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明朝为什么对外扩张老是失败，特别是建国没多久那个时候，对外出击居然失败

Answer 1

明朝在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重文轻武的体制，使军队缺乏生机和活力 明朝初期，武人的地位还比较高，军队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明太祖、明成祖本人就非常通晓军务，常亲自领兵作战，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军人的政治地位和荣耀感。但是，明朝初期，就有重文轻武的倾向，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对武将严加防范。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特别是有鉴于历史的藩镇之乱，朱元璋对武将采取了防范制度，设立了五军都督府，分割军权，避免武将专权。朱元璋还大兴党狱，对军功赫赫的武将大加杀戮，使武人为之胆寒。朱元璋认为治国还需文人，在天下广建学校，实行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对具有科举功名的士人进行不同程度的减免徭役，大力提高文人的政治地位。朱棣则选拔文臣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内阁成为常设机构。朱棣以后，内阁制逐渐完善，内阁地位和权势显著提高，文臣以进入内阁为荣，内阁常常由大学士充任，武将是被排斥在外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造就了一支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形成了一个社会主导群体—科举出身的士士大夫阶层，科举出身的文臣逐渐充满了明朝的各个部门，即便是兵部尚书，也是由科举出身的文臣充任，明朝逐渐形成了以道德立国，以文臣治国的制度。同时，由于长久的太平无事，武将无用武之地，在政治上逐渐的被边缘化，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以政治地位而论，明军的最高武职为总兵，而总兵却无品级，反映出武人的地位之低下。文官治国，虽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防止武人拥兵叛乱，但也有其弊端，“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抚监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视为不足平，及其方张，则争言招抚，曰姑抚之而修我戎备。一就抚，则恬然无事而不为之虞。间有才能练达者，又意见不协，文法拘牵，摩克奏功”。而明季士大夫在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之际，却无良策，崇祯帝曾责备文臣们说：“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都成旧套，商榷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又言：“朕自即位以来，孜孜求治，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武将在朝廷上缺乏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武将虽然直接亲率军队对敌作战，但是，对于军事行动的制定却没有发言权、决策权。朝中完全是文官的天下，长期重武轻文的制度与风气，使他们往往轻视武将，将其视为只会厮杀的鲁莽武夫，从而更显出自己的优越感。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而朝中的官员却在千里之外对战况高谈阔论、指手画脚甚至瞎指挥，他们没有去战场实地调查，但是却最有发言权、决策权。明代实行了以文臣制武帅的体制，武将由文臣充任的总督、巡抚等官统领，军队的军饷、组织、管理等事务则由文臣负责。 重文轻武的体制使武将倍受压制，在太平时期，文武之间的矛盾还不太突出，在战争时期，往往导致武将与文 臣充任的督抚之间的矛盾重重。督抚在军中担任指挥者的角色，上阵杀敌的任务需要武将率领军队在战场上来完成，一旦战事失败，却往往由武将来承担责任，以至于连崇祯本人对于这种现象也颇为不满：“今边疆失事，只参总兵等官，难道叙功不升，文官朦胧偏心，朕甚恶之。 武将、与督抚的矛盾重重，武将不肯听督抚的调遣，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明军在战场上的一再溃败。武将与督 抚的矛盾实际上是明朝武人与文臣的矛盾，“三百年来，武途积轻，文臣率奴隶视之，一旦有事，以为迫而用我。其庸驽者既选软畏缩，即知兵任战者，亦养寇自封。督责之急，不得已力斗取一捷，即高垒自便，策调不前。”武将们不但受文臣的控制，还常常受到皇帝派出的宦官监督。永乐以后，宦官监军、统领军队的现象日益增多，到了明朝末年，宦官在军中已经是无处不在，“时流贼大炽，命太监臣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入大帅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诸营，名曰监军，在边镇者，悉名监视”，对将帅处处牵制。军队将领受朝中斗争影响严重。明代中后期，朝中党争激烈，高级将领也不能幸免，即使像戚继光这样功勋卓著的将领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也受到牵连，竟被罢官夺俸。 武将受到重重压制，必然压抑了其作战的积极性，对朝廷产生不满而产生离心倾向，明末动荡的战乱局势，为 武将势力的上升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明朝末年，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严重打击了明朝的地方政权，使朝廷对一些地方失去控制，战争的严重威胁需要武将来维护明朝的统治，而武将却消极作战，积极扩充军队，逐渐形成了拥兵自重的军事集团。其中以左良玉最为飞扬跋扈，不听指挥，大臣吴甡上奏说：“左良玉跋扈甚，督师（杨）嗣昌九檄征兵，一旅不发。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汉甚于曩时，臣节制不行，徒损威重。”弘光时期，除左良玉军外，还形成了以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为首的江北四镇，四镇以定策功自居，不听朝廷节制，怯于公仇，勇于私斗，甚至以武力来挟迫朝廷，使朝廷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从而使弘光政权在军事上陷于被动局面。清军南下时，左良玉军引兵东下，弘光朝廷的军队正忙于打内战，使北方防线空虚，清军顺利占领南京，弘光政权覆亡。 战略抉择上的失误 明朝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同时“攘外”与“安内”。明朝末年，外有满清军队的进攻，内有大规模的 农民起义，使明朝在军事上处于内外夹击的困难境地。而明政府对于明朝当时面临的困境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导致战略抉择的失误。 崇祯时期，明朝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不是同关外满清的民族矛盾。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 破，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国内的农民大起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满清是无力单方面推翻明朝统治的，清兵连年同明军作战，导致国力消耗过大，同时满清的势力局限于东北地区，对明朝作战的战略空间相对较小。因而，皇太极执政后，急于主动同明朝进行接触，希望同明朝议和，以便休养生息，充实国力。然而，明政府在与清议和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崇祯帝以及杨嗣昌、陈新甲等官员一度希望对清议和，以便获得喘息之机，专力对付国内的农民军。但是明朝的官员绝大多数反对明清议和，认为对清议和是莫大的耻辱。出现这种情况丝毫不奇怪，明朝奉行的是以文官治国，以道德立国的体制，在思想观念上受儒家正统学说颇深，夷夏观念甚强。从民族主义观念上来讲，对清议和更令人难以接受，当然，这方面也有历史上的原因，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人认为宋朝的灭亡在于宋朝对外一再议和妥协，而明朝推翻了元的统治，重建了汉族王朝，使明朝的民族自信心重新受到恢复，天朝上国的大国心态挥之不去；再者，关外满清是金的继承者，满清建立政权之初国号为后金，后改为清，因而，与清议和，无异于效仿北宋、伤害民族自尊心。崇祯四年，皇太极曾与明朝太仆少卿张春有过接触，“大清有议和意，春为言之于朝，朝中哗然诋春。”可见，对清议和，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崇祯十五年，崇祯帝委托陈新甲对清进行秘密议，结果消息泄露，朝廷舆论大哗，指责的矛头直指陈新甲，导致陈新甲被杀，明清议和失败。 正如樊树志先生在《晚明史》中所评论的：“大臣死抱住《春秋》大义不放，用传统政治理论来否定媾和，使 颇有政治主见的思宗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怯懦地退缩。经过此番波澜，思宗再也不敢与清朝尝试和谈，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他已无牌可打了。” 明政府对满清不妥协、不议和的立场，使满清主政者十分恼怒，不断通过武力进犯的方式向明军进攻，想迫使 明朝与其议和。明军与清兵的连年交战，不仅消耗了国家大量的兵力、物力、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明军在与清军的交战中，损失了许多优秀的将领，如袁崇焕中清军的反间计而被冤杀，卢象升在抵抗清军的战斗中阵亡，洪承畴在松山兵败后被俘……更为严重的是，明军与清兵作战中一再败北，严重打击了明军的士气，普遍对清兵有一种畏敌如虎的恐惧感。孙传庭说：“自敌南下，我兵实不能一矢加遗。想台省自有确闻，仆何敢妄赘。大约各处兵情，一言北敌，遂无人色，又安能责以交锋刃？” 以军事常识而论，一个国家在面临重大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应避免同时两线作战，以免腹背受敌。崇祯十一 年，明军在对李自成、张献忠的军事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洪承畴、孙传庭等率军大败农民军，李自成的残部所 剩无几，只得躲入深山密林，张献忠率部在谷城接受熊文灿的招抚，农民军的烈火暂时被扑灭了，使明政府认为国 内局势已经安稳。就在这时，清兵再次越过长城，大举南下，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明政府认为“攘外”重于“安内”，令洪承畴、孙传庭率大军抗击清军，使中原兵力空虚，给了农民军趁机重新复起的机会，崇祯十二年，张 献忠在谷城再次举起反明的大旗，各地农民起义军纷纷响应，又形成了新的高潮，特别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日益壮大，成为反明的主力军。此后，明军面对农民军、清军的两方进攻，不得不同时两面作战，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对于这种情况，清人赵翼一针见血地指出：“外有我朝之兵，内有流寇之扰，南讨则虑北，北拒则虑南，使早与我朝通和，得以全力办贼，尚可扫除。” 明崇祯朝灭亡后，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当时，满清军队已经入关，占领了北京，并不断地追击李自成的大顺 军，民族矛盾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弘光政权却坚持“款清灭寇”的方针，继续把农民军作为为主要敌人，从而导致战略抉择的失误。清军与大顺军在北方交战，很多投降大顺政权的原明朝官员开始反叛，转而拥护弘光政权，清军又立足未稳，北方地区出现战略真空，但弘光朝廷在军事上不主动出击，抗清北伐，反而拥军观望，丧失了收复北方失地的大好机会。不久，清军击败大顺军主力，挥师南下，顺利地占领南京，弘光政权灭亡。 军事体制上的弊端 明朝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内重而外轻，君尊而臣卑，法相绳而权相制，虽有奸臣，不能作大 逆；虽有豪杰，不能建奇勋。”在军事指挥体制上也是如此，明代中后期，在军事指挥体制上，逐渐形成了朝 廷——总督、巡抚——武将的三级指挥体制，指挥权高度集中在朝廷手中，总督、巡抚权力次之，武将及其军队则作为命令的执行者。 此外，朝廷还以宦官充任监军，随时随地监视着军队的一举一动，军队被朝廷统得死死的，毫无自主权，军队 在千里之外作战，朝廷却牢牢的掌控着军队的指挥权，而文官充斥的朝廷往往善于高谈阔论，真正通晓兵务的却很少，极容易导致盲目指挥、草率的作出决定。作为朝廷委任的督抚，其实际指挥权力也非常有限，熊廷弼曾悲愤的上疏言：“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劳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退一步讲，即使朝廷对战场局势判断正确，但朝廷旨意往来颇费时间，其时战场形势千变万化，而军队却在等待旨意行事，不敢擅自采取行动，常常错失战机，甚至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高度中央集权的军事指挥体制，在实践中对明军造成恶劣的影响，一些重大战役因朝廷的直接干预而导致失败。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奉命率军解锦州之围，通晓兵务的洪承畴认为清方实行的是围点打援的战术，主张打一场持久战，而朝廷却好大喜功，想速战速决，极力催促洪领兵出战，最后导致明军在松山被围，粮草断绝，军心涣散，明军惨败，连洪承畴本人也被清兵俘获，后投降了清朝。松山兵败，明朝不仅丧失了十余万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使明朝失去了被农民军视为劲敌的统帅洪承畴。 崇祯十五年，孙传庭在柿园之役中被李自成打得大败，便退回陕西，准备扼守潼关。孙传庭在陕西大力屯田积粮，整治军队，积极扩军备战，训练新兵，制造火器，“三家出壮丁一，火车载火炮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督工苛急，夜以继日，秦民不能堪。”孙传庭的这种做法加重了陕西地区的负担，一些士大夫便制造舆论，想促使孙传庭早日率军出关，而崇祯帝本人急于剿灭农民军，中原又无兵可用，便于崇祯十六年命孙传庭以兵部尚书衔总督七省军务，授尚方剑，催促孙传庭速领兵出关赴河南作战。就当时天下形势来说，对明朝非常不利，经过多年作战，明军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只剩下辽东的吴三桂部、陕西的孙传庭部、湖广的左良玉部，这三支军队形成“品”字形，勉强维持守局。吴三桂要镇守辽东，阻挡清兵进入内地，不能轻易调往关内与农民军作战，机动部队只有左良玉部和孙传庭部，左良玉部人马虽众，但降军居多，飞扬跋扈，不肯受朝廷指挥，孙传庭部的战略地位就显得非常重要，孙传庭本人主张固守潼关，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而李自成农民军接连在中原战场上取得胜利，士气高，显然，孙传庭出关作战带有很大的风险。在朝廷的一再催战下，孙传庭迫不得已率军，孙出关时顿足叹息说：“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孙传庭出关后不久，果然被李自成打得大败，孙传庭本人也战死沙场，李自成顺利地占领潼关、西安，孙传庭部被消灭后，免除了农民军的后顾之忧，为李自成向北京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明政府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会战向农民军反扑，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了。 明朝自立国以来，具有浓厚的锁国倾向，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不主张对外扩张，明朝的疆域与汉、唐相比要小得多，明朝武功与汉、唐相比也逊色得多，因而在军事作战思想上，存在着重防守而轻进攻的倾向。为了阻止北方蒙古军队的南侵，朱元璋在北方沿边地区分封了九个藩王，以藩王来守边，朱棣夺取帝位后，实行削藩政策，解除了藩王的领兵之权，朱棣本人亲自统兵多次北攻蒙古，但始终未能解除边患，“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明朝为了守卫边防，开始大规模的整修长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分地守御”。 明代后期，火器有了很大发展，在军事作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辽东战场上，明军虽在辽东的野外战场上屡次战败，但在守城的战役中利用火器的优势重创敌军，取得了宁远大捷，并用红夷重炮击伤努尔哈赤，使努尔哈赤不久死去。但火器的应用也使明军形成了长于守城而短于野战的弊病，缺乏机动作战的能力。“明末兵器莫奇于火炮，然兵之弱反因之，恃此则十步之内无兵也，况复遗此焚身者与敌，适自敝其围哉！”士兵们对火器产生了依赖思想，缺乏勇往直前、拚力作战的勇猛精神。孙传庭曾在陕西大量制作新式火器“火车”，希望凭借火器来同农民军作战，但在野外战场上，这些火车兵被李自成的骑兵冲得四散逃命，“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毫无用武之地。 国家财政困难，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财政与军队是封建国家的重要支柱，“历史学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止1644年明 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经年累月领不到饷。”在保障军队的军饷方面，明朝一直有预贮银两的制度，但是在明季遭到破坏，“按祖制：省直各有预贮银两以备急用，多者几十万，少者十余万：如蓟镇则有银八万五千有奇，贮遵化县库，名曰‘备边’。江南有银十万两有奇，贮镇江府库。浙江有银十七万两有零，贮温州府库，名曰‘备倭’。他省仿是。地方猝有变乱，不烦催科，不支官帑，事可立办。自魏忠贤生祠开端，咸取给于是，造祠者十之二三，余皆入抚按司道私囊中矣。”明朝末年，辽东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北方各地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而各级官吏、将领贪污成风，导致军队军饷、粮饷严重不足，国家财政严重困难。崇祯末年，国库已经空虚，军备开支要依靠内帑维持，十七年春正月，“朝罢，召对阁臣，揖，赐茶，阁臣云：‘库藏久虚，外饷不至，恃者皇上内帑耳。’明帝（崇祯）默然良久曰：‘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语毕，泣下”。 国家财政困难，严重影响了军队的稳定、建设和发展。因拖欠军饷而发生的军队哗变事件也多次发生，崇祯元年七月甲申，辽东宁远军以军粮四月不得，大哗，执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推官苏涵，置谯楼上，棰击交下，括赏金得二万，不厌，遂借商民得五万”，而“宜不越三月，有锦州之哗也”。官兵的哗变事件已经成了朝廷的一块心病，大臣周延儒曰：“关门昔年防敌，今日防兵。前宁远哗，朝廷即饷之，又锦州焉。各边尤而效之，未知其极！今虽予之，当益思经久之策。”皇帝及朝臣们常常以伦理道德说教来分析、解决问题，空言塞责，而不能务实、认真地解决问题： 袁崇焕屡疏请饷，上召对，谕诸臣曰：“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阙饷事，须讲求长！”又曰：“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何以底止！”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上曰：“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岂遂至此！‘罗雀掘鼠’四字，深契圣心。” 明明是官兵生活困难，无以为计，被迫鼓噪，而朝廷却认为是另有隐情，以“罗雀掘鼠”的典故来为朝廷辩解。 士兵们为生活所迫，不仅哗变，甚至参加了农民起义军，“流贼所由起，大约有六：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是也”，可见叛卒、逃卒、驿卒是构成农民起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祯帝对于军饷的缺乏也无可奈何，只能让军队自行筹饷。崇祯帝曾对孙传庭说：“措兵难，措饷更难，朕给 而今岁饷六万金，后则听若自行设处，不中制。”左良玉的军队就曾长期受到军饷严重不足的困扰，侯恂在给左良玉的信中说：“将军以兵三十万称盛，然止有四万在额受粮，实又未给度支。今远来就我固善，第散其众则不可，若悉以来而自谋食，咫尺畿辅，将军安求之？”军饷的严重缺乏，使军队产生离心倾向，左良玉曾向楚王乞二十万人的军饷，被拒绝后，左良玉便以乞饷为名率军沿江东下大掠。 军饷的缺乏不仅使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还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士兵们无法生活，便只能劫掠百姓，置军纪于不顾。在战争中的非常时期，对于军纪问题，即便是作为军中主帅，也常常只能听之任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将领甚至支持这种做法，“（左）良玉闻贼将至，遂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明朝末年，官军纪律败坏已经蔚然成风，明军纪律败坏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如武人地位低下，倍受压制而产生不满情绪，但更重要的是，军队虽名为国家的柱石，但缺乏物质生活保障，士兵们甚至处于忍饥挨饿之中。士兵的正常生活都无法维持，更别讲上阵奋勇杀敌了。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坚强柱石和保卫者。明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面临着严峻激烈的军事斗争，在这样的情况 下，朝廷应大力加强军队建设，从根本上改革僵硬、不合时宜的体制，努力培养、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同时改变重文轻武的体制，做到文武并重，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然而朝廷思想守旧，在处理国家战略方面缺乏应变能力，在体制方面，缺乏改革的勇气，死抱住旧的体制不放，以致明朝在军事斗争中一再失败，最终导致亡国。

Answer 2

明朝除了明成祖占领安南，几乎没有真正的对外扩张，尤其对塞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最多只能算主动防御，这一点可以和同样是摆脱蒙古枷锁的莫斯科公国对比：独立后的俄罗斯人对各蒙古--鞑靼汗国采用军事进攻加武装移民（哥萨克）的战略，通过不断推进的堡垒线步步为营深入草原，蚕食、吞并游牧民的大本营，沙皇的目标是要成为蒙古大汗的继承者、世界的征服者，为此百折不挠；反观明朝皇帝们，他们只满足于“天下共主”的虚名，从来也没想过成为草原的主人，更没想过让化外蛮夷都成为纳税的臣民，军事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出兵漠北只是为了打败蒙古人，让他们离长城远一点，而不是要占领土地，也正因为如此，明朝的北部边界自洪武初年以后就没有再向前推进，明军每次出征都是远离本土，在茫茫草原上进行“扫荡”作战，后方的补给线始终漫长脆弱，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极为有限……在这种条件下，败多胜少不算是意外。

Answer 3

因为对外出击时，遭遇的蒙古部队是元朝残余势力的精锐。要知道明军攻击北京时，元朝元顺帝是抵都没抵抗，就撤退到了外蒙，拱手让出北京，他的精锐实际一点也没磨损。退到了外蒙后，蒙古兵又恢复了战斗意志，战斗力又恢复到了祖先的水平，所以明军打得很惨。其实明也不是一无是处，万历年间对日本开战，大胜日军，仅碧蹄馆一役就杀了日军20多个将佐，吓得日本人推迟进攻中国500年

Answer 4

难道打仗就不能吃几回败仗？刘邦对项羽都败了上百回了，最后还不是赢了么。
明朝哪有你说的那么菜啊，捕鱼儿海一战全歼蒙古骑兵八万，这是失败么？全世界哪个国家对阵蒙古骑兵能有这个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