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到工厂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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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智联招聘最新报告，2023年应届毕业生中，来自工科专业的获聘比例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达到56.9％。火热的数字背后，却依然难掩工科人才供需错配的困局。
去年，尹英从国内某重点高校工业设计专业本科毕业后，供职于国内一家头部车企，如今，他每天的工作是测试新车的性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学校的培养更注重学生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但这对于他这样本科毕业直接就业的学生帮助很小。在他看来，学校的每一门课程“留给学生思考和总结的时间特别少”，学生很难有足够时间去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大学的一些培养内容脱离实践太远，“我现在的工作能力大都是自学得来的”。
王连是某能源企业的高级工程师，站在企业角度，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现在工科毕业生对工程的接受度、认知以及实际动手能力都太弱了，研究生的综合能力也就相当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工科本科生的水平。“我们一般不招应届本科毕业生，因为好几年都成长不起来，除非他已经在相关领域有三到五年的工作经历。真正适配我们的工程人才很稀缺。”
今年3月，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包括曹德旺在内的数名企业家联名发文，呼吁扭转工程人才培养中的“工科理科化”现象，例如，教师宁愿或不得已在黑板上教修机器、教盖房子，也不愿或无法下车间、下工地去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本科生实践机会少，实践多停留在企业参观层面。文章称，如果不解决“屈从论文、难下工厂”的问题，“中国制造”极可能遭遇大面积空心化。
“只会纸上谈兵，也更喜欢纸上谈兵”
今年3月25日，在深圳举行的“首届南科大新工科教育论坛”的会场里，纪阳感受到现场的火药味。在企业家与校长对话环节，有企业家站起来说，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背后，有工程教育的问题。“当时就引发很多高校老师的讨论，有很多碰撞，有人提到‘工科理科化’这一概念和3月10日发表的联名文章。”
3月25日，“首届南科大新工科教育论坛”现场。供图/南科大
纪阳是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也是国内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的理事，长期思考工程教育改革问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工科理科化”最主要的表现是工科课程体系“理科化”，重理论、轻实则袜尘践的特征突出。
他介绍说，目前，国内工科本科生的课程体系一般是：大一公共基础课，大二专业基础课，大三专业课，大四除专业课外还需要下厂实习、做毕业设计，即先系统性地学习理孙禅论，到大三开始动手实践，大学后半段才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工程认知。此时，学生即使在实践中意识到自身能力或知识方面的不足，也来不及补救。到大三大四，学生开始准备考研、出国和考公，无法真正把时间用于工程实践上。
纪阳分析说，这种教学安排下，学生大一、大二阶段课程中的理论知识量比较大，依赖短期记忆、通过考试拿到学分的学生，三个月左右就会将前一学期的大部分课程知识忘掉。当他们大三、大四寻找这些知识的用途时，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很多学校甚至鼓励学生从大一大二就开始准备考研，工科考研侧重基础理论，不考察动手实践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理科化趋势。”纪阳说。
对大多工科专业学生来说，大学期间，金工实习和进厂实习是少有的实践机会。已本科毕业两年的胡鸣曾就读于国内某重点理工类大学的化工工程与工艺专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二上一门金工实习课，就在校内的一栋楼里“下厂”，每周花一天时间，上午理论培训，下午实际操作，实操既有传统金工实习要接触的车床、铣床和电焊，也有3D打印、激光雕刻等。但胡鸣觉得，这些实习更多是体验式的，对真正提高实践能力没太大帮助。这些训练和其他化工课程没有任何内在衔接，以后很难运用到化工行业。
大四时，胡鸣去山东一家化工原料厂实习，与金工实习相比，这次是真正的“下厂”。10天左右时间，胡鸣每天上午坐在会议室里开几小时会，听讲企业文化、化工工艺和安全注意事项，午饭前两小时是每天进入车间一线的仅有机会，但只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边走边听工厂负责人的讲解，和领导视察一样”。
“为什么一定要穿上工作服去到车间，亲自动手操作？因为学生只有自己动手去设计、拆装一个好烂实物，真正参与实际生产流程，才能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都有哪些差距。”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殷国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他认为，实践能力对工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通过动手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这是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方式。
殷国栋明显感觉，近几年，工科生的研究能力越来越停留在“仿真层面”，从海外回来的高级别人才也是如此。“他们用软件去做仿真计算都很好，但面对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时，可能会束手无策。”
5月24日，辽宁沈阳市的一所高校，学生们在实训车间进行实操。图/视觉中国
倒退回30年前，一位参与签署联名文章的企业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其本科实习时要完成两个任务：自己做一个收音机；把原始铁块“转化”成一个六角螺母。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机械的、构图的、设计的、精度的……他最重要的收获，是逐渐学会尊重工程。
在一项2005年由北京交通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开展的“中国产学合作”研究中，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等人指出，上世纪50~80年代，工科教育与产业的合作完全由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下达指令来完成。随着改革的推进，学校无法再依靠政府的指令来安置学生实习，工科学生的产业实习受到很大冲击。2000年左右，全国对教育体制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的调整，将所有政府工业部门所属院校划归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结束了长期存在的产业办教育分工不明确的局面，但这种归属权的转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弱原部属高校与产业的天然联系。
“现在中国工科教育的很多问题，根源可以从历史中去找，校企合作不能建立在行政命令上，长期的制度惯性让一些高校很难主动与企业联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受美国影响，‘重科学轻工程’的思维开始流行，多种因素下，中国高等工科教育与实践脱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工程教育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朱高峰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研究工程教育。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工业的技术发展主要靠引进，但实际上引进的程度很浅，多数企业做不到引进后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因此，对于“能解决产业真实问题的高技术人才”，企业当时的需求并不迫切。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新工业革命时代，很多“卡脖子”技术难题需要自己解决，对于高校输送人才的创新能力，企业自然要求越来越高，“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更加凸显。
前述企业家说，他现在最担忧的是：“工科理科化”不仅让学生养成了远离工程、不爱动手的习惯，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丧失了对工程的兴趣，不仅只会纸上谈兵，也更喜欢纸上谈兵。“我发现，我遇到的很多90后、00后都显露出一个共性：喜欢做软件，不愿做硬件，而且觉得写论文、做模型更高大上，工程实践就相对低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边是企业对工科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边是工科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脱节，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逃离工科”。胡鸣发现，身边很多同学大二大三就计划转行去金融或者法律等专业。
7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说，教育教学和学科设置、结构要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既要保证匹配度，又要适度超前，这对高等教育结构、区域教育调整和布局提出了新要求。
“屈从论文，难下工厂”
“从前，教师在织布机上教织布，如今却变成在黑板上教纺纱。”2022年5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纺织大学校长徐卫林在《从师资源头破解工科理科化》一文中这样形容。
不仅学生存在“工科理科化”问题，在教师中间，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徐卫林指出，“工科理科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教师用理论科学的方法解决工程问题，重视论文发表，忽视实践创新，导致学生的就业能力很难满足企业需求。此外，工科教师研究的项目很少来源于企业，导致人才培养“理科化”。
为何会如此？
公开报道中，较早提到“工科理科化”这一概念的是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林中祥，2014年，他发表文章评论身边教师中愈演愈烈的“论文热”。他指出，随着SCI论文越来越值钱，目前已经成为高校考核大学教师的最重要的内容，工业项目在强大的论文与项目数面前，不堪一击。前述企业家感觉到，大约2013~2015年间，这种“工科理科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原因很简单，因为同一时期高校卷论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他分析说。
为了追赶国际前沿科研水平，提高中国科学的影响力，从1990年起，国内高校开始为学者发表国际论文“按篇计价”，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奖金越多，论文狂热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达到最高点。
因此，纪阳指出，20年前老一辈高校教师并没有“屈从论文，难下工厂”的问题，但如今该问题却日益突出。多位受访教授反映，这些年引进的工科海外青年人才多数从来没动过手，会写论文，但一遇到企业实际问题，就一头雾水。
指挥棒的导向下，敢于啃“硬”骨头的老师越来越少。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桂小琰主要从事高速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集成电路设计方向的研究，属于高速模拟和射频高端芯片研发领域。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芯片研究领域科研和发表论文周期长、难度大，且影响因子较低。无法大量产出高水平论文意味着晋升受限、申报国家自然基金获资助可能性降低，就更无法开展科研和发表论文，恶性循环。除此之外，高端芯片领域教师即使发表论文，影响因子也无法和理科及材料等专业相比，在固态电路、微波技术等芯片相关的主要领域，期刊影响因子最高也只在6左右，最低的还不到3，“如果仅从影响因子的角度来评判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影响力，则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2018~2021年，教育部、科技部等多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想要改变“唯论文”趋势，提出要“破五唯”。自2017年国家新工科建设启动以来，高校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更贴近工科特性。
殷国栋所在的东南大学，近几年机械工程学院招聘青年人才，答辩时更看重综合能力，以及是否和产业有过“真金白银”的合作，有没有帮产业解决真问题、推动产业化落地，“这些倾向性越来越强”。
但多位专家指出，这其中有一个绕不开的矛盾，“双一流”高校在招聘人才时都有一个很高的基线，尤其针对学历背景和科研成果，要想达成这些条件，本身就意味着应聘者此前在“理科化”环境中做得很好。因此，评价体系的改革是个系统问题，一些局部的微调无法撼动全局。
记者查阅多所以理工类学科为特色的“双一流”高校教师考核办法发现，不少高校虽然提出“对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主要考察创新性的技术贡献、经济社会贡献和行业影响”，但实际积分中，论文积分比例一般仍远远大于专利。以南京某高校为例，在三大顶刊上发表论文，一作一篇计2000分，二作是900 分，三作是400分，但最高级别的国际专利一项只有300分，普通专利是80分。科研项目类别中，可转化成积分的主要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基金等，没有校企合作项目。也就是说，变化的确在发生，但根本的改变还没有出现。
专家指出，探究“工科理科化”背后的原因，不能仅看高校内部，还要考虑校际竞争以及高校与社会、政府间的互动。高校很看重大学排名、教育部的“双一流”评选和学科评估，因为直接关系到资源分配与高校的存亡，而这些评估目前还是以“科研为中心”。
“只要总的指挥棒还是趋于理科化方向，高校就不敢真的改。从高校到院系到教师，再到博士、硕士和本科生，所有人都围着这个指挥棒转，但很少见到什么指挥棒，是引导老师和学生下工厂解决实际问题的。”纪阳说。
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兰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重构评价体系的关键，不仅是具体指标怎么重新设置，更重要的是弄清楚评价主体到底是
去年，尹英从国内某重点高校工业设计专业本科毕业后，供职于国内一家头部车企，如今，他每天的工作是测试新车的性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学校的培养更注重学生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但这对于他这样本科毕业直接就业的学生帮助很小。在他看来，学校的每一门课程“留给学生思考和总结的时间特别少”，学生很难有足够时间去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大学的一些培养内容脱离实践太远，“我现在的工作能力大都是自学得来的”。
王连是某能源企业的高级工程师，站在企业角度，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现在工科毕业生对工程的接受度、认知以及实际动手能力都太弱了，研究生的综合能力也就相当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工科本科生的水平。“我们一般不招应届本科毕业生，因为好几年都成长不起来，除非他已经在相关领域有三到五年的工作经历。真正适配我们的工程人才很稀缺。”
今年3月，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包括曹德旺在内的数名企业家联名发文，呼吁扭转工程人才培养中的“工科理科化”现象，例如，教师宁愿或不得已在黑板上教修机器、教盖房子，也不愿或无法下车间、下工地去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本科生实践机会少，实践多停留在企业参观层面。文章称，如果不解决“屈从论文、难下工厂”的问题，“中国制造”极可能遭遇大面积空心化。
“只会纸上谈兵，也更喜欢纸上谈兵”
今年3月25日，在深圳举行的“首届南科大新工科教育论坛”的会场里，纪阳感受到现场的火药味。在企业家与校长对话环节，有企业家站起来说，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背后，有工程教育的问题。“当时就引发很多高校老师的讨论，有很多碰撞，有人提到‘工科理科化’这一概念和3月10日发表的联名文章。”
3月25日，“首届南科大新工科教育论坛”现场。供图/南科大
纪阳是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也是国内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的理事，长期思考工程教育改革问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工科理科化”最主要的表现是工科课程体系“理科化”，重理论、轻实则袜尘践的特征突出。
他介绍说，目前，国内工科本科生的课程体系一般是：大一公共基础课，大二专业基础课，大三专业课，大四除专业课外还需要下厂实习、做毕业设计，即先系统性地学习理孙禅论，到大三开始动手实践，大学后半段才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工程认知。此时，学生即使在实践中意识到自身能力或知识方面的不足，也来不及补救。到大三大四，学生开始准备考研、出国和考公，无法真正把时间用于工程实践上。
纪阳分析说，这种教学安排下，学生大一、大二阶段课程中的理论知识量比较大，依赖短期记忆、通过考试拿到学分的学生，三个月左右就会将前一学期的大部分课程知识忘掉。当他们大三、大四寻找这些知识的用途时，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很多学校甚至鼓励学生从大一大二就开始准备考研，工科考研侧重基础理论，不考察动手实践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理科化趋势。”纪阳说。
对大多工科专业学生来说，大学期间，金工实习和进厂实习是少有的实践机会。已本科毕业两年的胡鸣曾就读于国内某重点理工类大学的化工工程与工艺专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二上一门金工实习课，就在校内的一栋楼里“下厂”，每周花一天时间，上午理论培训，下午实际操作，实操既有传统金工实习要接触的车床、铣床和电焊，也有3D打印、激光雕刻等。但胡鸣觉得，这些实习更多是体验式的，对真正提高实践能力没太大帮助。这些训练和其他化工课程没有任何内在衔接，以后很难运用到化工行业。
大四时，胡鸣去山东一家化工原料厂实习，与金工实习相比，这次是真正的“下厂”。10天左右时间，胡鸣每天上午坐在会议室里开几小时会，听讲企业文化、化工工艺和安全注意事项，午饭前两小时是每天进入车间一线的仅有机会，但只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边走边听工厂负责人的讲解，和领导视察一样”。
“为什么一定要穿上工作服去到车间，亲自动手操作？因为学生只有自己动手去设计、拆装一个好烂实物，真正参与实际生产流程，才能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都有哪些差距。”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殷国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他认为，实践能力对工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通过动手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这是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方式。
殷国栋明显感觉，近几年，工科生的研究能力越来越停留在“仿真层面”，从海外回来的高级别人才也是如此。“他们用软件去做仿真计算都很好，但面对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时，可能会束手无策。”
5月24日，辽宁沈阳市的一所高校，学生们在实训车间进行实操。图/视觉中国
倒退回30年前，一位参与签署联名文章的企业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其本科实习时要完成两个任务：自己做一个收音机；把原始铁块“转化”成一个六角螺母。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机械的、构图的、设计的、精度的……他最重要的收获，是逐渐学会尊重工程。
在一项2005年由北京交通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开展的“中国产学合作”研究中，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等人指出，上世纪50~80年代，工科教育与产业的合作完全由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下达指令来完成。随着改革的推进，学校无法再依靠政府的指令来安置学生实习，工科学生的产业实习受到很大冲击。2000年左右，全国对教育体制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的调整，将所有政府工业部门所属院校划归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结束了长期存在的产业办教育分工不明确的局面，但这种归属权的转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弱原部属高校与产业的天然联系。
“现在中国工科教育的很多问题，根源可以从历史中去找，校企合作不能建立在行政命令上，长期的制度惯性让一些高校很难主动与企业联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受美国影响，‘重科学轻工程’的思维开始流行，多种因素下，中国高等工科教育与实践脱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工程教育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朱高峰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研究工程教育。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工业的技术发展主要靠引进，但实际上引进的程度很浅，多数企业做不到引进后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因此，对于“能解决产业真实问题的高技术人才”，企业当时的需求并不迫切。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新工业革命时代，很多“卡脖子”技术难题需要自己解决，对于高校输送人才的创新能力，企业自然要求越来越高，“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更加凸显。
前述企业家说，他现在最担忧的是：“工科理科化”不仅让学生养成了远离工程、不爱动手的习惯，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丧失了对工程的兴趣，不仅只会纸上谈兵，也更喜欢纸上谈兵。“我发现，我遇到的很多90后、00后都显露出一个共性：喜欢做软件，不愿做硬件，而且觉得写论文、做模型更高大上，工程实践就相对低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边是企业对工科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边是工科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脱节，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逃离工科”。胡鸣发现，身边很多同学大二大三就计划转行去金融或者法律等专业。
7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说，教育教学和学科设置、结构要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既要保证匹配度，又要适度超前，这对高等教育结构、区域教育调整和布局提出了新要求。
“屈从论文，难下工厂”
“从前，教师在织布机上教织布，如今却变成在黑板上教纺纱。”2022年5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纺织大学校长徐卫林在《从师资源头破解工科理科化》一文中这样形容。
不仅学生存在“工科理科化”问题，在教师中间，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徐卫林指出，“工科理科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教师用理论科学的方法解决工程问题，重视论文发表，忽视实践创新，导致学生的就业能力很难满足企业需求。此外，工科教师研究的项目很少来源于企业，导致人才培养“理科化”。
为何会如此？
公开报道中，较早提到“工科理科化”这一概念的是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林中祥，2014年，他发表文章评论身边教师中愈演愈烈的“论文热”。他指出，随着SCI论文越来越值钱，目前已经成为高校考核大学教师的最重要的内容，工业项目在强大的论文与项目数面前，不堪一击。前述企业家感觉到，大约2013~2015年间，这种“工科理科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原因很简单，因为同一时期高校卷论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他分析说。
为了追赶国际前沿科研水平，提高中国科学的影响力，从1990年起，国内高校开始为学者发表国际论文“按篇计价”，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奖金越多，论文狂热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达到最高点。
因此，纪阳指出，20年前老一辈高校教师并没有“屈从论文，难下工厂”的问题，但如今该问题却日益突出。多位受访教授反映，这些年引进的工科海外青年人才多数从来没动过手，会写论文，但一遇到企业实际问题，就一头雾水。
指挥棒的导向下，敢于啃“硬”骨头的老师越来越少。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桂小琰主要从事高速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集成电路设计方向的研究，属于高速模拟和射频高端芯片研发领域。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芯片研究领域科研和发表论文周期长、难度大，且影响因子较低。无法大量产出高水平论文意味着晋升受限、申报国家自然基金获资助可能性降低，就更无法开展科研和发表论文，恶性循环。除此之外，高端芯片领域教师即使发表论文，影响因子也无法和理科及材料等专业相比，在固态电路、微波技术等芯片相关的主要领域，期刊影响因子最高也只在6左右，最低的还不到3，“如果仅从影响因子的角度来评判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影响力，则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2018~2021年，教育部、科技部等多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想要改变“唯论文”趋势，提出要“破五唯”。自2017年国家新工科建设启动以来，高校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更贴近工科特性。
殷国栋所在的东南大学，近几年机械工程学院招聘青年人才，答辩时更看重综合能力，以及是否和产业有过“真金白银”的合作，有没有帮产业解决真问题、推动产业化落地，“这些倾向性越来越强”。
但多位专家指出，这其中有一个绕不开的矛盾，“双一流”高校在招聘人才时都有一个很高的基线，尤其针对学历背景和科研成果，要想达成这些条件，本身就意味着应聘者此前在“理科化”环境中做得很好。因此，评价体系的改革是个系统问题，一些局部的微调无法撼动全局。
记者查阅多所以理工类学科为特色的“双一流”高校教师考核办法发现，不少高校虽然提出“对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主要考察创新性的技术贡献、经济社会贡献和行业影响”，但实际积分中，论文积分比例一般仍远远大于专利。以南京某高校为例，在三大顶刊上发表论文，一作一篇计2000分，二作是900 分，三作是400分，但最高级别的国际专利一项只有300分，普通专利是80分。科研项目类别中，可转化成积分的主要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基金等，没有校企合作项目。也就是说，变化的确在发生，但根本的改变还没有出现。
专家指出，探究“工科理科化”背后的原因，不能仅看高校内部，还要考虑校际竞争以及高校与社会、政府间的互动。高校很看重大学排名、教育部的“双一流”评选和学科评估，因为直接关系到资源分配与高校的存亡，而这些评估目前还是以“科研为中心”。
“只要总的指挥棒还是趋于理科化方向，高校就不敢真的改。从高校到院系到教师，再到博士、硕士和本科生，所有人都围着这个指挥棒转，但很少见到什么指挥棒，是引导老师和学生下工厂解决实际问题的。”纪阳说。
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兰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重构评价体系的关键，不仅是具体指标怎么重新设置，更重要的是弄清楚评价主体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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