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的创作历程
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当穆时英在1930年2月15日《新文艺》第1卷第6号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时，当时的编辑施蛰存曾用“使我非常惊异”来描述这篇小说给他带来的震动，因而大力推举，不仅置于篇首，而且还向读者特别推荐，认为穆时英虽然是“一个生疏的名字”，但却是“一个能使一般徒然负着虚名的壳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施蛰存对穆时英的这番激赏也标志着穆时英正式登上文坛崭露头角。
随着穆时英陆续发表以底层民众生活为素材的小说，一下子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优秀文学的作品”，“一时传诵，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个尖子”，但实际上左翼文坛对穆时英的作品相当敏感，尽管肯定了穆时英从旧小说中探索出了属于民众的简洁、明快、有力的语言风格；熟悉了无产者大众独特的为一般知识分子所不熟悉的语汇，但仍一致认为穆时英的作品在思想上有着“非常浓厚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
1930年10月2日，穆时英的新作——中篇小说《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作为“一角丛书”之第5种出版，轰动一时。这篇以穆时英本人大学时的一段恋爱经历为原型的小说富有意识流风格，与之过去发表的底层题材小说风格迥异，因此遭到左翼文坛的猛烈批判。其中，瞿秋白在对穆时英的批判中暗示穆时英及其同伙“第三种人”是“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认为这群人“表面作你的朋友，实际是你的敌人，这种敌人自然更加危险”。这种来自左翼的批判声一直伴随着穆时英随后的创作生涯。
1932年1月，穆时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由上海湖风书局初版，其内容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一年以后，此书改订增补本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穆时英描写阶级对立视角的独特、形式的新颖和艺术手腕的巧妙，纷纷给予肯定，并把穆时英视作当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据说，当时在上海的大街上，随意迈进一家书店，便会在书架上发现穆时英的小说《南北极》，经常有痴痴迷恋穆时英小说的读者给他来信，甚至有崇拜者专程从千里之外的南洋赶来敲他旧宅的大门。而此时的穆时英年仅20岁。
但是，正当人们对穆时英寄予厚望，期待他沿着《南北极》的方向有所突破时，穆时英却在创作上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大转变。193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其描写的对象，也都是在充满诱惑的都市背景下，迷恋于声色之间的都市客。在技巧上，穆时英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去写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说，其内容和风格都迥然有别于《南北极》。此后，穆时英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代表性作品。在这些小说中，穆时英聚焦上海的夜总会、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跑马厅等娱乐场所，追踪狐步舞、爵士乐、模特儿、霓虹灯的节奏和色彩，捕捉都市人敏感、纤细、复杂的心理感觉。他以圆熟的蒙太奇、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表现手法，反映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开掘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和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骚动，特别是把沉溺于都市享乐的摩登男女的情欲世界描绘得有声有色，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在这些小说中，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不过，穆时英的小说却因此风靡一时。
穆时英本人也因为其年少多产又风格独特，被当时的人称为“鬼才”作家。自此，他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穆时英也为后人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现代派的健将。
穆时英后期亦涉猎电影工业。1935年穆时英加入了刘呐鸥、黄嘉谟与左翼电影界展开的“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1935年8月11日至9月11日，穆时英在《晨报》上连载《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文章长达4万字，针对左翼电影理论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及理论。
1937年穆时英在香港《朝野公论》第2卷第4期到第6期上发表《MONTAGE论》，这篇长达18000字的电影理论文章计划论述电影艺术的基础、分解与再建、细部的强调、时间与空间的集中、画面、Camera的位置与角度、画面与画面之编织、节奏、音响与画面的对位法等8个有关电影蒙太奇艺术的重要问题，仅见前六部分，与穆时英小说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节奏”问题未见刊出。但前几部分的论述已经反映了穆时英对电影艺术揣摩已久，深得三昧。他的小说创作充满了电影艺术的特征，是对电影艺术的模仿、自觉追求和实验。
穆时英不仅通过小说，也通过理论表述，在电影艺术和小说艺术之间建立了一种沟通的桥梁。华南一家电影公司曾邀请穆时英拍一部“国防电影”，穆时英自编自导了一部描写东北抗日游击队英勇事迹的《十五义士》，后因影片公司发生变故，电影没有完成。但据说在当时的香港，一般人知道穆时英导演《十五义士》比知道他是《南北极》小说的作者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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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4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