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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他的王道
春秋末期，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逐步确立，广大被剥削阶级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尤其是奴隶，农民等劳动人民，重重的政治枷锁套在他们身上，战争，压抑，管制，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们无法喘息，这引发了广大仁人志士的深切怜悯。究竟人民与君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人民与君主在国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孟子继承了儒家思想，用他的王道学说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他的这一学说，把孔子的仁政思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礼崩乐坏”的尴尬
孔门弟子3000，可谓桃李天下，孔子死后，儒家逐渐蔚为大观，孟子无疑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被后人尊为“亚圣”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孟子“道既通”满怀希望的踏上游宦之路。 辗转于齐、宋、鲁、腾、魏。从孟子的生平及其交游看，他很早就成为了一个名士，长期周游于列国，在列强最高统治集团外面转悠，宣传他的仁政思想，他这种宣传也仅仅是止于“转悠”。这个时候，各个诸侯正忙于群雄逐鹿，哪里有心情听他的所谓“仁政”这些话顶多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并不顶用。
孟子继承并且发扬了孔子的社会批判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是：“一治一乱”圣王在世，天下太平，暴君在位，天下大乱。“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民无所安息”发展到今天“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目前正处于一个空前的衰乱时期，孟子为之痛惜不已。
除此之外，孟子还对当时连绵不绝的战争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今夫天下之人牧，为尝不嗜杀人者。”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的乱世，他也不恤愤怒的呐喊：“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以天下为己任，把改造社会视为自己的责任所在，他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既然历史的发展是“一治一乱”乱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圣人出现，天下自然会太平下来。 他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却也容入了自己的希望。
“王道”学说及其实现
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两大内容是仁与礼孟子更多的继承了孔子学说中“仁”的学说。
那么何谓“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灵魂，他从各个方面反复对仁进行阐释与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称之为“四端”。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其作为孟子社会理想的支撑点，在两个方面同时显示意义。
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作为统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是件轻松易举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为政必须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灭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学说和他的社会理想的最基本内容，而性善论则做为其内在的依据做着最好的阐释。通俗一点的说，在孟子看来，正是由于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统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实现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终指向了“王道”，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辟地阐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 不入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这就是“王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会政治；二是比较完善的伦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复地进行论述。
齐宣王曾向孟子请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择梁无禁，罪人不 老而无妻为鳏，老而无夫为寡，老而无子为独，幼而无父为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谓的王政，除了轻徭薄役，减少刑罚之外，还把对鳏寡孤独，穷民无告者的深切怜悯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仁政”首先得把这些考虑进去。
孟子情形地认识到若要使一个国家的百姓有“恒心”则国家必须有“恒产”否则则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人们首先能活下来，然后才能言及仁义，这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处。因此孟子特别提醒国君们要注意本国的经济生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豸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其天，勿夺其田，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耕织并重，不夺农时，减轻剥削，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
仁政是王道学说的中心思想与先决条件，孟子不断地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上进行探讨。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也把孝作为“仁政”的根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他指出：“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守身与孝顺父母是根本，一切都应该由此入手。
孔子的仁爱主张在孟子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发扬光大，从而进入了“王道”的阶段。与孔子的仁爱比较，基本精神虽然一致，内容却更加丰富全面。孟子的许多设想要比孔子细致精确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杰在位，赏罚分明，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于是对国家也就出于内心的拥护：“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子劝导人民依礼而行，请求统治者爱民亲民，扶植小农经济，减轻农民负担，这就是王道学说的基本内容。
春秋末期，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逐步确立，广大被剥削阶级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尤其是奴隶，农民等劳动人民，重重的政治枷锁套在他们身上，战争，压抑，管制，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们无法喘息，这引发了广大仁人志士的深切怜悯。究竟人民与君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人民与君主在国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孟子继承了儒家思想，用他的王道学说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他的这一学说，把孔子的仁政思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礼崩乐坏”的尴尬
孔门弟子3000，可谓桃李天下，孔子死后，儒家逐渐蔚为大观，孟子无疑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被后人尊为“亚圣”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孟子“道既通”满怀希望的踏上游宦之路。 辗转于齐、宋、鲁、腾、魏。从孟子的生平及其交游看，他很早就成为了一个名士，长期周游于列国，在列强最高统治集团外面转悠，宣传他的仁政思想，他这种宣传也仅仅是止于“转悠”。这个时候，各个诸侯正忙于群雄逐鹿，哪里有心情听他的所谓“仁政”这些话顶多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并不顶用。
孟子继承并且发扬了孔子的社会批判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是：“一治一乱”圣王在世，天下太平，暴君在位，天下大乱。“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民无所安息”发展到今天“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目前正处于一个空前的衰乱时期，孟子为之痛惜不已。
除此之外，孟子还对当时连绵不绝的战争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今夫天下之人牧，为尝不嗜杀人者。”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的乱世，他也不恤愤怒的呐喊：“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以天下为己任，把改造社会视为自己的责任所在，他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既然历史的发展是“一治一乱”乱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圣人出现，天下自然会太平下来。 他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却也容入了自己的希望。
“王道”学说及其实现
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两大内容是仁与礼孟子更多的继承了孔子学说中“仁”的学说。
那么何谓“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灵魂，他从各个方面反复对仁进行阐释与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称之为“四端”。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其作为孟子社会理想的支撑点，在两个方面同时显示意义。
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作为统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是件轻松易举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为政必须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灭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学说和他的社会理想的最基本内容，而性善论则做为其内在的依据做着最好的阐释。通俗一点的说，在孟子看来，正是由于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统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实现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终指向了“王道”，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辟地阐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 不入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这就是“王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会政治；二是比较完善的伦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复地进行论述。
齐宣王曾向孟子请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择梁无禁，罪人不 老而无妻为鳏，老而无夫为寡，老而无子为独，幼而无父为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谓的王政，除了轻徭薄役，减少刑罚之外，还把对鳏寡孤独，穷民无告者的深切怜悯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仁政”首先得把这些考虑进去。
孟子情形地认识到若要使一个国家的百姓有“恒心”则国家必须有“恒产”否则则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人们首先能活下来，然后才能言及仁义，这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处。因此孟子特别提醒国君们要注意本国的经济生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豸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其天，勿夺其田，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耕织并重，不夺农时，减轻剥削，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
仁政是王道学说的中心思想与先决条件，孟子不断地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上进行探讨。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也把孝作为“仁政”的根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他指出：“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守身与孝顺父母是根本，一切都应该由此入手。
孔子的仁爱主张在孟子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发扬光大，从而进入了“王道”的阶段。与孔子的仁爱比较，基本精神虽然一致，内容却更加丰富全面。孟子的许多设想要比孔子细致精确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杰在位，赏罚分明，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于是对国家也就出于内心的拥护：“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子劝导人民依礼而行，请求统治者爱民亲民，扶植小农经济，减轻农民负担，这就是王道学说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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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仁政
孟子的“德治”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他说：“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下
引《孟子》只注篇名）人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
是非之心，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
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公孙丑上》）。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
弗思耳矣”（《告子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
君主的善性体现在治理国家上，就能够倾听百姓的呼声，关心百
姓的疾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
丑上》）。孟子把是否能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提升到国家存亡兴
废的高度来认识，“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
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离娄上》）。在《孟子》一书中，关于孟
子劝诫诸侯国君实行“仁政”的史实，有许多记载。从总体上看，孟
子的仁政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政治上，要以民为本。他最早
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思想，这在中
国古代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总结历代王朝兴废存亡的经验和教
训，明确得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离娄上》）他还一再告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共乐，“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孟子反对用
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君主“省刑罚”，教育百姓去修养孝悌忠信，
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经济上，要“制
民之产”。他清醒地认识到人们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梁惠王上》），所以，贤明
的君主应该使百姓的产业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养妻儿。好的年成可
以丰衣足食，遇到坏年成，至少不至于饿死。“制民之产”就要重新
划分田地，使百姓有自己的田地，同时，要保证百姓“不违农田”、
“勿夺其时”、“薄税敛”，做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
给”（（《告子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
人民有“恒产”，就为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3．军事上，
要兴仁义之师。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人民苦不堪
言。孟子认为这些战争都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离娄上》），他
严厉地批评当时的统治者“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
但是，孟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大一统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他
并不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主张兴仁义之师。国君使人民有“恒产”，
又爱民如子，就可以“以天下之至仁伐至不仁”，被征伐国家的人民
也翘首以待，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统一中国。
二、正君心
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首先就要求君主自身有道德。孟子认
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离娄上》）。然而，许多君主却实行各种不人道的政策，在孟子
看来，君主的恶行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和主观放纵自己造成的。为了确
保君主能够不丧失生而具有的善性，孟子要求大臣通过各种途径来
“正君心”。孟子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离娄上》）
只要端正了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国家就安定了。大臣的义务就是“务
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告子下》），大臣“责难于君”、
“陈善闭邪”才是对君主的“恭敬”，如果君主有错误，大臣首先要
反复劝说，如果反复劝说，君主仍然不听，就离开这样的君主，他甚
至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的
思想。因此，孟子认为，武王伐纣并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孟
子严厉谴责那些侍奉无道之君的大臣是“富桀”、“辅桀”，因为这
些大臣“事君无义”。
君主也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各级官吏能够保持自己的善性以执
行君主的仁政，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孟子提出，君主在选拔官吏时要
任贤使能、除暴安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
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
在选拔官吏时，要善于倾听百姓的意见，孟子说：“国君进贤，……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
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
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
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
然后杀之。”（《梁惠王下》）这样，才能选拔出真正执行君主仁政
的各级官吏，惩治那些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吏。
总之，通过君主、大臣、人民之间的相互监督与校正，就可以保
证“仁政”的实行，孟子这种建立双向互动、相互监督的机制，以确
保实现“德治”的思想，是相当可贵的。
三、修德性
除了通过外在的监督来保证仁政的施行之外，无论是君主还是大
臣都要自觉地修养自己的德性，“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
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万章上》）孟子的这一思想实际上
是《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思想的进一步深
化和发展。孟子提出了存心、养心、尽心等比较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
1、存心。就是保持自己的善心。孟子认为，能否保持自己的善心，
是君子与小人的首要区别，“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
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如果失去了善心，就一定要
把它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2、养心。就是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善心。养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寡欲”和“养浩然之气”。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
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尽心下》）节制感官欲望，即使失去一点善心，也不会很多；如
果不节制感官欲望，即使有一些善心，也会很快失去。孟子把欲望与
善对立起来，有一定的道理，后来的宋明理学家更是主张以“惟微”
的“道心”去主宰“惟危”的人心，从而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孟子
还提出“养浩然之气”的积极措施。“浩然之气”是一种道德精神力
量，是结合“义”与“道”，经过平日修养积累而形成的。有了这种
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可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
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3、尽心。通过不断的存心和养心，最终使人的善心达到完美的状
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
将心之善性修养到很高的境界时，就认识到人性之善，知道人性之善，
就明白了天道，从而达到事天行善的天人合一境界。道德修养达到这
一境界的君主和大臣，就可以实行仁政，最终使天下归于至善，实现
太平盛世。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又由于孟子思想中有不少空想的色
彩，他的“德治”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又的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
极的意义，而且影响了其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使得一批又一批
志士仁人去犯颜直谏、舍身取义、为民请命。孟子的仁政思想，也使
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变得不那么可望而
不可及，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外王之学。
孟子的“德治”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他说：“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下
引《孟子》只注篇名）人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
是非之心，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
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公孙丑上》）。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
弗思耳矣”（《告子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
君主的善性体现在治理国家上，就能够倾听百姓的呼声，关心百
姓的疾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
丑上》）。孟子把是否能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提升到国家存亡兴
废的高度来认识，“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
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离娄上》）。在《孟子》一书中，关于孟
子劝诫诸侯国君实行“仁政”的史实，有许多记载。从总体上看，孟
子的仁政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政治上，要以民为本。他最早
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思想，这在中
国古代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总结历代王朝兴废存亡的经验和教
训，明确得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离娄上》）他还一再告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共乐，“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孟子反对用
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君主“省刑罚”，教育百姓去修养孝悌忠信，
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经济上，要“制
民之产”。他清醒地认识到人们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梁惠王上》），所以，贤明
的君主应该使百姓的产业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养妻儿。好的年成可
以丰衣足食，遇到坏年成，至少不至于饿死。“制民之产”就要重新
划分田地，使百姓有自己的田地，同时，要保证百姓“不违农田”、
“勿夺其时”、“薄税敛”，做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
给”（（《告子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
人民有“恒产”，就为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3．军事上，
要兴仁义之师。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人民苦不堪
言。孟子认为这些战争都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离娄上》），他
严厉地批评当时的统治者“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
但是，孟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大一统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他
并不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主张兴仁义之师。国君使人民有“恒产”，
又爱民如子，就可以“以天下之至仁伐至不仁”，被征伐国家的人民
也翘首以待，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统一中国。
二、正君心
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首先就要求君主自身有道德。孟子认
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离娄上》）。然而，许多君主却实行各种不人道的政策，在孟子
看来，君主的恶行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和主观放纵自己造成的。为了确
保君主能够不丧失生而具有的善性，孟子要求大臣通过各种途径来
“正君心”。孟子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离娄上》）
只要端正了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国家就安定了。大臣的义务就是“务
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告子下》），大臣“责难于君”、
“陈善闭邪”才是对君主的“恭敬”，如果君主有错误，大臣首先要
反复劝说，如果反复劝说，君主仍然不听，就离开这样的君主，他甚
至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的
思想。因此，孟子认为，武王伐纣并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孟
子严厉谴责那些侍奉无道之君的大臣是“富桀”、“辅桀”，因为这
些大臣“事君无义”。
君主也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各级官吏能够保持自己的善性以执
行君主的仁政，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孟子提出，君主在选拔官吏时要
任贤使能、除暴安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
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
在选拔官吏时，要善于倾听百姓的意见，孟子说：“国君进贤，……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
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
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
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
然后杀之。”（《梁惠王下》）这样，才能选拔出真正执行君主仁政
的各级官吏，惩治那些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吏。
总之，通过君主、大臣、人民之间的相互监督与校正，就可以保
证“仁政”的实行，孟子这种建立双向互动、相互监督的机制，以确
保实现“德治”的思想，是相当可贵的。
三、修德性
除了通过外在的监督来保证仁政的施行之外，无论是君主还是大
臣都要自觉地修养自己的德性，“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
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万章上》）孟子的这一思想实际上
是《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思想的进一步深
化和发展。孟子提出了存心、养心、尽心等比较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
1、存心。就是保持自己的善心。孟子认为，能否保持自己的善心，
是君子与小人的首要区别，“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
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如果失去了善心，就一定要
把它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2、养心。就是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善心。养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寡欲”和“养浩然之气”。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
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尽心下》）节制感官欲望，即使失去一点善心，也不会很多；如
果不节制感官欲望，即使有一些善心，也会很快失去。孟子把欲望与
善对立起来，有一定的道理，后来的宋明理学家更是主张以“惟微”
的“道心”去主宰“惟危”的人心，从而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孟子
还提出“养浩然之气”的积极措施。“浩然之气”是一种道德精神力
量，是结合“义”与“道”，经过平日修养积累而形成的。有了这种
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可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
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3、尽心。通过不断的存心和养心，最终使人的善心达到完美的状
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
将心之善性修养到很高的境界时，就认识到人性之善，知道人性之善，
就明白了天道，从而达到事天行善的天人合一境界。道德修养达到这
一境界的君主和大臣，就可以实行仁政，最终使天下归于至善，实现
太平盛世。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又由于孟子思想中有不少空想的色
彩，他的“德治”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又的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
极的意义，而且影响了其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使得一批又一批
志士仁人去犯颜直谏、舍身取义、为民请命。孟子的仁政思想，也使
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变得不那么可望而
不可及，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外王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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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
��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他还强调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人只有在犹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孟子非常重视人格修养，他认为人生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正义”。为了“正义”可以舍去生命，即他说的“舍生取义”。
��孟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他的“民本思想”成为后来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依据。
他的人格标准，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不畏权贵，为真理和正义而勇敢抗争。
��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他还强调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人只有在犹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孟子非常重视人格修养，他认为人生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正义”。为了“正义”可以舍去生命，即他说的“舍生取义”。
��孟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他的“民本思想”成为后来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依据。
他的人格标准，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不畏权贵，为真理和正义而勇敢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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