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具体起于何时

Answer 1

起于雄略天皇（457－479年） 以下是具体内容：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第1页）。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包括岛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时期，在日本的大陆移民达18000人之多。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自630年到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僧。其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改名晁衡，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73岁殁于中国。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往甚密。753年，阿倍仲麻吕回国，讹传他在途中遇难。李白闻之，悲痛不已，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中李白将阿倍仲麻吕比作明月，明月沉大海，人间顿失光明，天地无辉，人哭天愁，风恸云哀。可见阿倍仲麻吕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 与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贡献。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辛，东渡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律宗佛教，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奈良时代（710－789年），日本仿造唐朝教育体制创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教授、助教，教授中国律令、经学、音韵、文学、书法和算术等科目。由于有了文字和学校，为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因而出现了天平（729－748年）文化的高潮。 8世纪初，日本先后编成两部历史巨著，一为《古事记》，一为《日本书纪》。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体为主，杂有汉文，其中歌谣和专有名词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后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史体裁，用汉文写成，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又先后编成《续日本书籍》、《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 文学作品著名的有《怀风藻》和《万叶集》，前者为汉诗集，是贵族的文学作品，受六朝风格影响较强；后者是日本诗歌（和歌）全书20卷。8世纪中叶，由著名大诗人大伴家持（718？－785年）编修。知道11世纪才形成现在的体裁。 《万叶集》的作者包括各阶层的人，有贵族、僧侣、农民、士兵和妇女。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平安时代（794－1185年），日本文化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特点的所谓“国风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作品体裁丰富多样，有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等。《古今和歌集》全书20卷，共收集和歌1100首，文笔细腻、技巧纯熟、文字优美。 镰仓以后，武士成为社会栋梁，日本文化以反映新兴武土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为主，提倡武士美德，忠君守义，重名轻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新古今和歌集》、《保元物语》和《平家物语》等。历史著作有镰仓幕府的行政记录《吾妻镜》。 16世纪以后，由于城市发展和大名领国独立性的加强，文化的世俗性和民众性日益浓厚。这个时期的文艺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华的排场外，主要特点是反映新兴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气息。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歌舞剧、诗歌以及风俗画等，如连歌、茶道、水墨画等的兴起。佛教传入日本最晚不迟于6世纪初，佛教的因果报应，主张忍耐、顺从、寡欲、善行，是一种文化体，具有丰富而高度的文化内涵，因而佛教传到日本后就受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扶持，迅速发展起来。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1年)积极扶持佛教，在其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号召“笃敬三宝”(三宝：佛、法、僧)并在全国兴建寺院，佛教日益发展。但这个时期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属私人信仰。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随行学问僧多达20余人，创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和创建天台宗(法华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为了更好地扶持和奖励佛教，天皇政府将佛教纳入国家事务之中，设立专门的佛教统制机构，任命僧侣首领，规定寺院制度，佛教成为官方宗教。此后，佛教在政府扶持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Answer 2

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派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日本。 徐福到日本后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在日本还有很多传说。 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遗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到中国学习访问，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和佛学带回日本。 王维（701-761、唐代著名诗人、画家） （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積水不可不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注）秘书晁监即日本来华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他在唐朝任过秘书监的官职曾取名晁，王维的诗表达了对日本朋友深挚的友谊阿倍仲麻吕（701-770日本来华留学生仕於唐） 御命将辞国，非才忝待臣，天中恋明圣，海外憶慈亲。 伏秦逢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忍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注）这是阿倍仲麻吕回赠王维的诗，说自己与中国诗人的友谊生死不渝。 历史见证716年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西渡抵达中国，后在唐朝任官职，770年在中国长安故世。 鉴真（公元688-763年） 鉴真法师七次东渡日本。鉴真生于公元688年，是中国著名高僧。当年日本留学生恳请他赴日传授戒律，他义无反顾，前后六次东渡，因东渡受尽苦难而双目失明，经过八年终于在公元754年来到日本，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做出巨大贡献。晚年住在日本的唐招提寺，公元763年逝世。 唐招提寺门额、唐招提寺草创时，日本孝谦天皇亲题门额，书法俱有唐风、称警后世。 公元1127年——1279年，日本改变锁国政策，中日贸易往来频繁，日本向中国出口铜、硫磺、黄金、扇子、漆器，进口中国的铜钱、纱、生丝和绸缎，因是朝贡形式，不征收关税，因此日本获得很大利润。 这时，中国的建筑学、雕板印刷术、水墨画和饮茶的习惯等也传到日本。 14世纪到16世纪，日本海盗（倭寇）侵扰中国沿海，野蛮地掠夺财产，残杀百性，无恶不作，明朝将领戚继光、俞大酋英勇作战、平息了近二个世纪的倭寇之乱，福建崇武古城有当年抗倭的防御工事。 1685年清朝康熙皇帝下令与日本开通贸易。 日本公布“正德新商法”限制进日本港的中国商船数额和贸易金额，实行信牌贸易，此限制持续到十九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