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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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记》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散文,是《朝花夕拾》一书中第八篇文章。
《琐记》介绍了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为追求新知识,离家求学至出国留学的一段生活经历。文章从作者切身感受出发,写出了进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响。
第九段中说城中唯一的一所中西学堂也成了“众矢之的”。这也的确说明了封建旧思想的根深蒂固,人们对新思想的不了解、不认同。
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在雷电学堂求学时,校长出了个《华盛顿论》的文题,国文老师竟不知华盛顿是什么。这也足见当时人们头脑之古旧、思想之老化,人们对新思想的不接受与排斥。这样的老师,岂不是要耽误学生的学业吗?
我也很痛恨那些所谓的“中国通”、“支那通”,对中国悠久文化的曲解。他们简直是对华夏文化的污辱。当然,那些奇谈怪论是肯定永远不会被我们所接受,也永远应该去抵制的。
文中最有趣之处当数要去日本留学之前的那两条所谓的“经验”,简直是一堆废话,没有一点可用之处,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当时对一些外国事物的误解。
后面的几段中,也写出了当时一些新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和老一辈对学习新知识的不支持。
《琐记》可以说是哪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很好地写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是一篇不错的回忆性散文。
《琐记》介绍了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为追求新知识,离家求学至出国留学的一段生活经历。文章从作者切身感受出发,写出了进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响。
第九段中说城中唯一的一所中西学堂也成了“众矢之的”。这也的确说明了封建旧思想的根深蒂固,人们对新思想的不了解、不认同。
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在雷电学堂求学时,校长出了个《华盛顿论》的文题,国文老师竟不知华盛顿是什么。这也足见当时人们头脑之古旧、思想之老化,人们对新思想的不接受与排斥。这样的老师,岂不是要耽误学生的学业吗?
我也很痛恨那些所谓的“中国通”、“支那通”,对中国悠久文化的曲解。他们简直是对华夏文化的污辱。当然,那些奇谈怪论是肯定永远不会被我们所接受,也永远应该去抵制的。
文中最有趣之处当数要去日本留学之前的那两条所谓的“经验”,简直是一堆废话,没有一点可用之处,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当时对一些外国事物的误解。
后面的几段中,也写出了当时一些新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和老一辈对学习新知识的不支持。
《琐记》可以说是哪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很好地写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是一篇不错的回忆性散文。
2014-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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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琐记
文/金瑞锋
1921年,也就是距离1821年这个看似平常的年份整整一百年之后,安德烈·纪德觉得自己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敬仰,已经如同西伯利亚沉积了一百年的积雪一样饱和,是时候让自己心中的火焰去融化那陈年的积雪,去滋润欧洲那片已经濒临贫瘠的土地了。他希望这一百年的积雪足够饱满,冰润的雪水足以细水长流地流淌到法兰西的大地。跟随着他这个美好的愿望,于是我们在次年聆听到了6次来源于一个睿智头脑发自肺腑的衷言。这些衷言当然不可避免地缠绕着主观的猜想臆断,但这却没有使我们觉得疏远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疏远了我们。我的意思是说,他以陀氏著作为借口而阐述的思想,并没有让我们产生遥无边际之感,它依然徜徉在陀氏的城堡、花园内——我觉得,用“在陀氏的阴影下”这种说法是不准确和不负责任的,我们在肯定陀氏的崇高之时,也万不可贬低别人在独立前行的道路上所迈出的艰难的每一步——纪德的这些讲演后来集成了一个集子《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不过,或许我们对这件事情谈得过多了,因为实际上在这里,我们能够用到的这本书中的材料,仅仅只有几句话而已。
在最末一次的讲座中,他重申了自己的那个令我们听起来觉得有些故弄玄虚、有悖常理,然而却仿佛试图使我们感觉异常独到和新颖的观点。他在重申那个观点的时候,喉咙或许并不是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高亢激昂的,那时他已经53岁了,青年人的激情已经在他那开始斑白的头发里沉没。不过,我们仍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声音里依然保留着一位杰出作家的敏锐,而没有那些让我们觉得烦腻的踌躇不定和矫揉造作。就这样,我们听到了一个耆艾之年的老人的教诲:“怀着美好的情感只能写出糟糕的文学。”“没有跟恶魔的合作,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作品。”为了证明53岁这个年龄并没有影响到自己卓越、敏锐的判断力,他引用了英国伟大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一段话:
“之所以弥尔顿在描写上帝和天使时写得束手束脚;之所以他在描绘恶魔和地狱时写得自由奔放,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知不觉地站在魔鬼的一边。”
事实上,这种说法毫不新颖,并不能激发我们更多的激情,历史上由此而引起的关于艺术家是否是魔鬼,是否为魔鬼所驱使的争论像秋天的枫树林中的落叶一样热烈而又枯燥得层
层叠叠。柏拉图的神灵附身说由此也被衍化得面目狰狞。
与西方不同的是,神灵附身说在中国文化里更多地与巫术和迷信结合在一起,并且几乎以亘古不变的形式持续到20世纪。到了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一个20多岁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在异国他乡呼喊撒旦时代的来临。为了让那些深谙佛教而对基督教尚一知半解的同胞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将文章题目中的“撒旦”一词换成了“摩罗”,于是那篇杰出的新文学的“开场白”就被命名为《摩罗诗力说》。那些稍微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位青年的名字,他的名字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并且,后来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这其中包括许多当代的作家)认为,“先生”这个称呼,只有用在他的身上才会让它显得准确与荣耀。于是我们一听到“先生”这个词,就联想起了那个仿佛永远站在阴影中的瘦弱而伟岸的身影。我说得太多了,还是让我们直接进入他吧!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完成的(之后,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上海的大陆新村、景云里寓所等几个地方,他开始了自己正式的艺术生涯)。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被摩罗相中的鲁迅,那时的他有着猫头鹰和恶魔般的习性。这种习性在我们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些熟悉,因为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身上也曾经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鲁迅在东京留学时,每天的生活大概都是这样,晚上在中越馆的洋灯下看书,其他人都先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房东来收洋灯、整理炭盆时,发现炭盆里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由此估计那夜里用功是相当得深了。他早上起得很迟,大约在十点钟以后才醒,醒后先伏在枕上吸一两支烟,然后看看新闻报纸。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多是下午来访。鲁迅就在下午和朋友闲聊、议论。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晚年。
文/金瑞锋
1921年,也就是距离1821年这个看似平常的年份整整一百年之后,安德烈·纪德觉得自己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敬仰,已经如同西伯利亚沉积了一百年的积雪一样饱和,是时候让自己心中的火焰去融化那陈年的积雪,去滋润欧洲那片已经濒临贫瘠的土地了。他希望这一百年的积雪足够饱满,冰润的雪水足以细水长流地流淌到法兰西的大地。跟随着他这个美好的愿望,于是我们在次年聆听到了6次来源于一个睿智头脑发自肺腑的衷言。这些衷言当然不可避免地缠绕着主观的猜想臆断,但这却没有使我们觉得疏远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疏远了我们。我的意思是说,他以陀氏著作为借口而阐述的思想,并没有让我们产生遥无边际之感,它依然徜徉在陀氏的城堡、花园内——我觉得,用“在陀氏的阴影下”这种说法是不准确和不负责任的,我们在肯定陀氏的崇高之时,也万不可贬低别人在独立前行的道路上所迈出的艰难的每一步——纪德的这些讲演后来集成了一个集子《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不过,或许我们对这件事情谈得过多了,因为实际上在这里,我们能够用到的这本书中的材料,仅仅只有几句话而已。
在最末一次的讲座中,他重申了自己的那个令我们听起来觉得有些故弄玄虚、有悖常理,然而却仿佛试图使我们感觉异常独到和新颖的观点。他在重申那个观点的时候,喉咙或许并不是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高亢激昂的,那时他已经53岁了,青年人的激情已经在他那开始斑白的头发里沉没。不过,我们仍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声音里依然保留着一位杰出作家的敏锐,而没有那些让我们觉得烦腻的踌躇不定和矫揉造作。就这样,我们听到了一个耆艾之年的老人的教诲:“怀着美好的情感只能写出糟糕的文学。”“没有跟恶魔的合作,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作品。”为了证明53岁这个年龄并没有影响到自己卓越、敏锐的判断力,他引用了英国伟大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一段话:
“之所以弥尔顿在描写上帝和天使时写得束手束脚;之所以他在描绘恶魔和地狱时写得自由奔放,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知不觉地站在魔鬼的一边。”
事实上,这种说法毫不新颖,并不能激发我们更多的激情,历史上由此而引起的关于艺术家是否是魔鬼,是否为魔鬼所驱使的争论像秋天的枫树林中的落叶一样热烈而又枯燥得层
层叠叠。柏拉图的神灵附身说由此也被衍化得面目狰狞。
与西方不同的是,神灵附身说在中国文化里更多地与巫术和迷信结合在一起,并且几乎以亘古不变的形式持续到20世纪。到了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一个20多岁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在异国他乡呼喊撒旦时代的来临。为了让那些深谙佛教而对基督教尚一知半解的同胞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将文章题目中的“撒旦”一词换成了“摩罗”,于是那篇杰出的新文学的“开场白”就被命名为《摩罗诗力说》。那些稍微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位青年的名字,他的名字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并且,后来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这其中包括许多当代的作家)认为,“先生”这个称呼,只有用在他的身上才会让它显得准确与荣耀。于是我们一听到“先生”这个词,就联想起了那个仿佛永远站在阴影中的瘦弱而伟岸的身影。我说得太多了,还是让我们直接进入他吧!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完成的(之后,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上海的大陆新村、景云里寓所等几个地方,他开始了自己正式的艺术生涯)。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被摩罗相中的鲁迅,那时的他有着猫头鹰和恶魔般的习性。这种习性在我们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些熟悉,因为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身上也曾经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鲁迅在东京留学时,每天的生活大概都是这样,晚上在中越馆的洋灯下看书,其他人都先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房东来收洋灯、整理炭盆时,发现炭盆里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由此估计那夜里用功是相当得深了。他早上起得很迟,大约在十点钟以后才醒,醒后先伏在枕上吸一两支烟,然后看看新闻报纸。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多是下午来访。鲁迅就在下午和朋友闲聊、议论。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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