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写于1918年4月。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小说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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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作品中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祈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在中国“五四运动”结束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狂人日记》
其次,结合鲁迅的创作情况来看,在鲁迅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不像《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作品侧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外现(形貌、言行、履历、事件等),而是以人物的内心及精神世界的某一因素的活动为主,展示其某一精神意识倾向,比如《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伤逝》等。这类作品虽有人物的言行活动,但主宰作品的因素是某种精神意识。以《狂人日记》来看,小说开头的第一部分就采用这样文字: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说一开场,登场的是人物的意识,鲁迅不用很亮很清之类的单一视觉的文字,而用“很好”这样综合意识来把握月光。接下来,“我”出场了,但对于读者来说,“我”无形无状,更不用说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年轻是年老,实质上,“我”即“我”的意识在继续牵着读者走:“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是对“很好的月光”这种感觉的意识重认;“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这一句,是意识再次把握;“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这是意识重认后新意识的出现;“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新出现的意识开始把新的客观对象纳入意识范围———注意,此处不是对赵家的狗那两眼的客观描述,而是意识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把握。“我怕得有理。”这一句,意识走向判断。依此分析的路子,使之贯串整部小说,都不难得出意识流动的轨迹。因此,从这一视角看,《狂人日记》是一部展示意识过程的一部小说,简单说,《狂人日记》是一部意识性小说。
再次,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此处冠以“我”有“四千年履历”,并把“真的人”与“我”相对,暗示着“我”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当然,“我”只能是人,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但在《狂人日记》中,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迫害狂”病人,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征状。在《狂人日记》中,假如从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我”无名无姓,没有病因解释,没有病史说明,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迫害狂”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这说明,“我”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假如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这一意识。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迫害狂”一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承载物。一方面,“我”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自己的东西。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状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迫害狂”的征状,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著的“多疑”特征,它暗合着鲁迅“多疑”意识的内核表述。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多疑”这一意识,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我”所承载的意识“多疑”。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狂人日记》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
问题是:《狂人日记》中的“多疑”能够与鲁迅的“多疑”相联系起来吗?
这也是要谈的第二个条件。
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以此去支配自己行动的人,这同样也体现在其文本创作之中。鲁迅曾一再强调作品中的自我意识:“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从宽泛意认上说,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肯定包含着作家的精神意识世界的表述,但由于作家的艺术思维不同,其在具体的作品表现也不同。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相互分离,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融一。前者如《祝福》,透过《祝福》文本的客观内容,可以把握到鲁迅对于“祥林嫂”这类人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而后者如《狂人日记》、《长明灯》、《过客》、《这样的战士》等,作者客观上描写某一人物某一事实,同时又把某种意识融入其中。举个例子说,《狂人日记》中“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诘问,可以是狂人的、也完全是鲁迅先生的诘问。对于鲁迅与《狂人日记》的关系,已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鲁迅的几乎所有的心理特征和表现,都能在《狂人日记》中一窥端倪。”“《狂人日记》中,那种‘迫害狂’式的病态心理,本身就是他(鲁迅)切身体验的‘变形记’。”“因此,‘狂人’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文化先觉者形象,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这些看法都是中肯的,但没有注意狂人形象与鲁迅的差别。在《狂人日记》中,“多疑”这一意识的活动特征首先是归属于患“迫害狂”的狂人属性,这些属性是不能套在鲁迅身上的,而狂人这一艺术设置及如何设置、对于“多疑”的表述,则是按着鲁迅心灵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实现的,同时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自然受着鲁迅“多疑”的主体支配。因此,从《狂人日记》去把握鲁迅的“多疑”成为可能,并具有重要意义,但要从中把握鲁迅的“多疑”的本质及个性色彩,必须进入作品,并以一定的方法对狂人的多疑与鲁迅的“多疑”加以分离。
参考资料: 百度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白话小说,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 《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封建主义吃人! 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的确,《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一篇短篇作品,收录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中。它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内容大致上是以一个“狂人”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文化的朽坏。《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19486.htm?fr=ala0_1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