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的红夷炮
除佛郎机外,明中期以后还仿制了一种红夷炮(又称西洋炮),是一种大型火炮,在明万历后期由荷兰传入中国。《明史·兵志》记载;“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红夷炮与佛郎机相比,口径较大,管壁加厚,能承受较大膛压,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明末,明朝廷为抵御后金军的进攻,重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大量仿制红夷炮。崇祯二年至三年(一六二九胡银年——一六三〇年),徐光启督造大小红夷炮四百余门;两广总督王尊德也先后仿制大中型西洋炮五百门。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都有当时红夷炮的制品。
西方火炮的传入,促进了中国明朝后期火炮技术的发展,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据《练兵实纪杂集》记载,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郎机铳二百五十六门,辎重营装备佛郎机一百六十门。佛郎机在明朝北部防御要地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各镇长城关口要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年正月十四到二十七日)袁崇焕以红夷炮凭城固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击退后金部队的多次进攻,传说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可能被明军大炮击中,成为其致命伤,清史学界基本公认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死于疾病。
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1639一1642年,明清双方展开松锦大战,双方均使用了红夷大炮,明军在关内加紧造炮,清军把红夷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清军仅松山一役,就调运了炮弹万颗,红夷炮37门,火药万斤,到阵前备用。松锦战前,清军由于火炮量有限,质量低劣,攻城时,每每不下,因而攻坚战往往被视为畏途。松锦一降,清军再攻坚城,往往炸毁城墙近百米,这在以前明清战争史上是绝无先例的。明军对清军火炮的长足进展十分御闷惊讶。如1639年明将樊裤拆宴成功口报:“鞑贼将松山廿五、六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六百零一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
松锦战后,明军关外火炮大多落入清军之手,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清人曾扬言:“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派,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当时尚为明朝服务的著名西洋传教士兼军火专家汤若望惊呼道:“彼(指清军)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铣,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之矣。”这段话反映了汤若望的震惊,也说明了一个难以逆转的严酷的真情实况。
公元1642年,皇太极命汉八旗诸头领率所部炮匠到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1643年又派人赴锦州督造红夷炮,像这样一批批地遣官造炮,说明当时的锦州已成为清军火器的制造基地。今人黄一农认为:当时所铸成的35门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火炮,其品质已达世界最高水平。此炮以铜铸之,前细后粗,长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药2.5公斤、铁子5公斤,安装在四轮炮车上,具有身管长、弹药量大的优点,是攻摧坚城的利器。清军于1644年入关后,农民军虽还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规模的火炮和新制火炮与精于骑射、擅长野战和炮战的清军抗衡,但他们再也无法阻挡以先进的红夷炮群装备为主的清军。清顺治年间,出于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抵抗政权的需要,火器生产的势头有增无减。清廷在北京设立炮厂、火药厂,由兵仗局统一管理,由此导致了清代第二次火器生产的高潮。
2023-06-12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