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的影片评价
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小花”
陈冲就是小花，小花就是陈冲——《小花》热映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观众都是这样默认的，陈冲所扮演的山村姑娘之所以一下子迷到所有观众，是因为她本身的气质与角色特征之间矛盾的戏剧化统一：乡下姑娘没有陈冲的漂亮大方，城里姑娘又没有小花的清纯，而陈冲使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符合男女老少城市乡村所有观众审美趣味的小花。
在中国的现当代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值得注意的是以《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为标志的创新浪潮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在那个逐渐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代，观众涌进电影院，重新燃起了对电影的热情。
电影语言评价
张铮导演的《小花》确实很有新意。一般舆论认为，在该片导演背后的青年副导演黄健中，对于影片的创新起了重要作用。这里从欣赏年轻有为的新导演运用电影语言的角度来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共十点，限于篇幅，每一点的阐述不能举例太多。 （1）黑白与彩色并用。这种方式就我所知，在国内公映的影片中，最早见于南斯拉夫影片《67天》。该片在叙述本事时用彩色片，在交代时代背景、出现历史人物（如铁托）时用黑白片，使后者仿佛有一种新闻纪实的真实感（实际上这里的黑白片部分也是扮演出来的），效果很好。《小花》则以故事本事与剧中人的回忆往事作为彩色与黑白并用的划分原则，也是一种首创。这种并用在两者转化时，如能利用某种片基或显影冲洗时的特技手段，使两者能逐渐化入（《67天》就是这样处理的），就不会显得太生硬。 （2）片头。习惯俗套的方式是纯用字幕来介绍演职员与剧中人名，或采用图衬字幕的叠印方式，图可以是装饰画、呆照或活动镜头。《小花》则一反惯例，用图文并列的方式，这可以说是借用了图文并茂的连环画或展览图片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黑白与彩色并用——活的镜头（图）是黑白的，字幕（文）之底色是彩色的，这实际上也是为全片中的这两者的并用定了基调；另外，在具体使用时还不时变动着图与文的构图位置，使片头生动活泼。这是以前没有先例的。 （3）隐喻。影片在序幕中交代真假小花之由来并表现她们与父母骨肉分离时，穿插进了一组风雨中两只雏鸟在窝中拍翅挣扎，直至窝散鸟落的镜头，是一种典型的爱森斯坦式的隐喻蒙太奇。这是老手法，但运用得贴切自然，亦就产生了新意。片尾，表现真小花翠姑在病帐内与哥哥团聚的欣慰，对哥哥与假小花未来幸福的憧憬时，不时插入了一片纯蓝色的波光粼粼的水面镜头，实际上这是在告诉观众翠姑已处于弥留之际。编导瞒过了固执的小说原作者，坚持了自己处理翠姑最终伤重死亡的创作意图。这也是一种隐喻。这里用隐喻比直接描写翠姑死亡要好一百倍。我想，导演倒是要感谢小说原作者的固执，使之不得不采用了实质上是更高明的隐喻手法。 （4）低调与高调。影片不仅用了黑白与彩色的对比与并列，还注意了低调与高调的色度（影调）对比与并列，使影片具有绘画感。最典型的是影片最后部分。在最后第二场“人桥”战中，整个战时场面加用红滤色镜拍摄，使画面调子低沉、浓重，以表现革命战争的酷烈与悲壮。紧接着抢救中弹的翠姑一场戏，则用医疗帐篷内明亮的环境、白色的医疗器皿、服饰，即用极度高调的色度处理，来表达翠姑心地的纯洁坦白与对人民子弟兵崇高的深情的爱（这种高调还被用以反衬从翠姑体内取出的血污浓滴的子弹）。导演的这种有意识低调与高调的对比处理是别具匠心的。 （5）变焦距与变焦点。即镜头本身不运动，而通过镜头内焦距与焦点的变动来改变摄影效果（景的大小，纵深对象的清晰与模糊）的拍摄方式。两者在《小花》中运用得较普遍而造成新意。前者如永生与假小花在长堤上奔走并席地而坐，用变焦距一下子从全景退到大远景；敌保安司令部内庆宴作乐的一场戏，群丑百态，从中景到人物面部嘴脸的大特写，也是用了这种手法。后者如拍摄丁叔恒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焦点由持书者“人的头部—书—人的头部”来回变动，书封的书名则呈现从“模糊—清晰—模糊”的相应变化，它不通过镜头的外在移动却转移着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既看清持书人亦有机会看清其看书的书名；又如不少在树林子里的外景镜头，多采用前景景物反而模糊，中景人物却清晰的镜头，造成了空间的纵深感。国产片中这样的处理过去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