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历史人物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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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诸葛亮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是后人对诸葛亮的赞诗,诸葛亮以其不可测度的智慧、鞠躬尽瘁的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虽大志未酬,依然成就一个千古传颂的人物.
的确,在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中,诸葛亮是最为声名煊赫的.他是一个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历代不衰、千古传颂的人物.他是一个突破了阶级界限,从帝王将相到市井平民,从文人雅士到白丁俗汉,众口界碑,妇孺皆知,受到普遍称赞、歌颂的人物;他是一个超越了地域限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颂的人物.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整个三国的历史是与诸葛亮息息相关的,三国之局系因汉末之乱而来.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诸侯割据.孙坚、孙策占据江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赤壁之役,曹操挥军南下,用意在于消灭割据,一统天下.而曹操的这个企图,却被诸葛亮给瓦解了,曹操兵败,无力统一,江东仍然保有其割据版图,诸葛亮和刘备方能借势构成鼎足三分的格局.
最值得回味的是这个格局早在诸葛亮高卧隆中,尚未出仕前已拟就.诸葛亮精熟时势,洞烛机先,其智不可测,而且这个大战略纯粹是要人在毫无凭借、毫无实力中,创造一种形势来.也就是说,是现实条件最差的刘备,诸葛亮一方主导了整个格局的发展.这种大智慧岂是小说刻意妆点渲染的“借东风”之类的小机巧所能及?
更何况那种“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修养所给予后人的不只是断理之精、料事之明,更呈现了一种人格典型,予人无限之向往与敬慕.
综观诸葛亮的一生,亦不能不在向往之中,含有份惋之意,正如杜甫所说“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是诸葛亮自己构画的.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则系尽力完成他对刘备的责任,以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情景构成了一种悲壮的美感,是孔子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类型.最终北伐未能成功,星殒五丈原.
诸葛亮“死则死矣”,然而,他的忠贞、济世、敬业、至公、廉洁、谦虚等品格,无不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他对国家、对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等身处世格言,又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他的政治、军事才能,有不知被多少政治家、军事家所学习和借鉴……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是后人对诸葛亮的赞诗,诸葛亮以其不可测度的智慧、鞠躬尽瘁的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虽大志未酬,依然成就一个千古传颂的人物.
的确,在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中,诸葛亮是最为声名煊赫的.他是一个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历代不衰、千古传颂的人物.他是一个突破了阶级界限,从帝王将相到市井平民,从文人雅士到白丁俗汉,众口界碑,妇孺皆知,受到普遍称赞、歌颂的人物;他是一个超越了地域限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颂的人物.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整个三国的历史是与诸葛亮息息相关的,三国之局系因汉末之乱而来.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诸侯割据.孙坚、孙策占据江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赤壁之役,曹操挥军南下,用意在于消灭割据,一统天下.而曹操的这个企图,却被诸葛亮给瓦解了,曹操兵败,无力统一,江东仍然保有其割据版图,诸葛亮和刘备方能借势构成鼎足三分的格局.
最值得回味的是这个格局早在诸葛亮高卧隆中,尚未出仕前已拟就.诸葛亮精熟时势,洞烛机先,其智不可测,而且这个大战略纯粹是要人在毫无凭借、毫无实力中,创造一种形势来.也就是说,是现实条件最差的刘备,诸葛亮一方主导了整个格局的发展.这种大智慧岂是小说刻意妆点渲染的“借东风”之类的小机巧所能及?
更何况那种“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修养所给予后人的不只是断理之精、料事之明,更呈现了一种人格典型,予人无限之向往与敬慕.
综观诸葛亮的一生,亦不能不在向往之中,含有份惋之意,正如杜甫所说“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是诸葛亮自己构画的.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则系尽力完成他对刘备的责任,以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情景构成了一种悲壮的美感,是孔子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类型.最终北伐未能成功,星殒五丈原.
诸葛亮“死则死矣”,然而,他的忠贞、济世、敬业、至公、廉洁、谦虚等品格,无不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他对国家、对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等身处世格言,又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他的政治、军事才能,有不知被多少政治家、军事家所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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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电视连续剧《传奇皇帝朱元璋》,感慨良深。
朱元璋出身佃农,从小放牛,7岁那年,父母、大哥均死于瘟疫;17岁出家当和尚,到25岁那年,寺庙又遭官军焚毁;朱元璋走投无路,终于参加了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军;依靠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再加上一点运气,朱元璋在义军中脱颖而出,最后竟至黄袍加身,成为一个布衣皇帝的“传奇”。
在称帝前长达16年的艰苦转战中,朱元璋做到了深谋远虑,谦虚谨慎。他在战略上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方针,同时牢记“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做了不少好事。据清人谷应泰在《明史记事本末》中记载,朱元璋在准备攻取镇江时,就曾再三告诫部下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妄杀无辜,你们一定要体会我的良苦用心,破城之日,千万不要放火、抢掠、杀人,违反者处以军法,纵容者也要处罚。占领镇江后,朱元璋还特地命徐达访请当地能人秦从龙,后来又亲自到镇江,“谒孔子庙,分遣儒士告谕乡邑,劝农桑。”及至做了皇帝以后,朱元璋也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曾对刘基说:“宽民必当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刘伯温听了他的这番话,感动得赞叹道:“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欲行仁政的皇帝,却又对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的言论极为反感,却又非常善于实施阴谋而不动声色,却又在惩处官吏时极尽残暴株连之能事,却又经常因自己的猜忌多疑和刻薄寡恩而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和许多皇帝一样,他也在登位后立即陷入“杀功臣”的怪圈,把“兔死狗烹”的惨剧演到了极致——只剩下一个汤和,赶紧战兢兢告老还乡,才保全了一条小命。在震惊全国的胡惟庸和蓝玉两个大案中,他竟杀了将近四万人。这种空前的恐怖统治,这种复杂的双重性格,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动机和情感逻辑所造成的呢?
显然,这正是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权欲”无限膨胀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从起初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一无所有,到登上皇位权倾天下,还要想着为“家天下”的继承者削除“权杖”上的“芒刺”,这其中的发展规律,必然推动整个极权体制运转成一部疯狂的“绞肉机”,使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包括那些后宫的女人们,毫无例外地无法逃脱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命运。
人民大学的毛佩琦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讲到“胡蓝两案”时说,明清两代都有人怀疑他们的所谓“谋反”实为子虚乌有,而他则干脆断言是两起“冤案”,这就和电视剧中所展现的故事情节大相径庭了。当然,电视剧如此演绎谋反与平叛的故事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在《明史记事本末》中,也记载了“胡蓝”意欲谋反的种种“蛛丝马迹”,按照这些线索来编剧,显然可以加强戏剧性,从而对观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尽管迷失在历史迷雾中的“胡蓝”事件真相难明,但照我看来,他们的“反”或“未反”,并不影响封建统治下君臣关系的本质。在那样一种非人的制度中,人性都已严重地扭曲变形。皇帝对权臣不可能完全放心,势必经常在信疑之间游移;权臣对皇位也未必毫不动心,只是要看实现篡位的可能性有多大罢了。皇上所谓“爱”卿如命者,臣下所谓“愚”忠至死者,即使真的曾经有过,那也只是个别的现象,“非典型”的现象而已!
朱元璋出身佃农,从小放牛,7岁那年,父母、大哥均死于瘟疫;17岁出家当和尚,到25岁那年,寺庙又遭官军焚毁;朱元璋走投无路,终于参加了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军;依靠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再加上一点运气,朱元璋在义军中脱颖而出,最后竟至黄袍加身,成为一个布衣皇帝的“传奇”。
在称帝前长达16年的艰苦转战中,朱元璋做到了深谋远虑,谦虚谨慎。他在战略上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方针,同时牢记“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做了不少好事。据清人谷应泰在《明史记事本末》中记载,朱元璋在准备攻取镇江时,就曾再三告诫部下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妄杀无辜,你们一定要体会我的良苦用心,破城之日,千万不要放火、抢掠、杀人,违反者处以军法,纵容者也要处罚。占领镇江后,朱元璋还特地命徐达访请当地能人秦从龙,后来又亲自到镇江,“谒孔子庙,分遣儒士告谕乡邑,劝农桑。”及至做了皇帝以后,朱元璋也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曾对刘基说:“宽民必当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刘伯温听了他的这番话,感动得赞叹道:“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欲行仁政的皇帝,却又对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的言论极为反感,却又非常善于实施阴谋而不动声色,却又在惩处官吏时极尽残暴株连之能事,却又经常因自己的猜忌多疑和刻薄寡恩而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和许多皇帝一样,他也在登位后立即陷入“杀功臣”的怪圈,把“兔死狗烹”的惨剧演到了极致——只剩下一个汤和,赶紧战兢兢告老还乡,才保全了一条小命。在震惊全国的胡惟庸和蓝玉两个大案中,他竟杀了将近四万人。这种空前的恐怖统治,这种复杂的双重性格,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动机和情感逻辑所造成的呢?
显然,这正是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权欲”无限膨胀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从起初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一无所有,到登上皇位权倾天下,还要想着为“家天下”的继承者削除“权杖”上的“芒刺”,这其中的发展规律,必然推动整个极权体制运转成一部疯狂的“绞肉机”,使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包括那些后宫的女人们,毫无例外地无法逃脱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命运。
人民大学的毛佩琦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讲到“胡蓝两案”时说,明清两代都有人怀疑他们的所谓“谋反”实为子虚乌有,而他则干脆断言是两起“冤案”,这就和电视剧中所展现的故事情节大相径庭了。当然,电视剧如此演绎谋反与平叛的故事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在《明史记事本末》中,也记载了“胡蓝”意欲谋反的种种“蛛丝马迹”,按照这些线索来编剧,显然可以加强戏剧性,从而对观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尽管迷失在历史迷雾中的“胡蓝”事件真相难明,但照我看来,他们的“反”或“未反”,并不影响封建统治下君臣关系的本质。在那样一种非人的制度中,人性都已严重地扭曲变形。皇帝对权臣不可能完全放心,势必经常在信疑之间游移;权臣对皇位也未必毫不动心,只是要看实现篡位的可能性有多大罢了。皇上所谓“爱”卿如命者,臣下所谓“愚”忠至死者,即使真的曾经有过,那也只是个别的现象,“非典型”的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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