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主要艺术特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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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多散文化,好发议论,点出道理,上者富于理趣,下者生涩枯淡,情韵不足。题材方面,宋诗取材广泛,但相对唐诗而言,宋诗缺乏边塞豪雄之作。相对宋词而言,宋诗则缺少哀艳缠绵之作。
宋诗以意胜,贵深析透辟,美在气骨。但过于炫耀才学,字字讲究来历,喜欢搬弄典故,失却雍容浑厚之美,有损意境。宋诗往往求新求奇、求细求透,但缺少天真兴致。
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宋诗议论化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象中的人生哲理。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钱锺书的《谈艺录》第一条即是“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于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于《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宋诗多流派,当与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党争纷繁的原因有关。如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后又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如禅宗之“法嗣”传衣。列名之人均以名节自励,气味相投。至于文学观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诗家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则与“诗话”的党同伐异有着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钱钟书评价宋诗说:“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那就是他们都在竭力模仿前人。”[1]关于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里评价宋诗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宋诗以意胜,贵深析透辟,美在气骨。但过于炫耀才学,字字讲究来历,喜欢搬弄典故,失却雍容浑厚之美,有损意境。宋诗往往求新求奇、求细求透,但缺少天真兴致。
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宋诗议论化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象中的人生哲理。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钱锺书的《谈艺录》第一条即是“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于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于《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宋诗多流派,当与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党争纷繁的原因有关。如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后又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如禅宗之“法嗣”传衣。列名之人均以名节自励,气味相投。至于文学观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诗家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则与“诗话”的党同伐异有着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钱钟书评价宋诗说:“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那就是他们都在竭力模仿前人。”[1]关于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里评价宋诗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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