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历史上的元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Answer 1

才华出众、性格豪爽。

元稹诗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诸体该备，时有佳作名篇。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很大分量，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和《长恨歌》齐名。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

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元稹奉命出使剑南东川。他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在任浙东观察使的六年中，元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扩展资料：

元稹聪明过人，少有才名。贞元九年（793年），明经及第，授左拾遗，进入河中幕府，擢校书郎，迁监察御史。一度拜相，在李逢吉的策划下，出任同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丞。

太和四年，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太和五年（831年），去世，时年五十三，追赠尚书右仆射。

元稹与白居易同科及第，结为终生诗友，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形成“元和体”。诗词成就巨大，言浅意哀，扣人心扉，动人肺腑。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新题乐府”直接缘于李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元稹

Answer 2

　　元稹简介：
　　元稹(779～831)唐代文学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8岁丧父后,受异母兄排挤，随生母郑氏远赴凤翔，依倚舅族。家贫无师，由母课读，并从姨兄、姐丈学诗诵经,贞元九年(793)以明两经擢第。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读之，始作诗。贞元十五年，初仕于河中府。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娶名门女韦丛。数年后，妻亡。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后得宰相裴提拔为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劾奏不法官吏。为此得罪宦宫权贵。元和五年，宦官与元稹争宿驿舍正厅，击伤元稹，反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这一时期，元稹年少气盛,在政治上较有作为,私生活上则有过类似《莺莺传》中的张生那样一段经历。《莺莺传》、《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及一部分艳诗、悼亡诗作于此时。元和六年，裴去世，元稹政治上失去倚靠，转而依附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为时论所薄。元和十年一度回朝，不久出为通州司马，转虢州长史。这一时期作诗甚多，与白居易等酬唱频繁，其古题乐府十九首、《连昌宫词》作于此时。元和十四年，再度回朝任膳部员外郎。次年得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长庆二年(822),拜平章事、居相位三月。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李逢吉所倾轧，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829)，入为尚书左丞,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逝世于镇。这一时期作制诰甚多，并有多种诗文结集。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乐府诗在元稹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和四年，他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20首，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上阳白发人》等12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其内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往往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不及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50首。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乐府古题序》）。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诸篇，或叙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稹集中也被列为乐府类。全诗借宫边老翁之口，追叙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兴衰征象及其原因，旨含讽喻。此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也有写得分散的缺点，人物形象不及《长恨歌》鲜明。元稹另有一些小诗颇为出色。如《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佑《归田诗话》）。元稹诗中最有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长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于一般泛写的艳诗。《赠双文》、《春晓》、《莺莺诗》、《杂忆五首》、《会真诗三十韵》等，都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梦游春七十韵》兼及其妻韦丛。今人陈寅恪评此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但这些诗往往也含有轻薄庸俗的成分，《唐国史补》说元诗淫靡，主要即指这类作品。至于其悼亡诗，则为悼念韦丛而作，多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眼前景，口头语,情真意挚,颇能感人。流传最广的《遣悲怀三首》，一往情深，如话家常，在悼亡诗中可称翘楚。此外，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都是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自己就曾提出，当时的仿效者力或不足,便造成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等现象。所以严羽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指出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沧浪诗话》）。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而朝廷制诰仍沿用骈体。元稹始创新体,以古文作制诰，格高词美，为人仿效,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制诰序》）。《旧唐书》说：元之制策，白之奏仪，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也是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后世戏曲作者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关于元稹的评价，后世多与白居易并论，大抵有褒有贬。赵翼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此元、白较胜于韩、孟。至于元、白相较，则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持论较为公允。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宋时只存60卷,有三种刻本:闽本（建本）,宣和六年刘麟刻蜀本,刻者不详浙本（越本），乾道四年洪适据刘麟本复刻。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曾据洪适本翻刻，《四部丛刊》又据董刻本影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另据杨循吉从陆士修借钞刊行影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可参看。
读过王实甫《西厢记》或欣赏过《西厢记》戏曲的人，大约总会对剧中那位年少风流的男主人公张生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而元杂剧《西厢记》是根据唐人传奇《莺莺传》改编创作的，传奇的男主人公张生，其实就是小说作者元稹本人。这位把自己描绘得如此多情而蕴藉的元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元稹（779一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已渐趋没落。元稹八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因此早知发愤，十五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这以后，他益发苦，心为文勇于为诗，诗文创作渐得社会名流好评，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活动。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就在那里，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那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河中节度使浑瑊刚死，驻军骚动，蒲州大乱。元稹请人保护了旅居此地的一门远亲，因此结识了这家的女儿——我们姑且也称她为崔莺莺吧。崔莺莺是个十七岁的少女，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元稹一见就热烈地爱上了她。通过她的一个侍婢，元稹以艳诗相试，竟深深打动了情窦初开的崔莺莺的心。他们的爱情艰难曲折然而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终于大胆冲破封建礼教自由结合了。这是故事充满浪漫情味的前半截。后来元稹为谋求官职而进京应试。这对情人只得匆匆分手。谁知元稹在长安一留数载，这其间他们曾互通书问，互致礼物，崔驾莺的书信婉曲地表现出对元稹的一片深情。然而元稹还是变心了。贞元十九年（803）元稹二十五岁，因登书判拔萃科而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不久以后，他便忍心地抛弃了痴等着他的崔莺莺，在长安做了朝廷显贵韦夏卿的东床。不但如此，元稹还在《莺莺传》中极力为自己辩解，称崔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怀疑她在自己离蒲之后另有私爱（参元稹《古决绝词》），却把自己始乱终弃的行径说成是什么善补过云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驾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这是十分严正而公允的。爱情婚姻属于个人生活之事，但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往往能深刻细微地反映一个人的品德与人格。元稹对崔莺莺的背叛，说明他性格中存在着见利忘义和缺乏操守的一面。他的这个劣点，后来在政治生涯中又一再表现出来，以致造成个人历史上更大的瑕疵。《旧唐书元稹传》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这话显然带有贬意，意思是说他为人聪颖敏锐，善观风色，一遇机会便要寻找事端以突出自己。若按元稹一生表现，用这话加以概括并非全然无理，可是还应作些具体分析。凡从政之人，如能纯然无私，固然最为可贵但历史评价的根本关键还在于其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否具有进步性，是否于国于民有利。如这样来看，那么元稹早期的政治活动就不可用见事风生一词轻轻否定，应该批判的主要是后期的表现。元稹从政初期是以刚直闻名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过了几年，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这时严砺已死，与之牵连的七个刺史都因此受到处罚。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不管元稹有无借此出风头之意，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却开罪了朝中与严砺相好的人们。接着，他又纠弹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这一来，他惹恼的人更多，被调离长安，派到洛阳分务东台，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闲差，一个警告。然而元稹在东台不但不思收敛，反而又一连弹奏数十事。虽然所纠的都不是大事，但其锋芒却是指向各地当权大僚的。元稹如此敢于碰硬，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但是打击终于来了。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俸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元稹虽遭贬滴，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曲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赠樊著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倘若元稹能够安于下位，矢志不渝，那他的形象也将象革新失败后屡遭贬逐而不肯屈服的刘禹锡、柳宗元那样光辉。可惜他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官禄的引诱，就在江陵任上，他变了。以前他曾以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望云骓马歌》）的诗句表示过斗争意志，如今却变得情绪低沉颓丧，甚至发出远处从人须谨慎，少年为事要舒徐（《贻蜀五首》之四）的说教。以前他敢于纠弹藩镇、对抗宦官，如今他却变为处处依附江陵尹严绶、监军使崔潭峻。当然，严绶就对他恩顾偏厚（元稹《严公行状》），崔潭峻也对他特加青睐，后来和另一个宦官魏弘简一起援引他入朝做官，一直做到入相出将的地步。长庆元年（821），元稹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这时他已是一个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穆宗皇帝也很喜欢他的诗，致使宫中人人都知道方今有个元才子。次年二月，元稹当上了宰相，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可是，官位的升迁既是以他和宦官深相勾结为代价的，这就很为一般朝臣所轻。早先有一次中书省同僚一起食瓜，有蝇集于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一面挥扇驱蝇，一面弦外有音地斥叱：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致使同僚失色（参《旧唐书武儒衡传》）。后来裴度也曾因为元稹对他的掣肘而一再上章。在《论元稹、魏弘简奸状第二疏》中，有这样的话：伏乞圣恩宣出，令文武百官于朝堂集议，必以臣表状虚谬，牴牾权幸，伏望更加谴责，以谢弘简、元稹如弘简、元稹等实为朋党、实蔽圣聪，实是奸邪，实作威福，伏望议事定刑，以谢天下。（《全唐文》卷五三七）可见裴度和元稹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朋党之争是中晚唐朝政另一个痼疾，而这些朋党往往是由宦官作后盾或牵线的。由于宦官内部同样充满争夺，后来另一个依附宦官的奸人李逢吉利用元、裴不和，诬陷攻击，竟使二人同时罢相。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应该说，元稹政治生涯的后一阶段因为勾结宦官，弄权营私，是不光彩的。不过也应该看到，他在地方官任上还是做了些革除弊端、减轻人民负担的好事。元稹虽然一生热心从政，可是他的实际成就和抱负却有很大距离。他的挚友白居易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总结其一生，云：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这里除所谓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是对元稹政治上变节的讳饰，其余所论颇能概括元稹一生特色。其实，元稹真正的伟业不在其政绩，而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只是因为后者，他才成为一个至今未被忘却的历史人物。提起唐朝的诗人，有谁不知李杜、韩柳和元白呢。元稹是白居易的挚友，诗名也与之相埒。他们共同创造了以清浅流畅为特色的元和体诗，共同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把诗歌创作同人民的苦难、朝政的得失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紧紧联系起来，使诗歌成为反映现实的利器，也成为他们手中的谏诤之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启发者。是元稹看到李绅的新题乐府而取其病时尤急者写出和作，这才触发了白居易的创作激情，写出《新乐府五十首》，从而把运动推向高潮。后来又是元稹读了刘猛、张余的古乐府诗，一面选而和之，一面便写出著名的《乐府古题序》。这篇文章既肯定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又大力提倡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这样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歌行。它同《叙诗寄乐天》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等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文献。至于元、白的友谊和诗文交往，也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元稹被贬在江陵和通州的将近十年时间里，白居易的友谊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通州，元稹染瘴大病，危惙之际，不暇他及，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就在这时，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消息传来，元稹扶疾吟诗一首云：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一个重病之人被朋友左迁的消息惊得猛然坐起，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关怀之切也就可想而知了。除了乐府诗和同白居易等友人的唱酬诗以外，元稹一生还写了不少好作品，如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如悼亡之作《三遣悲怀》、《六年春遣怀八首》以及象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古行宫》）这样隽永的小诗，至今仍为读者所喜爱。元稹在古文写作方面也有很高造诣。不但《莺莺传》用简洁娴熟的古文写成，而且他在担任翰林学士起草制诰等政府文书时，也一改当时流行的骈俪体，用古文来写作。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说过诗到元和体变新，制从长庆辞高古（《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后一句就是指元稹的制诰而言。元稹对制诰文体的改革可以看作对韩柳古文运动的响应。在我们看来，元稹是这样一个人：政治上有抱负、有热情、也有能力，无论干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子来。但是聪明过份，私心太重，因而在黑暗势力面前缺乏斗争的坚定性，甚至不免堕落。个人生活上多才多情，相当重视友谊，然而出于利害的考虑也能毫不犹豫地抛弃恋人另娶高门，而对早天的妻子的深切怀念，也并不影响他讨妾和再娶。这是封建时代一个性格复杂、优长和劣点奇妙地融于一身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