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摘还是读者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如果没有那个人是几个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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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那个人
小时候,夏天的傍晚,母亲常会做花椒油。先把麻油烧热了,再撒下一把花椒,拿锅铲用力压,噼噼啪啪地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闻到那香味,我就知道,爸爸要下班了。
“醋熘冬瓜”是爸爸最爱吃的——清清淡淡的冬瓜汤,上面浮着一片花椒油,据说有消暑的功用。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淡黄色的花椒油在灯光下反射出的图案,还有那黑色的花椒,不小心被咬到时的麻麻的味道。
父亲在我九岁那年过世,不知为什么,母亲就再也不做“醋熘冬瓜”了。
只是,每到夏天的傍晚,我总想起那道菜,想了三十多年。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她:“做一碗醋熘冬瓜好不好?”八十七岁的老母一怔:“什么醋熘冬瓜?”“就是你以前给爸爸常做的那种汤啊!”“那有什么好吃?”她把脸转过去,“早忘了!”
多年前,住在湾边,屋后是树林,林间有一条小径,邻居老夫妇常在其中散步。
“别往树林里扔东西,小心打到老人家!”我总是叮嘱儿子,因为很少有人去林子,儿子常拿树干当目标,往里面掷石子。
“现在不会打到!”儿子照扔不误,还不服气地说,“谁不知道,他们五点才出来!”
秋天的黄昏,尤其是下雨的日子,树干都湿透了,一根根黑黑的;黄叶淋了雨,就愈黄得发艳了。两位老人缓缓走过,一双伛偻的身躯、两团银白的头发,还有那把花伞,给我一种特殊的感动。
有一天,半夜听到救护车响,两位老人就只剩下老太太了。
老太太还是自己开车出去买菜,呼朋唤友地开派对。只是总见她在门前走来走去,却再也见不到她在树林里出现。
有一天,我问她:“好久不到后面散步了?”“散步?”她摇摇头,“没意思!”
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学生,比年轻人还用功,规定画两张画,她能画十张。每次看她把画从厚厚的夹子里拿出来,都吓我一跳。她的夹子特别大,也特别讲究,里面是三夹板,外面糊上布料,还有个背带和拉链。
许多学生见到都问:“哪里买的夹子啊?好漂亮!”
“我先生为我做的。”
她的丈夫是个木匠,除了为她钉一张特别的画桌,还把房子向外加大,盖了一间有透明屋顶的画室。
“那是我先生和我两个人盖的!”她得意地形容,他们怎样先在地面钉好木框,再合力推起来,成为一面墙。
后来,她丈夫患心脏病去世了。她还是来上课,还背那个大夹子,只是夹子打开时,常只有薄薄一张草率的画。然后,她直挺挺地坐着,看我为她修改。有一天,她突然蒙起脸,冲进厕所。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再见到她,听说她过得很好,只是,不画了。
自妻退休,就常在书房陪我。我写文章的时候,喜欢安静,她只好默默地整理账单、资料。怕她无聊,上次离家前,我特别拿了一本《鸿,三代中国的女人》交给她:“这本书写得不错,我走了,你可以看看。”
她接过书,就开始读。
我离家前不过两天,她一边陪我,一边看,居然已经看了三分之一,还发表评论,说:“写得很冷,但是感人,非常好看。”
两个月之后,我回到纽约,走进书房,看到那本书。
“觉得怎样?”我问她。
“噢!还没看完。”
“看了多少?”我翻了翻,翻到一个折角。
“就看到那儿,大概三分之一吧!”她抬起头,“不陪你,书有什么好看呢?”
一碗可口的醋熘冬瓜、一条幽幽的小径、一幅美丽的图画、一本好看的书,如果没了那个人,就不再可口、不再可走、不再美丽、不再好看!
小时候,夏天的傍晚,母亲常会做花椒油。先把麻油烧热了,再撒下一把花椒,拿锅铲用力压,噼噼啪啪地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闻到那香味,我就知道,爸爸要下班了。
“醋熘冬瓜”是爸爸最爱吃的——清清淡淡的冬瓜汤,上面浮着一片花椒油,据说有消暑的功用。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淡黄色的花椒油在灯光下反射出的图案,还有那黑色的花椒,不小心被咬到时的麻麻的味道。
父亲在我九岁那年过世,不知为什么,母亲就再也不做“醋熘冬瓜”了。
只是,每到夏天的傍晚,我总想起那道菜,想了三十多年。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她:“做一碗醋熘冬瓜好不好?”八十七岁的老母一怔:“什么醋熘冬瓜?”“就是你以前给爸爸常做的那种汤啊!”“那有什么好吃?”她把脸转过去,“早忘了!”
多年前,住在湾边,屋后是树林,林间有一条小径,邻居老夫妇常在其中散步。
“别往树林里扔东西,小心打到老人家!”我总是叮嘱儿子,因为很少有人去林子,儿子常拿树干当目标,往里面掷石子。
“现在不会打到!”儿子照扔不误,还不服气地说,“谁不知道,他们五点才出来!”
秋天的黄昏,尤其是下雨的日子,树干都湿透了,一根根黑黑的;黄叶淋了雨,就愈黄得发艳了。两位老人缓缓走过,一双伛偻的身躯、两团银白的头发,还有那把花伞,给我一种特殊的感动。
有一天,半夜听到救护车响,两位老人就只剩下老太太了。
老太太还是自己开车出去买菜,呼朋唤友地开派对。只是总见她在门前走来走去,却再也见不到她在树林里出现。
有一天,我问她:“好久不到后面散步了?”“散步?”她摇摇头,“没意思!”
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学生,比年轻人还用功,规定画两张画,她能画十张。每次看她把画从厚厚的夹子里拿出来,都吓我一跳。她的夹子特别大,也特别讲究,里面是三夹板,外面糊上布料,还有个背带和拉链。
许多学生见到都问:“哪里买的夹子啊?好漂亮!”
“我先生为我做的。”
她的丈夫是个木匠,除了为她钉一张特别的画桌,还把房子向外加大,盖了一间有透明屋顶的画室。
“那是我先生和我两个人盖的!”她得意地形容,他们怎样先在地面钉好木框,再合力推起来,成为一面墙。
后来,她丈夫患心脏病去世了。她还是来上课,还背那个大夹子,只是夹子打开时,常只有薄薄一张草率的画。然后,她直挺挺地坐着,看我为她修改。有一天,她突然蒙起脸,冲进厕所。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再见到她,听说她过得很好,只是,不画了。
自妻退休,就常在书房陪我。我写文章的时候,喜欢安静,她只好默默地整理账单、资料。怕她无聊,上次离家前,我特别拿了一本《鸿,三代中国的女人》交给她:“这本书写得不错,我走了,你可以看看。”
她接过书,就开始读。
我离家前不过两天,她一边陪我,一边看,居然已经看了三分之一,还发表评论,说:“写得很冷,但是感人,非常好看。”
两个月之后,我回到纽约,走进书房,看到那本书。
“觉得怎样?”我问她。
“噢!还没看完。”
“看了多少?”我翻了翻,翻到一个折角。
“就看到那儿,大概三分之一吧!”她抬起头,“不陪你,书有什么好看呢?”
一碗可口的醋熘冬瓜、一条幽幽的小径、一幅美丽的图画、一本好看的书,如果没了那个人,就不再可口、不再可走、不再美丽、不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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