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说"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

Answer 1

沈从文的寂寞源于其文学理想的独特印记与难以被理解以及其时代背景下的不可实现。
一、文学理想的独特印迹
对于一个从特殊地理、历史和现实中走出来的具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的沈从文，其文学理想自然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迹。《从文自传》是作者走到一个阶段，为自己“温习一下个人的发展过程”，是在“读一本大书同时读一本小书”、看杀人“教育”了自己等等独特的经历中“得其自”，从而为未来埋下“自我”的种子。
笔者以为，这个“自我”在沈从文身上与五四启蒙语境下现代理论催生的“自我的觉醒”是有区别的，沈的“自我”是在过往的经验中“追溯自己生命的来历”（1）确立起来的；沈所谓的“人性”也非与阶级性社会性对立的带有某种人为因素的那一套，而是源于生命本身自然本心的东西。正是这种几乎本能里有的对自己的实在经验的忠诚，以及对天地万物本源的感悟，使沈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常”与“变”，自然人性与知识文明交织的纷繁混乱的时代背景中，留下其文学理想的独特印记。
沈从文自觉把作家的“古怪事业“作为自己承担的使命，虽然无从靠它“生活”，它却“缚住了我的生命，且将终其一生，无从改弦易辙”，他说，这个事业“必然迫得我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与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方能继续工作。”（2）由此我们多少可以明白一点点，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在四十年代为什么要那么痛苦，他为什么不去写他的“文学”，而为现实和时代如此困扰。或许从一开始就将文学理想视为宗教般虔诚和视文学理解为庄严的沈从文，已决定了其文学理想难于被当时现实所理解的宿命。
二、难于被理解
沈从文文学理想的独特印迹使其对乡土的追忆和想象不同于当时的启蒙者，他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或启蒙者的身份在社会的层面上进行启蒙或进行政治阶级分析，揭露乡村的愚昧麻木，企图引起政治觉醒或反抗，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与自我的经验的视角描绘一个真实细微的世界，他能感受到他所写的世界，但他又能跳出这个世界，感受到完全淹没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人不一定能够清楚意识到的悲哀的一面。因此，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学既不同于一般的启蒙话语，又区别于当时的乡土文学，这种似乎相悖的视角使得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本身就显得朦胧而难以理解。
沈从文自己也不无痛苦地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被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掉了。”（3）也许沈从文的笔致太美了，让读者以为沈只会唱忧伤怀旧的乡土田园的挽歌，而很难体悟到文本深层的蕴藉和“目的美”背后的良苦用心：
《相行书简》背后的“历史是一条河”，这条河上有着未经“现代”洗礼的，自然自在的生命，这些生命在沈笔下似乎颠倒了“五四”语境下惯用的“批判性”话语，沈文学世界里的人已不再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是代表了远比相圻相杀的历史更为恒常久远同时又现实逼真的生存和价值；《边城》的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纠正、发展自己顽强的生命意志，使这个世界尽管有它的悲哀，却仍能在困难中微笑。如同沈在《题记》中所言：“我们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而在《长河》对“常”与“变”的叙述中，我们分明感到一种来自“现代”对民间美好品德的威胁那种“无边的恐怖”，令人联想到鲁迅当年提出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旧自己或民族的内心，也就很容易陷入“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4）；而沈夸大湘西环境的恐怖色彩，“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5），以此刺激城里人建筑起来的脆弱的文明，这种审美理想背后却是一种生命意识……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比较清晰了：不管是现代政治还是现代商业抑或两者的合谋，都是现代规划的力量。所谓现代的宰制，说穿了就是在追逐幻象，追逐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幻象，不但不是从人的生命最深处生发出来，更是给生命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阻碍，越追逐越迷失生命本心的东西，最后，人沦落为了材料。这是现代的悖论。
沈从文并不是热衷于“回到过去”的“反现代性”的乡下“土绅士”，他是一个警惕现代化对自我和民族的宰制的现代性搜索者和追求者，他的理想是把人从“自然”和“文明”二律背反规律的左右中解放出来，更健康地发展下去，走向未来；他是一个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6）中救亡压倒启蒙的另一种潜伏的危机下重建“启蒙”。可是在那个“现代”来了且来势汹汹以致连沈自己都濒临精神崩溃的时代潮流中，谁能理解呢？沈从文超越“时代”的文学理想达到了当时少有人能企及的高度，也注定了其不可能实现的悲剧。
三、不可能实现
由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沈的独特而难以被理解的文学理想势必造就其深深的寂寞，这是从内在的高度而言；从时代背景而言，尽管沈从文反对“差不多”，不满只记着“宣传”的“抗战八股”，提出重建民族品德，重建文运、经典等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呼吁，但是在“泥沙扑面，狼虎成群”（7）、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的30年代以及民族救亡压倒一切，时代可以裹挟一切的社会大背景下，沈的文学理想势必不如左翼文学与抗战文学在在工具上的效用，不像政治革命和社会运动那样省时和速效，在以根本改变社会制度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已经成为时代中心的年代，沈文学理想的曲高和寡在所难免；此外，沈与当时的“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与欧美派自由主义作家又是保持一定距离的，沈从问绝不是“贵族式的不介入的清高”（8），在他心中，文学不能沦落为商业和政治的雇佣，却必须得有根本性的担当。不可为而为之的呼喊：“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我们得一切从新起始：从新想，从新做，从新爱和恨，从新信仰和惑疑。”（9）这是沈从文作为在时代的洪流中作为一个作家严肃而庄严的自我要求和自我认同，以及根本性的担当。在笔者心中，就觉得沈从文与鲁迅在文学的深处、思想的深处是特别相通的。可是当沈读懂鲁迅的时候，先生早已去世多年，因此沈的“孤帆独征”不可避免。
简而言之，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党派、不隶属任何一个势力集团、没有任何显要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或背景的沈从文，凭一己之力是无力也不可能改变整个文学生态环境的；更何况文坛中的政客、赌徒、骗子们，也不会因为他的虔诚而知耻自重改变态度；文化商人更不会因此而良心发现、一改初衷的。更具悲剧意味的是，掌握话语霸权的文坛强梁还会因此而封杀。正如唐长福所言：“‘孤帆独征’是沈从文对自己文学生涯的夫子自道，‘曲高和寡’的文学理想际遇和孤独进击的姿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大部分意识形态化，或逃避而独善其身；像沈从文这样抱着‘五四’原则不放，坚守自己文学理想的作家，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也是寥若晨星的抗拒‘时尚’的‘不合时宜’。”
网上的资料，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