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主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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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线索上来看,全书以方鸿渐留学归国后在上海和内地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为线索,并以围绕鲍、苏、唐、孙四个女人的恋爱婚姻贯穿全书。客观地说,恋爱婚姻的探讨,确实是《围城》的主题之一。作者其实在书中就已清楚地说明了: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ses,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鸿渐摇头表示不知道。 有些评论者认为这两段话就是《围城》这本书的“题眼”,就是对“围城”这一意旨的最好解释。我却不这么认为。应当承认的是《围城》这部小说的题目就是原取于这两个国家的典故,愿意也确实是比喻婚姻的。但这两段话在全书中的作用仅仅是说明“围城”这个名词的来历,而绝对不是对全书意旨的最终解释。其实,作者在序言中就开明宗义地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社会是抗战时的社会;人物是指那些新老留学生与一些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强调的“人类”就是提醒我们往深里去探索,不要停留在表面。也就是说,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它的主题往往不是单一的,作者阐释“围城”的含义显然不仅包含婚姻恋爱。 在书中,我们看到主人公方鸿渐从欧洲留学回国到上海,因恋爱的失败及与名义上的亲家不和边辗转至内地,进入三闾大学这座“围城”。在三闾大学这个龌龊的“大染缸”里,方鸿渐深感这里同样不是他理想的归处,只好又回到上海。然而上海此时已被日军占领,时局险恶,方鸿渐因不肯为日伪服务而丢掉饭碗后又与妻子闹翻。最终结果又是再次筹划离开上海。这就把“围城”这一种人的心理状态比喻扩大到“人生万事”。这是对婚姻如围城的一个引申、深化。我们在书中也不难找到,主人公方鸿渐在文中曾多次感慨: 事实上,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在上海这两座围城来来去去最后终究没能找到答案。恋爱、婚姻、职业的失败,犹如潜藏在他身上的魔障。这种对于生活、对于人生追求的苦闷与彷徨,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当时抗战时期中国这座大围城下,中国人民对于未来生活追求的苦闷与彷徨;或是二十世纪西方军事、文化、经济侵略中国社会的迷茫。 如果再细心深入地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围城”这一名词概念也可以上升为一种人生的哲理,超越了小说所反映的时代。它向人们探讨了人生的具体挫折,具体的失败,进而到人类精神困境的宏观展示。在《围城》的序里,钱钟书提醒读者:“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即《围城》的最终指向的对象是整个人类,是一种人生哲理的思考。在小说的后半部,关于这一哲理的讨论就有很多。如在书中的第八章里,方鸿渐回上海的船上与孙柔嘉谈起人和人聚散是个缘分,同船相遇的人也偶然也必然,方鸿渐发挥道: “这好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京戏,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国歌啦,半句昆曲啦,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名其妙。可是每一个破碎的片段,在它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有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它的意义。” 而孙柔嘉则埋怨道: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是全书哲理阐述最多的一章,也是《围城》这部书主题意旨的中心,对全书具有笼罩性。最典型的哲理是方老先生送给儿子的老式自鸣钟,每个钟头要慢上七分钟。在小说的结尾,当方鸿渐睡死过去的时候,它突然打了六下: 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的夫妇不欢;那时侯,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这则哲理寓言对现代人生的不确定性的表达,尤其深刻。那个每小时慢七分钟的老钟就是方鸿渐的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也是人的某种象征。他是时间的自我迷失,也是人在时间中的迷失、停滞和无出路。 综上所述分析,我们就不难得出了《围城》这部小说的主题意旨:既表面上是叙写了关于婚姻、恋爱、职业等人生追求的彷徨与失落,进而暗示了人生如围城,人类因本身认识的局限性,对欲求的向往终究是逃不掉失望的结果,从而最终引导人们对于人生感受的哲理意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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