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在当时就截然两歧,赞同者认为它找到了改革农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评者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以温和的手段从事枝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空而无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大批判式评价坐标中,乡村建设运动甚至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帮凶而被痛加挞伐。学术研究回归常态之后,当年的两歧评价依然存在,主要观点也似乎并不比当年更为深刻。因此,无论是从现实关怀出发,还是以学术求真为尚,这一涉及领域广阔、具有极强实践性,并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官方与民间相为扭结交汇的社会运动,必将继续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也必将继续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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