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的藏语演变
1、上古语言学时期——古象雄文明时期，为古代藏族文明服务的象雄语言学。
在Legs bzhad rin bo chei gther mstod中和南喀诺布先生古代象雄和吐蕃文明史等资料中有介绍。后世传播的《brda sprod nyi shu bdun pa》可以看作是这个语言研究传统的承继和发展。
虽然被赋予教派色彩并使其传播有所局限，但作为语言科学的历史文献以及一个未曾遗弃的语言学派，其价值丝毫不应该否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透过其对言语事实的描写和规则概括，常常认识到一些关于一个公认为死亡了的古文明载体－－象雄语言文字的局部知识。 2、中古语言学时期——桑布扎文法时代：吐蕃梵语和藏语语法并行时期：这是藏族语言学家学习和靠拢古印度语言学，继而套用其理论和方法，建立符合藏语的规范文字和语法体系的阶段。吞弥·桑布札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语言学著作和创制的新规范文字，是藏族语言学发展史上不朽的里程碑。这位“藏文之父”的功勋，对吐蕃赞布来说，是为了提升日益强盛的吐蕃王朝的威望和势力，也有可能是为了击跨敌对势力的文明传统——象雄文明，树立吐蕃文化的新旗帜。对雪域高原的人民和远远不断的文明长河来说，“语文功臣”的美德更是无以伦比。吞弥在印度学了13年，回国后专门安排在拉萨附近的玛茹宫，系统地分析、研究本族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语用规则。国王肯定提供了这些语言学家——吞弥和他的助手们——所需要的全部便利和服务。通过筛选当时古印度的各种语言和文字，这位圣贤决定选择文字学和语法学高度发达、字母系统相当完善的古代印度文字做基础，依据故地雅隆或者新址拉萨的中古藏语语音特点加以改造，去掉不需要的音素字母，增添几个新的音位字母，成功地“创制了一套基本上反映当时藏语语音面貌的拼音文字，用于记录藏语，从事翻译和著述，留下了浩瀚的文献典籍”（戴庆夏主编，1998年《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书海出版社： P69）。与这个新创文字 相配套，吞弥创作了8部语言学著作，绝大多数在与文明冲突中销毁或者其他原因失传，传播至今的主要著作是《文法三十颂》和《字性组织论》。前者侧重讲解藏语辅音和元音之分类、格语法、虚词的语法范畴和归类等；后者则是8部根本著作之第二篇第六章，重点探讨语音结构、字母搭配、动词屈折变化规律，名词和动词的语义句法关系等。二者发展为藏语语音和语法研究系统的核心。
吉·曲周的《声明八卷》、在吐蕃王室支持下大译师噶、觉、象三位编纂的《翻译名义大集》、《语合二卷》等，还为我们保留了更多可贵的语言文献。9世纪中叶，佛教和印度古文明遭受重大劫难后，同时导致吐蕃王室的四分五裂而很快得到重新在西藏本土崛起的机会。地处后藏的古格王国成为佛教发展的重镇，所谓佛教后弘期的代表译师仁钦桑布等推动了语言学科的传承和讲学，班智达弥底·占贝冶西创作《smra sgo msthon cha》，进一步补充文法和语音理论。针对西藏语言的发展实际，俄译师著《常用正字法》，开始取消书面记录中的次后置辅音－d以及音节辅音尾小“阿”（v），树立了藏传语言学敢于突破前人、注重记录口语事实的典范，也适应了更通俗地传播和发展佛教文化和精神的社会需要。 3、中世纪语言学时期——言语学的确立和发展时期：这是以学科理论为前提，从佛教理论和教义的需要出发，全面的研究和传播梵语语法，并独立记录和分析藏语的阶段，也是语言学科本土化的重要历程。十二、十三世纪，藏语方言的划分日趋明显，萨迦·索南泽摩（1142－1182）著《藏文读法启蒙》，对标准藏语语音进行描述，奠定了基于佛教文化的标准藏语（chos skad）形成和延续的理论基础；其后，13世纪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著《启蒙释文－－利蒙》、《正字拼读宝海》，把语言研究推广到更高的层面。他们对藏语复辅音的结构、读音及语音特征所作的描述，为今人研究断代语言提供了全面的语言科学资料。
随着佛教的大规模传播和寺院经院教育的空前发展，声明理论的讲习和研究得不断得到重视，佛教学者把内明、因明和声明的知识积累提高到同等的位置，纳入佛教高等教育的正体体系，西藏的语言学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最优秀的语言学者莫过于噶玛司徒：名司徒·缺吉迥乃，这位精通梵文的17世纪学者，先后赴印度、尼泊尔等诸多外域，全面研究古印度声明。经与印度、尼泊尔学者校勘，重新翻译了该部〈声明月八戒论〉和〈声明妙音论〉。尤其对月八戒论所做注疏，深刻剖析，准确无误，胜过印度学者之解释，被誉为箴言至宝；该作名〈司徒声明广注si tu sgra vgrel chen mo〉，共计三大卷，收入其全集，至今留传。在当时政府高官的倡导下，他近14年连续游遍藏区中土边疆各地，深入调查研究藏族的语言和交际符号语法，于36岁修改完成初撰于30岁时的著名语法学著作《司徒藏语文法详解》（garma si tuvi sum rtags vgrel chen mkhas pavi mgul rgyan mu tig phring mdzes。）他对土弥·桑布札著作作了详尽的解疏，是讲解藏语文法的“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的权威著作之一。其声明广注和藏语文法详解，被称为两大司徒符号交际学著作，在藏族传统梵语语法和藏语研究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五世赛多·洛桑次成嘉措，也是藏族传统语言学的集大成者，对历代学者的语法著作做了周密和严谨的比较，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上个世纪，整理者还根据其著作第一次使用一目了然的表格形式分类各种语法现象、语音搭配形式和词语变化规则，成为现在多人参考和引用的直接成果）。俄曲·达玛巴扎、觉顿·仁钦扎西、扎德·仁钦冬朱等，也同样是优秀的藏语语言学学家。周炜《西藏古代的文法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P29-34）以及其博士论文对这些学者和著作做了较全面的介绍。
通过德格版、纳唐版、拉萨版、北京版《甘》语言学部分，毛尔盖·桑木丹、才旦夏茸的历代语言学名著索引等，我们能够全面地领略到这些先辈语言研究的惊人成就。 4、近代语言学时期——早期描写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这是在记录和分析藏语言语事实的基础上，确立和巩固本土化现代语言学的尝试阶段。以根登群培为代表。他在英国的亚洲皇家研究院服务起，接触并尝试把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藏学领域，对七世纪藏语语音系统、藏文的起源、断代复辅音特征、标准藏语的形成和书面优势、藏语方言的分布等进行初步和零星的分析，以开拓本族语言研究的历史比较手法及共时语言描写，但因其早年逝世（杜永彬先生的著作，为不懂藏语藏文的读者了解这位西藏人文主义先驱的传奇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确实值得一读。），后无从者，故这个新领域的成就不及传统文法研究。
在迄今的1300年里，藏文经历了四次改革。此四次改革分别发生在公元7世纪、公元8世纪、公元8世纪和公元1070年。四次改革先后整理规范了藏文字和语法、统一了用词用语、确立藏文字的书写法。
西藏和平解放后，为促进藏语的学习、使用和发展，国家和政府历时近20年的研究，于1987年制订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1988年西藏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人兼任领导。各地市均成立了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与此同时，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于1997年获国际标准组织的通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