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湖南属于江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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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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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09 · 包罗万象,温故知新。
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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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一个变动不定的历 史概念,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江南”的地理范围各不相同。大致而言,江南地理范围的内涵应包括四个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
自然地理
江南,单就字面而言,应指长江以南地区,然而在历 史上,人们在使用“江南”一词时,却赋予它不同的地域范围。据学者考证,“江南”之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时指楚国郢都(今江陵)对岸的东南地段,范围极小。战国时期,楚在长江南岸拓地日广,江南的范围亦随之向东南扩展,延及今武昌以南及湘江流域。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南达南岭一线。而在实际应用中,“江南”的范围极为宽泛,所用之处已到“一意之下而形势瞭然”的程度,如李 斯《谏逐客书》云:“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史记·始皇本纪》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金锡历来被视为东南吴越之方物土贡,故而可见,秦汉 人的观念中,江南包括了今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不过,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而言,秦汉时人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用得最多的还是“江东”“江左”等名词。
自孙吴立国江东,江东经济文化在经过秦汉数百年的相对沉寂之后,开始得到新的发展,其后历经东晋南朝,都城建康已经形成为南方的政 治文化中心。随之,“江南”所指的范围也由西向东转移,成为一个意有所属的特指概念。南朝文学家谢眺在《人朝曲》中所赞叹之“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为理解“江南”提 供了两条线索;其一,此时江南的范围已由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移至下游的江浙一带;其二,“江南”一词的内涵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相联 系,故而被誉为“佳丽地”,后人以“塞北江南”来喻指北国风光,其着眼点也正在于此。
行政地理
最早以“江南”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是王莽改夷道县(今湖北枝城市)为江南县,但王莽改制昙花一现,江南县旋改旋废,所以鲜为人知。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其中江南道范围最广,囊括今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起四川、贵州,东至海滨的近半个中 国,可谓名副其实的江南。开元二 十 一 年(733年),江南道一分为三,即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苏南、上 海、浙江、福建以及部分皖南和赣东北地区。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江南东道又析为浙西、浙东(浙东与浙西时有分合)、宣歙、福建四道,其中浙西统辖今苏南、浙北、上 海等地。江南西道亦被一分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这成为今湖南、江西两省名称的起源。唐初设道,原是朝 廷派遣京官巡察州县的监察区,安史乱后,负责巡察的观察使大多由手握军政实权的节度使、团练使等兼任,于是道便由监察区演变为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区。
宋朝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辖一府(江宁)、七州(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二军(南康、广德),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西路则约当于今江西全省。在今镇江以东的苏南、上 海、浙江地区设两浙路,建炎南渡之后又分为浙东、浙西两路。浙西路包括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安吉、常、严三州,江阴军,也就是环太湖的苏南、浙北及上 海地区,与唐代浙西道相近。
清顺治二年(1⑥45年),将明朝的南直隶改为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上 海、安徽三省市。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设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驻江宁,领有今安徽及苏北地区共九府四州,右布政使驻苏州,领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五府,这为江南分省迈开了第一步。其后江南省又增设巡抚、按察使各一员,划区分管。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苏、安徽分省最终确立,江苏因事务繁剧,又增设藩司一员,“将江、淮、扬、徐、海、通六府州分隶江宁藩司管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分隶苏州藩司管辖”。尽管江南省至迟已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完全分立,但直至晚清,人们习惯上仍常用江南省来代称江苏省。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七月,给事中孙宝善在奏折中称“江南省之徐州府”云云。
经济地理
江南的经济地理范围是明清经济史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但从来没有达致统 一的认识。在有关学者的论著中,江南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等。为此,李伯重先生根据施坚雅的区域研究理论,提出划分“江南地区”范围的两条标准:其一,该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其二,该地区具有经济联 系的紧密性和经济水平的接近性。所谓“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 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 系”。李伯重显然接受了施坚雅的“地域即河川流域”的理论,强调水系的功能。区域内经济联 系的紧密性则主要采纳了施坚雅的高层中心地(high-level centralplace)理论,即“一个经济区应当有一个人口和财富集中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的是一些人口和财富密度逐渐递减的同心圆。该地区的主要城市的商业腹地都在该地区的边界之内,这些城市之间的商业联 系很密切,而且最密集的城际贸易几乎都在该地区的核心部分”。据此可以认定,明清江南地区苏、松、太、常、杭、嘉、湖、宁、镇八府一州应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区。首先,该地区由太湖水系和江南运河连为一体。其次,该地区已形成几个具有高层中心地功能的大中商业城市,而八府一州就是这些高层中心地的基本经济腹地。复次,在此地区的高层中心地中,有一个中心地(即苏州)高居其他各中心地之上。第四,该地区已形成了一种具有核心——边缘关系的地域分化结构,在最高层中心地苏州周围,由南京、杭州、松江(明)——上 海(清)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核心区,而太湖以西的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属边缘地带。
李伯重划定的明清江南地区的范围与台 湾学者刘石吉的界定相一致,并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认可。然而就在这八府一州的范围内,无论是地形地貌、抑是经济水平都存在着明显的东西部差异,仅仅依据水系河流与经济联 系来界定江南这一历 史形成的概念尚嫌不足。李伯重也认为:“在这个经济区与严格按照施氏标准界定的经济区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即:此地区的一些大城市的商业腹地,大大超出了此地区的边界。其中南京和杭州两大城市既是苏、浙二省的省会,而且地理位置又靠近这八府一州的西部边界,所以它们的商业腹地并不完全局限于边界之内”。苏州更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中 国唯一拥有全国性经济中心地位的城市,其经济腹地可以说延伸到了中 国大部分地区”。“就是江南一些专 业化的市镇,贸易范围也往往越过上述边界”。但“总的来说,这个地区内各中心地之间的联 系大大超过它们与外地的联 系,它们各自的基本商业腹地主要还是在这个地区之内。这种密切的内部经济联 系,使得该地区确实可称为一个经济上的统 一体”。如此说来,这一经济区域范围的确定,在依据两条客观标准的同时,仍然掺进了较强的主观判断因素,以八府一州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区与作者所设定的两条客观标准之间仍存在着一定距离。
再从具体研究中学者所持观点看,日本学者对江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太湖平原的苏松太常杭嘉湖六府一州;美国学者更多的是从事具体地方的研究,冠以“江南”的极少。如果论及江南区域,也不包括南京(江宁),而是指镇江以东的长江三角洲。即使国内一些学者,在认同江南八府一州范围的同时,实际研究仍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对西部宁镇地区鲜有触及。同样,李伯重在新近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为了讨论的方便,将所论的‘江南’地区限定于地理学中的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范围大体包括宋代浙西路辖下的苏州(平江府)、常州、秀州(嘉兴府)、湖州与江阴军。”这一变化很难说仅仅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而应视作对太湖平原与宁镇地区差异的某种确认。在刘石吉统计的《明清两代江南千户以上市镇表》中,所有千户以上的市镇均集中于太湖周围各州县,宁镇地区无一预列。近代上 海开埠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后,这种东西部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宁镇虽地处 长江之南,却已被人们从心目中排除出“江南"的范围。1⑨84年,中 国政 府划分的“上 海经济区”,以上 海为中心,加上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共10市55县,面积占全国的0.8%,人口占全国的5%,而工 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5%,成为中 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个以传统江南为主体的经济区中,已经见不到近在咫尺的镇江和南京。
文化地理
从文化而言,宁镇地区与太湖乎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表现出风格各异的区域特色。在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的文化发展序列是罗家角早期遗存、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各文化类型遗存丰富,前后相续,脉络清晰,自成一体,良渚文化的玉器、黑陶、丝织的制 作技术都代 表了当时最高水平,陶器纹饰风格以素面为特色。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是丁沙地文化类型、北阴阳文化、昝庙一期、昝庙二期,各类型文化遗存较少,陶器制 作粗糙,纹饰多为素面,但彩陶占有一定比例,其文化特征接近于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和中原的仰韶文化。这主要是因为宁镇地处南北交通孔道,因而更易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商朝,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与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湖熟文化的文化渊源主要是继承了该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和中原的商文化;马桥文化则因为与本地的良渚文化之间存在着数百年的文化断层,其文化主源头来自南方的几何印纹陶因素,以及部分夏文化因素,因而其发展水平 反而出现倒退现象。商末周初句吴国建立之后,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因同处吴国境内而出现文化整合,但由于缺乏可资说明的文献、考古材料,还遽难定论其整合至何种程度。
晋室南渡后,大量北方流民侨居宁镇地区,仅京口(今镇江)的侨 民多达22万,比土著居民还多2万。由于人口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从而带来宁镇地区方言、风俗直至文化面貌的巨变。太平天国战争中,宁镇地区人口损失惨重,战后江北等地移民大量涌 入,宁镇地区的方言便逐步融入到江淮官话方言系统,脱离了吴方言区。今以丹阳、金坛、溧阳、高淳以西属江淮官话,以东则属吴方言,泾渭分明。与宁镇地区相比,太湖流域是孙吴土著士族聚居地,北方侨姓士族新来乍到,为求和平共处,遂避开吴姓士族而向浙东地区发展,保证了太湖流域文化的连续性和相对独 立性。
从《宋史·地理志四》中可以清楚看到,江南东西路(含江宁)与两浙路之民风有着鲜明的不同。江南东西路,“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两浙路,“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明清时期,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的民风习俗之差异仍是清晰可辨。如正德《松江府志》载:松江.人“信鬼好祀,至今为然,而乡落为甚,疾病专事祷祈,有破产伤生而不悔者";“尚清雅,饰玩好,境内皆然,而西南为盛;畏首事,喜随众,则府城以之”。乾隆《元和县志》载“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 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安逸乐,兢侈靡。虽舆台贱隶,高门大宅,御舆乘马,衣服不衷,饮馔无度;即妇 人女子,轻装直髻,一变古风,或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文繁而质寡,外富而中贫”。
与苏松地区相比,宁镇地区因经济落后,相对闭塞,民风也显得较为淳朴。明弘治正德年间,金陵人顾磷说:“吾乡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融,重义而薄利,风俗之美,喜文艺而厌凡鄙,得天地之灵懿焉”。万历以后,金陵民风也开始出现较大变化,“浮惰者多,劬勩者少;怀土者多,出疆者少。……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著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比比是也”。但在溧水县,民风士气依旧淳朴。据光绪《溧水县志》载:万历时,“溧之民朴而啬施,捐而寡合……妇女不出户,力勤纺绩。寒士不耻恶衣恶食,富者行街坊不乘舆马,士大夫不听无籍投售为奴仆,栋宇不作斗棋施绘采,衣服不慕纨绮,饮食不求珍异。……婚嫁重门户,纳彩、纳币、请期及亲迎、庙见,皆遵古礼。……大姓聚族而居,重世系,异姓不得人谱。……乡里淳朴之氓,不见外事,安于畎亩,衣食务本力农”。与溧水紧邻的溧阳县,清朝康乾时期,还是“民俗果毅,务本植谷,不事商贾”。“聚族而居,崇尚谐牒,多有宗祠,朔望供饭焚帛。绅士显贵,不计奁财。村有学师,轩文而轻武”。高淳县至民国时期仍是“崇孝义,重廉耻,……贫民不肯当舁舆之役,居乡士大夫亦不肩舆。……婚嫁必重门户,纳彩、纳币、请期等皆遵古不废”。再看镇江府,南宋时,“土风质而厚,士风淳而直”。至清代乾隆间,士子“自 制举业外辄束书不观,而所谓制举业者,又区区以苟且侥幸应功令,非有贯穿今古,博综经术,可以卓然追配前闻者也。艺文凋谢,行谊浸衰,以至谒公庭,溷乡曲,逐货贿,皆自学校倡之”。
应该承认,即使在太湖平原的苏松常杭嘉湖,府县之间、城乡之间、城镇之间、乡村之间,均存在着士风民习的差异,但作为一个整体,其信鬼神、好淫祀、尚文、尚奢、重商、好讼之俗还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这与宁镇地区(尤其是下属溧水、溧阳、高淳等县)俭啬、务本力农、聚族而居、束书不观形成何其鲜明的对照。尽管在明中期以后,金陵风气开始转变,尚奢浮惰之人开始增多,但影响所及主要还是局限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内,而县城乡村的社 会变迁则极为缓慢。从民风习俗上划分,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应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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