执行军事任务的。由于戍守需要担负作战任务，所以捕捉了战俘也要献给王室，如云，王戌卜，狄贞，戍乎（呼）执？（《甲》3913）执作形，或加系，前后索，是系累战俘之状，这里是献俘于王。帝乙帝辛时期，主要对东方的夷人作战，同时，又对边疆仍沿用戍守制度。这种变化，不仅揭示出从武丁至帝乙帝辛二百七十余年间用兵重点的转移，而且又创建新的保卫疆土的戍守措施。戍守不是临时性的军事行动，而是永久性的驻守，这就使殷代常备军的数量大大增加，增强了作战的机动性，对外能及时制止周围方国的侵扰，当然对内也加强了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所以，戍守制度和常备军的扩大，也是奴隶制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殷代，兵农不分，众人、众和人在平时是耕种土地的公社农民①，在战时被征调后就是战士。所以《尚书·多方篇》说：周公曰：王若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尔易不夹介我周王，享天之命？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尔田，天惟畀矜尔。’《说苑·贵德篇》又说：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当时召来的众、众人和人，有时由国王亲自率领，有时则指令其属下统帅。
甲骨卜辞中有师、旅之称。师字，甲骨文作、形。郭沫若说：自乃古堆字，然多用力屯聚之屯①，其形作象圆头之小阜，是师戍所在之处，其用作师乃是会意。甲骨卜辞里的师，已是商代军队的专名，可能也是当时军队中的一种编制单位。《尚书·盘庚下》云：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这里的邦伯，指邦国之长，即甲骨文中的方国；百执事，即《酒诰》中的百僚庶尹，当指百宫。师长，旧释众官长，不确，顾颉刚、刘启钎云：师长当为武官，颇有道理。师是商军的编制之一，师长之职当是师的统率者，师长与邦伯、百执事并提，其地位当与他们相当。商代武职，只提师长，可知其为军队中地位最高者，他所率领的师，当然也就应是商军中的最大建制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