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于201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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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也很清楚自己的分量。他知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人帮忙。他也知道,自己的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他不是袁绍,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不是孙权,有一份现成的基业;他甚至不如刘备,有一张可以炫耀的“名片”。他的政治资本是最少的,因此需要大批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名门贵族的合作,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多多益善。曹操甚至不要求他们真有作用,能装点门面也行;也不要求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自己,只要不公开作对就好。所以曹操迎奉天子迁都许县以后,就网罗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孔融之流。这些人当然不是来帮助曹操的。他们的说法是来为国家和皇帝效劳,但在曹操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为皇帝效劳和为曹操效劳又有多少区别?至少,曹操这边也显得人才济济。不过曹操更欣赏的还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曹操这个人是很有些平民意识和务实精神的。他有一句名言:“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他并不看重虚名。
曹操甚至在婚姻问题上都是这个态度。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娼家。这在当时就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贱了。然而卞夫人出身虽差,人品却非常好,为人处世也很低调。《三国志�6�1后妃传》说,曹丕立为太子后,身边的人开玩笑要卞夫人请客。卞夫人说:“我没把孩子教坏,就心满意足了。”裴松之注引《魏书》说,曹操让她从缴获的珍宝中挑一两件首饰,她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她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这话实在,曹操也大为赞赏。实际上,曹操在和丁夫人离异后,不顾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立卞氏为妻,恐怕就是因为务实。的确,卞氏虽然出身卑贱,却兼备德才,那又为什么要另娶名门呢? 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曹操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不像袁绍那样“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或者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必廉士而后可用”。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他平治天下的人。为此,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后3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曹操说:“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因此只能讲能干不能干,不能吹毛求疵,讲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质无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么齐桓公又何以能够成就霸业?高皇帝又怎么能够创立大汉?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有不好的名声(污辱之名),被人耻笑的行为(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请大家推荐。我一定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举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德与才的关系。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德才兼备。但是,当德与才不能兼备时,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呢?传统的做法是取德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后才,曹操却明确提出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
其实,曹操这样说,并非不要德。但曹操绝不是唯道德论者。他并不认为道德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甚至不认为是第一标准。德才兼备当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时期,天下大治,没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此刻却是非常时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必须重奖有功,重用有能。
曹操甚至在婚姻问题上都是这个态度。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娼家。这在当时就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贱了。然而卞夫人出身虽差,人品却非常好,为人处世也很低调。《三国志�6�1后妃传》说,曹丕立为太子后,身边的人开玩笑要卞夫人请客。卞夫人说:“我没把孩子教坏,就心满意足了。”裴松之注引《魏书》说,曹操让她从缴获的珍宝中挑一两件首饰,她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她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这话实在,曹操也大为赞赏。实际上,曹操在和丁夫人离异后,不顾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立卞氏为妻,恐怕就是因为务实。的确,卞氏虽然出身卑贱,却兼备德才,那又为什么要另娶名门呢? 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曹操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不像袁绍那样“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或者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必廉士而后可用”。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他平治天下的人。为此,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后3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曹操说:“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因此只能讲能干不能干,不能吹毛求疵,讲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质无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么齐桓公又何以能够成就霸业?高皇帝又怎么能够创立大汉?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有不好的名声(污辱之名),被人耻笑的行为(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请大家推荐。我一定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举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德与才的关系。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德才兼备。但是,当德与才不能兼备时,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呢?传统的做法是取德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后才,曹操却明确提出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
其实,曹操这样说,并非不要德。但曹操绝不是唯道德论者。他并不认为道德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甚至不认为是第一标准。德才兼备当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时期,天下大治,没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此刻却是非常时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必须重奖有功,重用有能。
201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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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贤不任亲。 只用有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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