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屠杀的史料记载
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引用清人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 ”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四》记载“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
《顺治实录》记载伪清屠城令:“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军屠城布告:“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史稿》: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哪国的国语把“汉军”叫做“乌真超哈”?当然不是汉语,而是满语。
当时人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了广州市全民抵抗的英勇情形:“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送饭)。清兵环围城外……”
查继佐《罪惟录》:北师两王攻广州不遗力,杜永和督守勤;副将张月总陆兵、吴文敏统水师,背城出战,多捷。”侵略者损失惨重,清将尚可福等被击毙,《尚氏宗谱》记载清寇尸体在攻城地点下堆得几乎和城墙一样高 。
《广东通志》等史料记载:“杀七十万人”。这是最低限度的估计 。
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广州遭尚可喜、耿继茂两藩屠城,当时广州死者70多万人。 ”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 。
“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
《平南王元功垂范》记载南明永历七年(1653年)九月十四日,满清“靖南将军”哈哈木在广东潮州府进行屠城。“是年满清“潮州总兵”郝尚久反正归明,响应李定国大军。李定国兵败西撤后,郝尚久势单力薄。满清军队在包围潮州一月有余之后,攻陷府城,郝尚久自杀殉国。满清军屠城,斩杀无算” 。
清初人钮琇《觚賸》记载,在城外成堆焚化的死难者残骸堆积得如同山丘,最后形成了令后人无比悲痛的大墓——“共冢”:“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 大意:满清攻破广州,大屠杀很悲惨,市民几乎没留活口。释真修法师曾被明朝皇帝赐给紫衣,号称紫衣僧者,他出钱雇人、买柴,把死难者的遗体运到东门外堆积,用火焚烧,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里外望去,如同积雪。
清军文书的陈殿桂后来写咗《雄州店家歌》回忆:“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 ”
而《番禺县志》记述“庚寅之劫”嘅惨状就提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妇被杀之后:“越日,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古代广州城区由两县分管,东南区为番禺县,西北区为南海县)濒死婴儿出于本能,寻找死去母亲,吮吸尸体嘅乳房,几咁惨不忍睹!
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 ”少数逃出城的市民,也被城外的清寇赶进海里淹死!在一片天愁地惨的最恐怖气氛之中,不少市民特别是妇女知道没有活路,只好自尽。“张月等犹击败可喜军,烧其铁甲去;又以炮碎可喜及耿继茂案,二人方共食,幸不死。可喜以兵攻西门,月(张月)以大炮击之,杀其兵千人。”我军两广总督杜永和(杜允和)三战三胜,受到中国政府嘉奖。最后,满清侵略军只好靠收买叛徒范承恩打开缺口,总算才可耻地攻入。尚可喜等二鬼子必然恼羞成怒报复,使广州人民遭到5年前扬州人民的悲惨命运。(大同守城八月之久,也被清寇下令“官吏兵民,尽行诛之”!)
西亭凌雪《南天痕》:“……攻围十阅月不能破。……及冬,偏将范承恩谋内应,决台之水,……十一月二日,城破,屠之。” 除了《清史稿》及广东地方文献外,17世纪的来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及荷兰人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或Joan Nieuhof)也记述了这次大屠杀。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其著作《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the 17th Century)提及当时“……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灭……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 martini,1614—1666)的《鞑靼战纪》记载“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者。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
当时荷兰联合省东印度公司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在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满洲滞纳拷打、杀戮无辜平民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满洲滞纳之手。 ”这些当时在粤的外籍人的记述,更可能是依据自己的真实观察,记述了广州城发生的事。均表明,震慑反叛(1646年清兵已经首次攻陷广州)的屠城行动持续了一段时间。
《剑桥中国明代史》“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公历),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而满清立场的《四王合传》、《清史稿》都说“围合十阅月”,是指围城日期跨了10个月份。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清军南征岭峤,史称两王入粤。在两王平定粤地的过程中,尚可喜对羊城进行了残暴的屠戮和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