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谁
金庸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沈从文。他是中国著名作家，他的作品有《边城》《除了爱你，我没有别的愿望》
1.《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是一部中篇小说，凭此书一举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书中寄托着作者关于“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较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作品。小说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城淳朴的世道民风和天然的生活状态。全书共二十一个章节，每个章节都似一幅或浓或淡的水墨画，以古朴清新的语言，表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这是一部淡然优美的小说，它不似我们平常阅读的小说那般波澜四起、矛盾从生，对于冲突做浓墨重彩的刻画。它是淡到极致的浓，尽管用着寡淡平凡的语气，却蕴含着浓重的哀伤，令人震撼。
2.《除了爱你，我没有别的愿望》
本书分为“湘行书简”和“除了爱你，我没有别的愿望”两部分。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婚后不久便因母亲生病不得不返回湘西，与妻子相约路上每天都为她写信，他在河上摇晃的小船中写秀美山水，写沿途见闻，写风土人情，但写的更多的是相思难耐，“湘行书简”中封封书信即是作家自己的动人爱情。描画乡村与都市中的年轻男女，娓娓道来爱情的个中滋味，懵懂、含蓄、绵长、苦涩、热烈……
沈从文简介：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璇若等，湖南凤凰县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一十四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一九二四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一九四六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六岁。
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沈从文《烛虚》
一
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鄙意当以1963年创作的《连城诀》为断。
《连城诀》以“大白话”写回目，例如，第一回回目：《乡下人进城》。
“乡下人进城”？
金庸笔下“进城”的“乡下人”，岂止《连城》中狄云一人？他的小说，除《鹿鼎》外，其余十四部，都有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母题。
袁承志从华山进入北京；胡斐由雪山进入北京；阿青（越女）由山野走入宫廷。
冰火岛上的张无忌，活脱一个少年鲁滨逊；而荒山中与养母、黄狗相伴十几年的石破天，绝似东方版的“礼拜五”。
几乎所有武侠作者笔下的‘游侠’皆游走于乡野与城市之间。金庸特异之处在于：他塑造的人物自“乡下”进“城”，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移与改变，更带来心理上的冲击与陌生。
“那少年（石破天）的母亲虽然对他冷漠，却是从来不曾骗过他，此时他生平首次受人欺骗，眼中泪水滚来滚去，拚命忍住了，不让眼泪流下。”“张无忌从这一天起，才起始踏入江湖，起始明白世间人心的险恶。”——“进城”之后，这样的遭遇感受，在金庸小说中数见不鲜，非仅见于《侠客》《倚天》二书。
金庸供称：“现代作家中间，人家问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喜欢一位湖南作家沈从文。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作品，到现在还喜欢。”
而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
金庸认为自己笔下（品质）最好的男人是《连城诀》中的狄云。
试思维：《连城》中的生于湘西的狄云，是否具有沈从文所言“乡下人”的典型特征？
“湘西” 所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金庸笔下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典型不远，分别可以戚长发、狄云师弟为代表。
“铁锁横江”戚长发，“城里人”亦如“铁锁横江”。
“我师弟戚长发外号叫作‘铁锁横江’，那是人家说他计谋多端，对付人很辣手，就像一条大铁链锁住了江面，叫江中船只上又上不得、下又下不得的意思。”（《连城诀•九•梁山伯祝英台》）
“空心菜”狄云，“乡下人”，似“空心菜”。
“‘空心菜’是他的外号，世上只有他和戚芳两人知道，连师父也不知。戚芳说他没脑筋，老实得一点心思也没有，除了练武之外，甚么事情也不想，甚么事情也不懂，说他的心就像空心菜一般，是空的。”（《连城诀•四•空心菜》）
金庸本人的心计何其深沉！塑造了那么多全无心计的“空心菜”人物（石破天、狄云、阿青、郭靖、周伯通、段誉、李文秀、仪琳、张无忌……）却又正是此老，岂不怪哉？
无怪，勿怪！ 越是缺心眼（如我），越喜欢被人说成“老奸巨滑”。相反，越是绝顶聪明之人，越要叹慕“难得糊涂”。
心计深沉之人，可能更切望过简单生活。
“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政治生活诚非人所过耳，处境若此，万万想不到也。道德云乎哉？感情云乎哉？”——窥探权谋大师蒋中正的内心世界，这两节写在1926年的日记，最不可轻忽看过。某人以与人斗为生平至乐，蒋在那个位置不能不用权诈，内心则深以为苦。无论36年之前还是之后，蒋氏对张学良曲尽优容，令人费解。网上有朋友已经联想到同性恋了。呵呵。我的理解是：蒋氏特别喜欢张的孩子气、没心机，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格外喜欢羡慕。就一傻孩子嘛，没法跟他计较。
湘西相对长沙，是“乡下”；海宁相对杭州，是“乡下”；华山相对黑木崖，是 “乡下”；而非汉族的游牧渔猎文明相对汉民族的农耕文明，也算“乡下”。
郭靖长于蒙古，段誉长于大理，陈家洛长于回疆。他们，是“乡下人”。
论城市化程度，自然欧美远甚中国，但从历史角度看，洋鬼子也是“乡下人”。很多赴美的国人都发觉美国人多数天真如大儿童，要单个比‘铁锁横江’的心计，绝对不是中国人对手。而整体建设成就却远超吾国。
工业化、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鼓励猜疑煽起仇恨，丧失这个民族曾有的纯朴善良诚厚包容，陷于人整人人斗人人防人人害人的“铁锁横江”境地而不能自休，其祸，势将延及万世。
二
唯一例外是韦小宝，他不是“乡下人”，是“大市民”，从当时的经济中心扬州走入政治中心北京的超级市民。
“写《鹿鼎记》这本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 正传》……”（《金庸访谈录》）。然则，何以阿Q 一生失败连接着失败，韦小宝却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
因为韦小宝是大城里的阿Q ，而阿Q 则是乡下韦小宝。环境、眼界、历练、手腕等等，包不同也。
金庸自称他塑造韦小宝这一人物形象，相当程度是概括了海外华人的创业过程中所体现的性格特征。海外华人所从事的，多数不是农耕，更进一步，经营更“城里人”的商业。
“‘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画韦小宝关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样，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显现出来了……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韦小宝这小家伙》）
这里，我大胆说一句：如果金庸对韦小宝的态度未曾不由自主地由质疑批判转为纵容袒护，他应该不会“封笔”，武侠小说还是可以写下去的。
此前的金庸，心理意识犹徘徊瞻顾于城乡之间，到了1970年左右，他的思想立场已经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彻底“进城”了。
三
下面的话，写出来是用来讨骂的：我并不认为沈从文的文学成就高于金庸。
时势使然。
沈从文1950年放弃了小说创作，金庸在1972年结束了小说创作。1950年，沈从文48岁，1972年，金庸48岁。
同样收煞于48岁，其原因则完全不同甚至相反。金庸是写完了能写的全部作品感觉再也无法实现自我突破时这才放弃小说创作，宣布封笔的。沈从文的的笔却几乎是被人生生夺下。
沈先生82年追忆自己当年“试验各种各样的写法，写了许多作品，有时好点，有时不好，不好又换个方法，是试验，失败也是意料中的事……一九三五年印我的选集时，大约是从三十个本子里抽选出来的，我还是叫它为‘习作选’。为什么，我觉得，习作五十年，我才有机会，有资格按照我的理想来写，前面部分都只是习作。”
我们看到的《边城》《长河》都还只是沈先生的“习作”，他真正成熟完满的作品，还没有写出，也永远没有机会写出了。
沈从文、金庸二氏，心志均是极高，也从不缺乏世界眼光。1950年代，沈从文在致汪曾祺的信中写到：“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
时局丕变，黄钟毁弃。这一百年中国好歹出现了一个堪与大仲马比肩的小说家（金庸的天分，到大仲马程度，已经发挥至极限），而雨果，终于没有出现（沈从文的才力，比雨果应无逊色）。呜呼！我已无言。
当年金庸到牛津作了半年访问学者，回到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极度的谦抑：“本来打算静下心来作学术研究，然而我个性不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努力，已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话说得很圆融，问题出在最后一句，金庸的自我期许，某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出一流的成就，并且是“世界一流”。他倒从无成为“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这样世界级伟大作家的念头，那是因为壮年金庸本无意从文，而是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从政的理想还没到“成为拿破仑”的奢侈。但我们不妨细细思量：金庸推崇的典范人物一直都是范蠡与张良。范、张何许人也？曰：帝王师！
四
湖南卫视主持人问：“你认为自己是个很聪明人吗？”金庸答：“我不聪明，我是个很努力，很用功的人，从小就培养了读书的兴趣，从五六岁开始，父母怕我读书时间太长有碍健康，催促着出去玩，但我在外面玩了一会，就又回家读书了……”
金庸对着严家炎说起自己与郭靖的相似处：“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机会一来时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从文自传》）
沈从文五六岁的小时候成天在山野游玩，但综观其一生，更是“很努力很用功”的人。1982年，沈从文先生在家乡的吉首大学讲话中谦虚地表白：“人家说我有什么‘天才’，其实，我文化是最低级的，我是最不相信‘天才’的，学音乐或者什么别的也许有，搞文学的，不靠什么天才，至少我是毫无‘天才’，主要是耐心耐烦，改来改去，磨来磨去……至于我，写东西是一个个字改出来的……”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也谈到沈先生“称赞别人，也常说‘要算耐烦’”。
对照这几节文字，颇能见出沈从文、金庸二人之异同。
其异在于：同样的5、6岁年纪，沈先生逃避书本而沉醉于玩耍，金庸则迷醉阅读而放弃游戏。
相同点很多：[一}沈先生说自己“毫无天才”，金庸则谦称“我不聪明”，实则，沈、金二氏皆天分甚高，是绝顶聪明天才人物。[二]“沈从文自视：“主要是耐心耐烦……至于我，写东西是一个个字改出来的……”，金庸则自称“我是个很努力，很用功的人。”他在其他场合也讲过：“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
胡适先生认为“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工夫的人，才有大成就。”正是天分加上勤奋，聪明辅以耐心，乃有沈、金二人庞大的写作数量与绝大的文学成就。金庸31岁后从事小说创作，17年内写出了近千万字。沈从文则“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出四十多种集子”。
二人皆是高产、多产作家。
五
当池田大作恭维金庸“是被称为‘东方的大仲马’的文豪”时，出于礼貌，金庸自然要逊谢，却仍表示：“我们二人的小说的风格很接近……如各拿十五部来平均比较，我自夸或可略微占先。”
有一件事，按理说金庸应该知道而在谈话中未曾提到：最早被称作“东方（或中国）大仲马”的中国作家，并不是他。
金介甫《沈从文传》：“在20年代的上海，他自称为‘小兵’，被别人称为‘中国的大仲马’” “从沈写的那么多地方色彩作品中，（20年代末的）读者终于认识了这位‘中国大仲马’的不寻常背景（斯诺在《活的中国》小说集中曾经指出，沈从文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出四十多种集子，无怪乎被人誉为中国的大仲马，沈和大仲马还有一点相似之处是，他们的父亲都是混血军官。）”
金庸另一次受访时曾言：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国内是沈从文，而国外是大仲马。
沈从文之被称为“中国大仲马”，一是因为他的多产，被人微带讥讽地称作“多产作家”。其二，他在进入文坛的早期，也曾被人目为擅长以色情描写招引读者的不脱“通俗”气味的小说家，一直到1948年，还有郭沫若把沈先生尊称为专写颓废色情的“粉红色作家”。
沈从文、金庸、大仲马，三人确存某种微妙的联系。
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等作品是西方文学中与“武侠小说”形貌最为接近的。大仲马以真实历史为“钉子”挂上自己的虚构故事的写作手法更为金庸所借鉴继承。
沈从文则极力赞赏故乡湘西那种“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的“游侠者精神”，他在《湘西•凤凰》文中，追忆自己当少年时在湘西眼见的“游侠者行径……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总之，（湘西的）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文章结尾处，沈先生甚至强调说：“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
上世纪30年代初那场沸沸扬扬的“京派”与“海派”之争，沈从文实为始作俑者。他对“海派”文学不满的缘由之一就是看不惯那种商业化作风。而近代以来的武侠小说的商业性特点是不容否认的。然则，沈从文是否会对武侠小说彻底否定呢？未必尽然。沈从文一九四五年写有《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对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创者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评价也很正面。陈平原教授感觉沈从文是“有可能写作武侠小说的”，如成为现实，“当不至于让金庸独步天下。”
沈先生终于不曾写作武侠小说，但他小说中描写的苗族人与金庸笔下的游侠，仍自有其同质性：诚朴、笨拙、勇悍、野性、深情……
沈从文与金庸的小说同在缅怀追忆这个民族在苍老之前那种磅礴大气、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
很多人把这称为“意淫”，也有道理。而我只想问这些朋友一句话：你，站在哪里？
“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沈从文：《〈边城〉题记》）
“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是否适用于金庸的“通俗小说”？
“《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汪曾祺：《又读〈边城〉》）而金庸的全部作品，也曾引领我们集体“怀旧”，而无限“痛惜”，为这个民族曾经失去、永不再有的一切。
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中，沈从文谈前蜀王建墓中浮雕：“还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劳动人民工艺成就，健康饱满，生动活泼，不像稍后，后蜀文人流行《花间集》体词中表现的萎靡纤细，颓废病态”，字里行间，褒贬显见。金庸则于故国，最爱春秋战国、强汉盛唐。于世界，钟情希腊荣光、罗马盛况。那样的时代，虽难免野蛮、血腥，却是虎虎有生气，迸发出的生命伟力，不是今天的文明人类所堪企及。1994年，金庸在北大表示自己可能会以春秋战国为背景写一部历史小说，因为“这时期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思想开放。”
康有为声言：“士无侠气，则民心弱”， 毕竟欧洲人没有完全遗忘“骑士精神”，日本人仍部分接续了“武士道精神”，而吾国的“游侠者精神”，现实中几乎已成绝响。较诸其他民族，生命力萎缩得尤其厉害，整个民族弥漫着一种女性的阴柔气质。赵本山、潘长江之流，竟成全民偶像。
鄢烈山认定武侠小说“犹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使国人滑向孱弱的，是种种伟大运动，区区武侠小说哪得如斯伟力？同理，试图通过阅读武侠小说来恢复“游侠者精神”，也太高看它了。小说，只是小说。曾经失去的，只可缅怀，无力振起。
金庸小说向来被批评为将女性角色置于从属地位，而有“大男子主义”嫌疑。就算这一批评能够成立，他也不愁找不见同道。沈从文在《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直言无隐：“一个女人本来就要你们给她思想她才会思想，给她地位她才有地位，同时用规则与法律使她生活得像样一点，她才能够有希望像样一点！女子自己不是能生产罪过的！上帝创造女子时并不曾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
六
“江苏与浙江到宋朝时已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苏州、杭州成为出产文化和美女的地方。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吴人和越人却是勇决剽悍的象征。那样的轻视生死，追求生命中最后一刹那的光彩，和现代一般中国人的性格相去是这么遥远，和现代苏浙人士的机智柔和更是两个极端。在那时候，吴人越人血管中所流动的，是原始的、犷野的热血。（金庸《卅三剑客图•赵处女》）”
我20年前初读此节文字，就不相信金庸是进化论者，将故乡浙江（古越）人们由“勇决剽悍”转变为“机智柔和”完全视作可喜之事。我的这一感受，终于从前几年金庸接受《面对面》访问时的一段答语获得证实：“‘五胡乱华’也是好的，中国本来一个很文弱、慢慢腐化下去的民族，自从匈奴、鲜卑这些外来民族进来，跟汉族结合起来之后，又有汉朝、唐朝，又兴旺起来，血液中间有了这个外来民族之后，大家团结融合，我们整个民族又奋发起来，又有青春力量出来了。”唐德刚先生的看法，与金庸相近：“五胡乱华四百年也是个东方各民族的一次大融合，使一个古老的汉族增加了新血液，而发生了返老还童现象，乃出现了隋唐大帝国的鼎盛时代。”（《晚清七十年》）
我只是奇怪：为何到现在没有“爱国者”站出来，给金庸、唐德刚加戴“汉奸”的冠冕？
金庸说的，是古吴古越人到今天江浙人的转变。沈从文则叹惋：“民族衰老了，为本能推动而作成的野蛮事，也不会发生了。”（《如蕤》）
何平《侠义英雄的荣与衰》是真正堪称“金学”的大文字，如此雄文，我永远写不出。故不避“文抄公”之嫌，大段引录于下：
“金庸蓄墨最多之处恰与春秋战国时原儒的圣王怀抱如出一辙……小说中厚重的乱世风云完全可以映照千年之上春秋战国时代原儒亲历的社会文化激变……金庸群侠的英雄人格映现了原儒有天下之志的圣王气象。他们是‘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儒（如郭靖）；是‘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至死不变’的强儒（如乔峰），人们在金庸小说中看到的是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是杀身成仁、死而后已的担当，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是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操守。这些刚毅勇猛的侠儒，绝非循规蹈距、‘衣冠中’、‘动作慎’、‘难进易退’、‘粥粥若无能’的柔儒、腐儒、乡愿之儒、小人之儒可比。战国以前的原始儒家是从殷周贵族中的武士阶级转化而来，金庸小说复现的正是式微已久的那种文武兼包、大义凛然的原儒真精神。与群侠践履的春秋大义相表里，在思想上宰制金庸小说全局……，在他最感人的故事里洋溢的不是‘多难兴邦’的空头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烈士精神。”
七
金庸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写道：“ 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直到2002年，金庸还是老调重弹：“我是想努力描述一下历经世代都不曾改变的人们共有的爱憎情感。无论《圣经》中吟咏爱情的《雅歌》，还是中国几千年前《诗经》中的爱情佳句，世界和时间不断变换，可是谁又发现这些基本的情感有过什么变化？”
金庸自陈其创作宗旨：“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
金庸在文学创作上，一直是坚定的“人性论者”，如果说他曾受到过前辈作家的影响，这一影响未必来自梁实秋，而更可能得诸沈从文。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边城》是一座“庙”，《连城》也是一座“小庙”。
《边城》极力写人性之美、人心之善；《连城》着力刻露人性之恶、人心之险。
《连城诀》明显是金庸向前辈大师沈从文致敬的作品，因此小说一开头：“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背景同在湘西，同样描写“人性”，二《城》何以迥异如此？
因为：傩送与翠翠，这两个“乡下人”一直呆在湘西；而狄云与戚芳这对“乡下人”则偕伴“进城”了。
假设：沈从文《边城》接着写下去，讲说傩送离开湘西后到了上海的“乡下人进城”故事，则整部小说必将呈现另一种殊异的面貌。
八
看《连城诀》的结尾，总感觉似曾相识：“那是水笙！她满脸欢笑，向他飞奔过来，叫道：‘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
再看《边城》的结尾：“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与其说《连城》是在唱《边城》的反调，不如说前者是后者遥远的回声。
实则，金庸小说与《边城》那个令人无限回味的结尾相似的非仅《连城》。金庸小说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当然是《雪山飞狐》那个开放性、不确定的结局：“他（胡斐）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这是从胡斐角度所作表述。
在这句话之前，描述的却是苗若兰：“她站在雪地之中，月光之下，望着那婴儿的小衣小鞋，心中柔情万种，不禁痴了。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归来和她相会？”
“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归来和她相会？”，置换成沈从文《边城》式表述，看看是否合拍：“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马上回来！”？
九
金庸自称对自己小说影响最大的古典作品是唐传奇，沈从文则自言很早就受到唐人传奇小说的影响。
沈、金二氏，皆得力于佛经甚巨。沈从文体现在语言文字上，金庸更多体现在思想意识上。金庸常在小说中穿插短篇佛经故事，这里未必没有沈从文《月下小景》的影响。
30年代初，沈从文根据唐朝高僧道世撰写的《法苑珠林》中的佛经故事改写成八篇作品，收入《月下小景》集.对此书，沈先生自己还算满意：“《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
沈从文与金庸，皆堪称“文体家”。将文言引入白话，自成一体。二人对中国现代作家多采欧化语法均是反感至极。
金庸的古文写得差，他07年所作《香港赋》尤其糟糕，称“赋”，当不起的。但他那种古今并用、文白调和的“中语文字，当世无出其右！”（张五常语）
十
沈从文、金庸自然也不排斥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他们对人物心理尤其性心理的刻画，都受到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极大影响。
沈、金都很喜欢一部英国童话名著：《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1940年前后，查良镛攻读于联合高中……当时校内各班级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1941年某日课余，忽然人头济济，有数十人在围观图书馆外走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谛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刊有《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叶炳炎的《查良镛在联合高中》）
“眼镜蛇”影射的是他们学校的训育主任沈乃昌，查良镛的同学们，很少有看不出来的。金庸在《笑傲•后记》里可是强调这部小说绝对不存在“影射”的成分。看来金庸后来改邪归正了。“影射”？那是他小时候干的营生。呵呵。
少年金庸的这篇文字，模仿的是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但风格与原著大不相同。
实则，最早把爱丽丝（或译：阿丽丝）小姐请入中国的，不是1940年的金庸，而是1928年的沈从文。沈从文《阿丽丝中国游记》讽世骂世，才真正与金庸《阿丽丝漫游记》笔调近似。
金庸为此被学校开除，看来沈从文最起码要担负一半的道义责任。再呵呵。
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回忆他50年代的《大公报》同事金庸“他很可爱、很温和”，我们很难想象这样“可爱温和”的人会在十年前两次被母校视为“刺头”而予以开除处分。
黄永玉亦曾转述过钱钟书说过的话:“你别看（沈）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这一点，金庸的个性与沈从文很相似。一方面微笑可爱温和，另一方面，又脾性倔强，不受强迫。“ 我不愿做的事，别说是你，便是师父、师娘、五岳盟主、皇帝老子，谁也无法勉强” ——令狐冲这段狂言，当是作者的心声。
金庸前半生的行止，自有其光彩。甚至当他遭遇暗杀威胁，也不曾屈服。到了晚年，金庸对于政治问题的几次发言，往往自失其早年的立场，多有昏聩悖晦之语。那倒也不是被谁强迫，而是被人动以柔性攻势，这才不觉入彀。
有人不怕被“棒杀”，却可能被“捧杀”。
无奈。
1939年9月，二战爆发，波兰覆亡。沈从文感叹：“一国家养兵至一百万，一月中即告灭亡，何况一人心中所信所守，能有几许力量，抵抗某种势力侵入？”（《潜渊》）
金庸：我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沈从文。
金庸称：“现代作家中间，人家问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喜欢一位湖南作家沈从文。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作品，到现在还喜欢。”
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
金庸认为自己笔下（品质）最好的男人是《连城诀》中的狄云。
试思维：《连城》中的生于湘西的狄云，是否具有沈从文所言“乡下人”的典型特征？
“湘西” 所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金庸笔下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典型不远，分别可以戚长发、狄云师弟为代表。
“铁锁横江”戚长发，“城里人”亦如“铁锁横江”。
“我师弟戚长发外号叫作‘铁锁横江’，那是人家说他计谋多端，对付人很辣手，就像一条大铁链锁住了江面，叫江中船只上又上不得、下又下不得的意思。”（《连城诀•九•梁山伯祝英台》）
“空心菜”狄云，“乡下人”，似“空心菜”。
“‘空心菜’是他的外号，世上只有他和戚芳两人知道，连师父也不知。戚芳说他没脑筋，老实得一点心思也没有，除了练武之外，甚么事情也不想，甚么事情也不懂，说他的心就像空心菜一般，是空的。”（《连城诀•四•空心菜》）
金庸本人的心计何其深沉！塑造了那么多全无心计的“空心菜”人物（石破天、狄云、阿青、郭靖、周伯通、段誉、李文秀、仪琳、张无忌……）却又正是此老，岂不怪哉？
无怪，勿怪！ 越是缺心眼（如我），越喜欢被人说成“老奸巨滑”。相反，越是绝顶聪明之人，越要叹慕“难得糊涂”。
心计深沉之人，可能更切望过简单生活。
“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政治生活诚非人所过耳，处境若此，万万想不到也。道德云乎哉？感情云乎哉？”——窥探权谋大师蒋中正的内心世界，这两节写在1926年的日记，最不可轻忽看过。某人以与人斗为生平至乐，蒋在那个位置不能不用权诈，内心则深以为苦。无论36年之前还是之后，蒋氏对张学良曲尽优容，令人费解。网上有朋友已经联想到同性恋了。呵呵。我的理解是：蒋氏特别喜欢张的孩子气、没心机，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格外喜欢羡慕。就一傻孩子嘛，没法跟他计较。
湘西相对长沙，是“乡下”；海宁相对杭州，是“乡下”；华山相对黑木崖，是 “乡下”；而非汉族的游牧渔猎文明相对汉民族的农耕文明，也算“乡下”。
郭靖长于蒙古，段誉长于大理，陈家洛长于回疆。他们，是“乡下人”。
论城市化程度，自然欧美远甚中国，但从历史角度看，洋鬼子也是“乡下人”。很多赴美的国人都发觉美国人多数天真如大儿童，要单个比‘铁锁横江’的心计，绝对不是中国人对手。而整体建设成就却远超吾国。
工业化、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鼓励猜疑煽起仇恨，丧失这个民族曾有的纯朴善良诚厚包容，陷于人整人人斗人人防人人害人的“铁锁横江”境地而不能自休，其祸，势将延及万世。
金庸在一次访问中曾明言，自己最喜爱的国内作家是沈从文。
金庸喜爱沈从文，原因当不止是沈先生笔下描绘的游侠精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金庸的湘西情结。金庸年轻时最困窘的两个时期，托靠于湘西友人，被湘西这片土地的风俗人情所滋润、所激励，湘西称得上是金庸心目中的一块净土，金庸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对湘西人物就多有褒扬。
沈从文的主要作品，多以湘西为背景，描摹当地人物风貌，其中不乏对游侠者精神的称颂：“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以致有研究者（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沈从文是有可能写出武侠小说的，若果真如此，“当不至于让金庸独步天下”。
人物介绍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男，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曾在北京大学旁听，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
主要作品
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87年、1988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等。
人物生平
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2年脱下军装，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仅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就在北京大学旁听。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
写作经历
1924年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30年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3年9月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4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
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金庸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巴金，鲁迅，沈从文
金庸在华语通俗文学方面是属于第一流的作家。但若以整体的文学成就而论，则未可说是近现代的第一流作家，更难以与老舍、巴金等人相比。
金庸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武侠小说这一领域。从文学研究的划分来说，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类型小说，可以阐发的深度并不太大。而金庸虽然革新了武侠小说的语言和表达空间，使之成为“新武侠”，但“新武侠”的本质上也仍然是武侠小说。
对于大多数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可能不太理解文学史编纂的一些基本逻辑，他们可能会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知名度就等于其影响力和文学价值。但实际上并不如此。站在文学史的视野上来看，一部作家的地位一是取决于其作品本身的价值，二是取决于其对于文学发展的价值。
金庸之所以能在武侠小说领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一是因为他以新的语言、新的思想来写武侠小说，让武侠小说的面貌焕然一新；二是因为他融汇中西文学之长，大量借鉴古希腊以及欧美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元素为其所用，使其作品有了远超此前武侠小说的深度。
若是由这两点来看，有些人或许会说，“金庸既然这么厉害，那他为什么不能跟老舍和巴金相提并论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虽然金庸作品的价值并不算低，但放到文学史的大视野下，金庸的语言、写作技巧等早就被此前的许多作家探索过了。金庸的长处是将这些内容与通俗小说相结合，提升通俗小说的文学性，而不是创造什么的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