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真实性是什么？
1963年，为建设一个世俗化的伊朗，巴列维国王发起了以农业和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很快让伊朗成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与传统手工业密切相联的巴扎（波斯语“集市”）商人对工业化分外恐惧，开始利用他们手中不受政府控制的庞大资金支持反国王的力量。1979年，由于美国的迟钝和软弱，愈演愈烈的革命迫使巴列维下台，流亡国外15年的霍梅尼终于等到了机会，拉开伊斯兰革命的帷幕。
1979年10月22日，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病，伊朗的反美浪潮益发高涨，强烈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11月4日，愤怒的伊朗大学生和民兵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扣为人质。旷日持久的伊朗人质危机，成为震惊世界的头号新闻。
利用“假电影”在伊朗寻找外景地的机会，救出躲在加拿大使馆中的6个美国人的计划，显然是异想天开，但也正因为如此没有遇到什么波折。买剧本、成立工作室、开新闻发布会、打广告等前期准备工作，为后来的胜利大逃亡奠定了基础。好莱坞善于自嘲及其被左翼把持的现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影片对巴列维毫不留情，正是他的腐化和特务统治引发了革命；对霍梅尼的批判也直截了当，占领大使馆、暴尸街头、假枪毙已经说明了一切。
伊朗革命卫队的士兵对“假电影”的草图发生兴趣的镜头，表明人性都是相通的，好莱坞与伊朗、东方与西方，心理上的距离或许并不象政治家和宗教领袖想象的那么遥远。遗憾的是，对于整个影片来说，这样的闪光点实在太少。
巴列维世俗化、西方化伊朗的努力，并未因其政权垮台而全部付诸东流。即便在霍梅尼只手遮天、全面施行伊斯兰革命的时代，伊朗社会也无法抹去巴列维的印记。伊朗宪法确定“三权永远分立”的原则，总统和议会分别通过直选产生，权力之间有着一定的监督与制约。这一切在影片里未能得到点滴的反映，伊朗民兵的形象千篇一律的粗暴，缺乏立体感。
从来就没喜欢过本·阿弗莱克。无论是他青春无敌时期的《心灵捕手》、《珍珠港》，还是他演而优则导的《城中大盗》，共同的缺点都是匠气十足。《时代》周刊的意见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尽管《逃离德黑兰》着力讨好奥斯卡，但就质量而言，仅为平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