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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老六是土改小说《暴风骤雨》里的恶霸地主。怎么个恶法？小说一开始就通过老孙头之口“演说”了一番：“（日本人撤走后，元茂屯的人都去捡洋劳，老孙头的老伴儿埋怨他不去——引者注）不到半拉月，韩老六拉起大排来，收洋马，收大枪，收枪子子，收布匹衣裳，锅碗瓢盆，啥啥都收走，连笊篱都不叫人留。说是日本子扔下的东西，官家叫他韩凤岐管业。抗违不交的，给捆上韩家大院，屁股都给打飞了。”有意思的是，尽管拉着工作队进村，老孙头仍然不敢回答有关韩老六的问题，可见韩老六有多恐怖。
紧接着，韩老六就出场了，且看这段介绍：“远近闻名的韩凤岐，兄弟七人，他是老六。他今年四十七岁，因为抽大烟，人很瘦，鬓角又秃，外貌看去有五十开外了。人们当面称呼他六爷，背后叫他韩老六，又叫韩大棒子。伪满时代，他当过村长，秋后给自己催租粮，给日本子催亚麻，催山葡萄叶子，他常常提根大棒子，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抬手就打。下晚逛道儿，他也把大棒子搁在卖大炕的娘们的门外，别人不敢再进去。韩大棒子的名声，就此传开了。”依仗日本子和中央军撑腰，暴力征缴甚至暴力嫖娼，确实有点恶霸的本色了。
作为地主，韩老六有多少财产？先说房子。“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屋脊起龙的门楼，大门用铁皮包着，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房子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灰砖高墙的下边，是柳树障子和水濠。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耸的炮楼，黑洞洞的枪眼，像妖怪的眼睛似的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车道，和四围的车马与行人。”不用说，韩家大院在全屯的草屋中间绝对是鹤立鸡群，顶级豪宅。再说地亩。杜善人、唐抓子与韩老六是拜把子兄弟，“并称元茂屯的三大户，要把本屯的地和他们在江北的地都算计在内，他们三家都有一千垧（一垧等于十五亩——引者注）以上的好地，条通和黄土包子还不算在内。”光好地就超过一万五千亩，够得上大地主了。最后说“浮物”，即金银细软。“他的两挂胶皮轱辘车，一挂跑县城里，一挂跑一面坡，忙了六天了。浮物挪动了一半，还剩下一半。”“韩家大院的当院里、马圈中、柴火堆底下，洋镐和铁锨挖掘石头和沙土的响声，直闹到鸡叫。天刚露明时，有人瞅到一辆胶皮轱辘车，车上装满了藤箱和麻袋，四匹马拉着，往西门一溜烟跑去”。顺便交代一下，“韩老六的马房里，喂着二十来匹马，全都肥肥壮壮的”。
有房有地有财宝，心狠手辣，横行霸道，小说里的韩老六足以对得起“恶霸地主”的成分了。可是，小说里的这个韩老六与现实中的原型差得太远了，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也可以。
在杨奎松《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他发现：“小说里村里最坏的地主，那个韩老六，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他不过是识两个字，因而在抗战期间做过维持会的会长。你要说他做了什么恶，村民们也讲不出来。大家只是说这个韩老六本身既没有土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剥削，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二地主，也就是帮助把当年住在城里的地主的土地转租给村里一些比较穷的人，也没有什么收入。他也一样下田干活儿，他的老婆在村里是小学老师（小说里韩老六有大老婆和小老婆——引者注），教教音乐什么的，每天回家也是一样要做工赚钱贴补家用。农民们说，韩老六家当年非常穷，只有三间小土房，跟今天村里最穷的人放杂物用的最破的房子比，都不能比。”
杨奎松的叙述来自纪录片《暴风骤雨》，该片展现了当年周立波参加土改的黑龙江尚志县元宝镇元宝村的真人真事，接受访谈的有农民、地主和土改工作队员，真实性没问题。
那么，自称连想象都必须从实际出发的周立波何以几乎凭空制造出了一个恶霸地主的典型呢？笔者没有查到他的直接说法，大概当时也没人提出这个问题，但可以从他的创作谈中间接寻获些许解释。
据其在《现在想到的几点——<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一文（文收《周立波研究资料》）中说：“动笔之先，我把所有材料都温习了一遍。……往后我就研究中央和东北局的文件，追忆松江省委召开的县书联席会议以及好多次的区村干部会议。借着这些文件和会议的指示和帮助，重新检验了材料和构思，不当的删削，不够的添加。”
也就是说，写什么、怎么写是以文件和会议的精神来取舍的，而所谓中央文件主要是指《五四指示》（即1946年5月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暴风骤雨》写的正是“中央《五四指示》达到东北后，东北局动员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进行土改的事件”（见《<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小说里也借萧队长“想起了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揭示了这点。这份文件连用五个“不要害怕”（其中之一是“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污蔑”），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领导广大群众为完成土地改革巩固解放区群众基础而奋斗”。
这就不难想象，谨尊中央指示甚至想以小说指导工作的周立波，怎么会不为如此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树立一个穷凶极恶的斗争对象？否则也不用说“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要一场暴风骤雨”了。
当然，上述推断只能说明恶霸地主韩老六的存在符合作者的逻辑，还需要问一问的是东北地区有无韩老六这样的恶霸地主（显然在周立波那里不但有并且还很典型）。
在《东北局关于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1946年8月29日）中有这样一段：“大汉奸、恶霸、豪绅地主、顽匪头子是农村中的封建堡垒，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社会基础，必须发动群众集中火力首先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分配其土地，甚至可没收其财产，但对其家属仍应按普通农民留下一些土地。”这应是周立波塑造韩老六这个典型的政策依据。
《暴风骤雨》取材于尚志和五常两县，两地的地主情形如何一时无法查到资料，但也许可以参考一下同属北满地区的方正县的情况。虽然中国不同区域（比如东北与华南）的土地占有情形不同，但在一定区域内还是接近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方正县地主占全县农村人口的5.5%，占有土地总数为23600多垧，是全县总耕地面积的61.2%，其中占土地百垧以上的地主有109户，个别地主占有土地达200垧以上，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雇农仅占有土地3610余垧，是全县总耕地面积的9.35%。”（《试析土改前方正县土地占有形势及其特点》，文收《北满革命根据地专题论文集》）考虑到地主还会接收部分日本开拓团的土地，其占有的土地会更多些，当然离韩老六的一千垧以上尚有相当距离，也许典型总是要“杂取种种合为一个”，包括“杂取”几个地主的土地算在一个地主身上？
如此说来，土地相对集中没问题，问题只是集中的程度。至于像韩家大院那样的堡垒也是有的，而且不少。比如方正县南天门区的“天顺广”老王家，“筑有3米多高的砖墙，四角设有炮台，豢养炮手20多个，昼夜轮番站岗。日伪军及土匪进攻南天门区时，曾打了两次才将其击破”（同上）。不仅如此，南天门区的地主尹殿荣、大史家崴子的地主唐二楞、会发恒及大刘店的地主还私通土匪，为的是不受抢劫。伪满时期，地主组织了多支名为自卫团的武装，隶属伪县公署。说是地主勾结日伪和土匪，并不冤枉。地主仗势欺人夺地的事情亦不乏其例。南天门区于家屯地主于太和依其在通河街当官的三弟，霸占了太平山刘网户的长尾巴通（江心岛名）。刘家力争未果，父亲气死，儿子当了土匪，以图伺机报仇（同上）。所谓势力，一是权力一是武力，“韩大棒子”也许算是有权力撑腰的武力符号。
至此，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像韩老六这样的所谓恶霸地主肯定是有的，甚至也不乏典型性，只是委屈了那个真实的韩老六。
在《革命小说中的地主形象》一文结尾，我写道：“像韩老六这样的所谓恶霸地主肯定是有的，甚至也不乏典型性，只是委屈了那个真实的韩老六。”
所谓真实的韩老六，是指纪录片《暴风骤雨》呈现的那个韩老六，“本身既没有土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剥削，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二地主”，更说不上做过什么恶。近来翻检手边的资料，发现关于韩老六的原型问题还可以再谈谈。
据《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中共尚志市委宣传部等编，内部发行，2003年版）一书讲：“韩老六的生活原型叫韩向阳，字长春（一说字茂春——引者注），堂兄弟排行老六。他有地四十多垧（一说三十多垧——引者注），住着三间砖墙草盖的小厢房，家有三个劳金（即长工——引者注），四匹马，一台四轮毛子车。他当过元宝行政大村（相当于现在的乡）的村长，后来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日满协和会的会长，专门搞日中亲善，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了维持会长。他盘剥、敲诈的手段是苛捐杂税加码，在‘出荷粮’、派‘劳工’过程中勒索。他的长相和书中的韩老六很接近：大高个，长脸，平时好穿长袍，手里拎个马棒子，为人虚伪，处事奸诈。他也的确有俩老婆，她们是韩老六原配老婆死后，同时娶来的，都是裁缝匠，无大小婆之分。岁数大的秃顶，平时总是用头巾包着脑袋；岁数小的较有姿色，以后靠男人的势力当了小学教员。他也确实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解放军进元宝镇后，韩老六觉得势头不对，借‘跑胡子’之机，跑到了哈尔滨，以后病死。”（见该书《谈<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原型》一文）
与上篇文章中提到的杨奎松《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所研究的韩老六形象对照，家有三间房、当维持会长、老婆是教员三条大体相同，有地有马有车有雇工以及有盘剥敲诈行为则不同。当然，即便如此，韩老六也确实算不上大地主，如果说有恶行，就是仗势谋私。
该书的《韩老六宅院文化》一文则对韩向阳有更详尽的介绍。韩宅除了三间厢房（屋内白灰抹墙，青砖铺地，陈设有序），还有磨坊、粮仓、猪圈、马圈、车库和杂物库，占地近千平方米，四周是土围墙，门楼齐整，红松大门上有铜环门扣。韩宅东侧就是韩老六上班的伪行政公所，有五间青砖瓦房和一些草木结构的耳房。韩老六确实识得几个字，家里有《论语》、《孟子》、《战国策》、《九华纪胜》、《周易》和《康熙字典》等线装书。
韩老六的一大爱好是写对联，比如1938年日本开拓团进入元宝村，他就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大皇军修城墙福门将拆矮墙筑高墙，开拓团盖砖房寒宅要去旧房建新房”，横批为“天皇恩泽”。韩老六还授意俊俏老婆与日本军官、汉奸头目和土匪头目厮混，故而怀疑她生的孩子不是自己的而竟溺死。鉴于战事频繁，韩老六早有迁居大都市的念头，在牡丹江和哈尔滨都购置了房产，没心思在元宝村修建深宅大院。可能正因为此，抗联几次打进元宝村，韩老六都以破落地主的面目免去杀身之祸。土改前夕韩老六逃跑，家里的东西被分光，围墙、仓房被拆毁，三间砖墙草房则予留用。
从上述两篇文章来看，韩老六的原型既不及小说中的韩老六那样广有资财，也谈不上罪行累累，比如手上并没有人命（小说里达17条之多），不过是品行不端，借机作恶。易言之，既没那么坏，也没那么好。
当然，小说不是纪实，形象也不等于原型，小说里的韩老六乃是“杂取种种合为一个”的结果。前引《谈<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原型》一文中说：“书中的韩老六……和生活中的韩老六又不一样，作家做了大量的丰富、膨化工作。本地的其他小官吏、地主、洋奴的特点，在他的身上均有体现。他放局抽红、哄骗长工，是本地地主贾明岐的一贯做法；抓劳工敲诈民财，欺男霸女，是劳工股长宫国臣的卑鄙伎俩；讨好日本人，给日本人经营土地甘当洋奴，是本地经营地主于拽子的所作所为（书中斗韩老六的场面，就取材于斗于拽子的情形——引者注）……这样一丰富、一膨化，把韩老六这个稍沾官气的封建地主，变成了官僚、地主和洋奴三料货，让他住进了黑门楼，让他有一群狐朋狗党，出出进进前呼后拥，让他草菅人命，私藏武器……这正是土地改革要打击的重点对象。”
作为整体的韩老六，现实中并没有完全的对应者，但其身上集中的若干元素则不难从现实中找到一一对应关系。我说“像韩老六这样的所谓恶霸地主肯定是有的，甚至也不乏典型性”，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或者也可以视为笔者的一种自我修正。
顺便交代一下，韩老六确实有两个走卒韩世才和李青山，后来都被民主联军击毙。韩老五和韩老七的原型并非韩老六的兄弟，只是同姓而已。韩家兄弟七人，皆为土匪，曾三次攻打元宝村，韩老六因与其早有勾结而在战乱中未受损害。韩家兄弟中的老七即真实的韩老七名为韩喜广，在逃到大青顶子后与山下的韩老六交往密切，不知内情的真以为他们是兄弟。
望楼主采纳
紧接着，韩老六就出场了，且看这段介绍：“远近闻名的韩凤岐，兄弟七人，他是老六。他今年四十七岁，因为抽大烟，人很瘦，鬓角又秃，外貌看去有五十开外了。人们当面称呼他六爷，背后叫他韩老六，又叫韩大棒子。伪满时代，他当过村长，秋后给自己催租粮，给日本子催亚麻，催山葡萄叶子，他常常提根大棒子，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抬手就打。下晚逛道儿，他也把大棒子搁在卖大炕的娘们的门外，别人不敢再进去。韩大棒子的名声，就此传开了。”依仗日本子和中央军撑腰，暴力征缴甚至暴力嫖娼，确实有点恶霸的本色了。
作为地主，韩老六有多少财产？先说房子。“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屋脊起龙的门楼，大门用铁皮包着，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房子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灰砖高墙的下边，是柳树障子和水濠。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耸的炮楼，黑洞洞的枪眼，像妖怪的眼睛似的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车道，和四围的车马与行人。”不用说，韩家大院在全屯的草屋中间绝对是鹤立鸡群，顶级豪宅。再说地亩。杜善人、唐抓子与韩老六是拜把子兄弟，“并称元茂屯的三大户，要把本屯的地和他们在江北的地都算计在内，他们三家都有一千垧（一垧等于十五亩——引者注）以上的好地，条通和黄土包子还不算在内。”光好地就超过一万五千亩，够得上大地主了。最后说“浮物”，即金银细软。“他的两挂胶皮轱辘车，一挂跑县城里，一挂跑一面坡，忙了六天了。浮物挪动了一半，还剩下一半。”“韩家大院的当院里、马圈中、柴火堆底下，洋镐和铁锨挖掘石头和沙土的响声，直闹到鸡叫。天刚露明时，有人瞅到一辆胶皮轱辘车，车上装满了藤箱和麻袋，四匹马拉着，往西门一溜烟跑去”。顺便交代一下，“韩老六的马房里，喂着二十来匹马，全都肥肥壮壮的”。
有房有地有财宝，心狠手辣，横行霸道，小说里的韩老六足以对得起“恶霸地主”的成分了。可是，小说里的这个韩老六与现实中的原型差得太远了，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也可以。
在杨奎松《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他发现：“小说里村里最坏的地主，那个韩老六，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他不过是识两个字，因而在抗战期间做过维持会的会长。你要说他做了什么恶，村民们也讲不出来。大家只是说这个韩老六本身既没有土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剥削，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二地主，也就是帮助把当年住在城里的地主的土地转租给村里一些比较穷的人，也没有什么收入。他也一样下田干活儿，他的老婆在村里是小学老师（小说里韩老六有大老婆和小老婆——引者注），教教音乐什么的，每天回家也是一样要做工赚钱贴补家用。农民们说，韩老六家当年非常穷，只有三间小土房，跟今天村里最穷的人放杂物用的最破的房子比，都不能比。”
杨奎松的叙述来自纪录片《暴风骤雨》，该片展现了当年周立波参加土改的黑龙江尚志县元宝镇元宝村的真人真事，接受访谈的有农民、地主和土改工作队员，真实性没问题。
那么，自称连想象都必须从实际出发的周立波何以几乎凭空制造出了一个恶霸地主的典型呢？笔者没有查到他的直接说法，大概当时也没人提出这个问题，但可以从他的创作谈中间接寻获些许解释。
据其在《现在想到的几点——<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一文（文收《周立波研究资料》）中说：“动笔之先，我把所有材料都温习了一遍。……往后我就研究中央和东北局的文件，追忆松江省委召开的县书联席会议以及好多次的区村干部会议。借着这些文件和会议的指示和帮助，重新检验了材料和构思，不当的删削，不够的添加。”
也就是说，写什么、怎么写是以文件和会议的精神来取舍的，而所谓中央文件主要是指《五四指示》（即1946年5月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暴风骤雨》写的正是“中央《五四指示》达到东北后，东北局动员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进行土改的事件”（见《<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小说里也借萧队长“想起了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揭示了这点。这份文件连用五个“不要害怕”（其中之一是“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污蔑”），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领导广大群众为完成土地改革巩固解放区群众基础而奋斗”。
这就不难想象，谨尊中央指示甚至想以小说指导工作的周立波，怎么会不为如此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树立一个穷凶极恶的斗争对象？否则也不用说“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要一场暴风骤雨”了。
当然，上述推断只能说明恶霸地主韩老六的存在符合作者的逻辑，还需要问一问的是东北地区有无韩老六这样的恶霸地主（显然在周立波那里不但有并且还很典型）。
在《东北局关于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1946年8月29日）中有这样一段：“大汉奸、恶霸、豪绅地主、顽匪头子是农村中的封建堡垒，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社会基础，必须发动群众集中火力首先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分配其土地，甚至可没收其财产，但对其家属仍应按普通农民留下一些土地。”这应是周立波塑造韩老六这个典型的政策依据。
《暴风骤雨》取材于尚志和五常两县，两地的地主情形如何一时无法查到资料，但也许可以参考一下同属北满地区的方正县的情况。虽然中国不同区域（比如东北与华南）的土地占有情形不同，但在一定区域内还是接近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方正县地主占全县农村人口的5.5%，占有土地总数为23600多垧，是全县总耕地面积的61.2%，其中占土地百垧以上的地主有109户，个别地主占有土地达200垧以上，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雇农仅占有土地3610余垧，是全县总耕地面积的9.35%。”（《试析土改前方正县土地占有形势及其特点》，文收《北满革命根据地专题论文集》）考虑到地主还会接收部分日本开拓团的土地，其占有的土地会更多些，当然离韩老六的一千垧以上尚有相当距离，也许典型总是要“杂取种种合为一个”，包括“杂取”几个地主的土地算在一个地主身上？
如此说来，土地相对集中没问题，问题只是集中的程度。至于像韩家大院那样的堡垒也是有的，而且不少。比如方正县南天门区的“天顺广”老王家，“筑有3米多高的砖墙，四角设有炮台，豢养炮手20多个，昼夜轮番站岗。日伪军及土匪进攻南天门区时，曾打了两次才将其击破”（同上）。不仅如此，南天门区的地主尹殿荣、大史家崴子的地主唐二楞、会发恒及大刘店的地主还私通土匪，为的是不受抢劫。伪满时期，地主组织了多支名为自卫团的武装，隶属伪县公署。说是地主勾结日伪和土匪，并不冤枉。地主仗势欺人夺地的事情亦不乏其例。南天门区于家屯地主于太和依其在通河街当官的三弟，霸占了太平山刘网户的长尾巴通（江心岛名）。刘家力争未果，父亲气死，儿子当了土匪，以图伺机报仇（同上）。所谓势力，一是权力一是武力，“韩大棒子”也许算是有权力撑腰的武力符号。
至此，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像韩老六这样的所谓恶霸地主肯定是有的，甚至也不乏典型性，只是委屈了那个真实的韩老六。
在《革命小说中的地主形象》一文结尾，我写道：“像韩老六这样的所谓恶霸地主肯定是有的，甚至也不乏典型性，只是委屈了那个真实的韩老六。”
所谓真实的韩老六，是指纪录片《暴风骤雨》呈现的那个韩老六，“本身既没有土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剥削，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二地主”，更说不上做过什么恶。近来翻检手边的资料，发现关于韩老六的原型问题还可以再谈谈。
据《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中共尚志市委宣传部等编，内部发行，2003年版）一书讲：“韩老六的生活原型叫韩向阳，字长春（一说字茂春——引者注），堂兄弟排行老六。他有地四十多垧（一说三十多垧——引者注），住着三间砖墙草盖的小厢房，家有三个劳金（即长工——引者注），四匹马，一台四轮毛子车。他当过元宝行政大村（相当于现在的乡）的村长，后来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日满协和会的会长，专门搞日中亲善，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了维持会长。他盘剥、敲诈的手段是苛捐杂税加码，在‘出荷粮’、派‘劳工’过程中勒索。他的长相和书中的韩老六很接近：大高个，长脸，平时好穿长袍，手里拎个马棒子，为人虚伪，处事奸诈。他也的确有俩老婆，她们是韩老六原配老婆死后，同时娶来的，都是裁缝匠，无大小婆之分。岁数大的秃顶，平时总是用头巾包着脑袋；岁数小的较有姿色，以后靠男人的势力当了小学教员。他也确实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解放军进元宝镇后，韩老六觉得势头不对，借‘跑胡子’之机，跑到了哈尔滨，以后病死。”（见该书《谈<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原型》一文）
与上篇文章中提到的杨奎松《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所研究的韩老六形象对照，家有三间房、当维持会长、老婆是教员三条大体相同，有地有马有车有雇工以及有盘剥敲诈行为则不同。当然，即便如此，韩老六也确实算不上大地主，如果说有恶行，就是仗势谋私。
该书的《韩老六宅院文化》一文则对韩向阳有更详尽的介绍。韩宅除了三间厢房（屋内白灰抹墙，青砖铺地，陈设有序），还有磨坊、粮仓、猪圈、马圈、车库和杂物库，占地近千平方米，四周是土围墙，门楼齐整，红松大门上有铜环门扣。韩宅东侧就是韩老六上班的伪行政公所，有五间青砖瓦房和一些草木结构的耳房。韩老六确实识得几个字，家里有《论语》、《孟子》、《战国策》、《九华纪胜》、《周易》和《康熙字典》等线装书。
韩老六的一大爱好是写对联，比如1938年日本开拓团进入元宝村，他就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大皇军修城墙福门将拆矮墙筑高墙，开拓团盖砖房寒宅要去旧房建新房”，横批为“天皇恩泽”。韩老六还授意俊俏老婆与日本军官、汉奸头目和土匪头目厮混，故而怀疑她生的孩子不是自己的而竟溺死。鉴于战事频繁，韩老六早有迁居大都市的念头，在牡丹江和哈尔滨都购置了房产，没心思在元宝村修建深宅大院。可能正因为此，抗联几次打进元宝村，韩老六都以破落地主的面目免去杀身之祸。土改前夕韩老六逃跑，家里的东西被分光，围墙、仓房被拆毁，三间砖墙草房则予留用。
从上述两篇文章来看，韩老六的原型既不及小说中的韩老六那样广有资财，也谈不上罪行累累，比如手上并没有人命（小说里达17条之多），不过是品行不端，借机作恶。易言之，既没那么坏，也没那么好。
当然，小说不是纪实，形象也不等于原型，小说里的韩老六乃是“杂取种种合为一个”的结果。前引《谈<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原型》一文中说：“书中的韩老六……和生活中的韩老六又不一样，作家做了大量的丰富、膨化工作。本地的其他小官吏、地主、洋奴的特点，在他的身上均有体现。他放局抽红、哄骗长工，是本地地主贾明岐的一贯做法；抓劳工敲诈民财，欺男霸女，是劳工股长宫国臣的卑鄙伎俩；讨好日本人，给日本人经营土地甘当洋奴，是本地经营地主于拽子的所作所为（书中斗韩老六的场面，就取材于斗于拽子的情形——引者注）……这样一丰富、一膨化，把韩老六这个稍沾官气的封建地主，变成了官僚、地主和洋奴三料货，让他住进了黑门楼，让他有一群狐朋狗党，出出进进前呼后拥，让他草菅人命，私藏武器……这正是土地改革要打击的重点对象。”
作为整体的韩老六，现实中并没有完全的对应者，但其身上集中的若干元素则不难从现实中找到一一对应关系。我说“像韩老六这样的所谓恶霸地主肯定是有的，甚至也不乏典型性”，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或者也可以视为笔者的一种自我修正。
顺便交代一下，韩老六确实有两个走卒韩世才和李青山，后来都被民主联军击毙。韩老五和韩老七的原型并非韩老六的兄弟，只是同姓而已。韩家兄弟七人，皆为土匪，曾三次攻打元宝村，韩老六因与其早有勾结而在战乱中未受损害。韩家兄弟中的老七即真实的韩老七名为韩喜广，在逃到大青顶子后与山下的韩老六交往密切，不知内情的真以为他们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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