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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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谋——诺贝尔奖的幕后》一书，通过大量事实与素材，揭示了诺贝尔科学奖甄选过程中的权谋斗争，被视为“将诺贝尔奖请下神坛”的惊世之作。作者说，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攻击科学或瑞典皇家科学院，而是要我们思索在这个竞争激烈、商业至上和浮夸盛行的文化中——诺贝尔奖意义何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许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心中，诺贝尔奖总是充满着崇高色彩，人们对获奖的科学家敬仰有加。多少中国人在殷切期盼着中国科学家登上诺贝尔奖的奖台，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然而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关于诺贝尔奖的讨论，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应把获诺贝尔奖当作奋斗的最终目标，对诺贝尔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诺贝尔奖本身正引起人们的思考。
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权谋——诺贝尔奖的幕后》一书，被认为是一本“将诺贝尔奖请下神坛”的惊世之作。作者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是一位科学史家，首屈一指的诺贝尔科学奖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他从1980年开始，潜心研究诺贝尔奖档案20余年，通过发掘与评奖当事人有关的大量书信、日记、评审报告等素材，揭示了诺贝尔科学奖甄选过程中的种种生动的、有时甚至是极具感情色彩的权谋斗争。
诺贝尔奖是遵照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的。而“从一开始便有些怀有私心的人，想利用诺贝尔的遗产取得一己的利益，造成口口声声的崇高理想和见不得人之私利的争执。”而遗嘱本身又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使得执行中的“任何一步的差错，都可能意味着遗嘱的生存机会微渺”。由此可见，要想使诺贝尔“对人类福祉作出最大贡献”的梦想变成现实，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困难和险阻。
在后来的诺贝尔奖的甄选和评定过程中，的确出现了许多不公或怀有私利的憾事，如作者书中描述的，由于阿伦尼乌斯的反对使门捷列夫失去了获奖的机会。这件事情当然遗憾，但如果我们查阅一下1906年、1907年、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穆瓦桑、毕希纳和卢瑟福的成就，他们得到诺贝尔奖的桂冠应该说也是当之无愧的。就拿穆瓦桑来说，他的科学成就在当时世界科学界确实首屈一指，他因“制成纯氟并发明了高温电气弧光炉”而获1906年化学奖。他的科学成果与门捷列夫的成果相比实用性要强，这与得不得奖也许不无关系。当然，门捷列夫没有得奖，无论如何应该说是一件诺贝尔奖史上的大憾事，我们为此而惋惜。类似的遗憾还有作者书中提到的法国物理学家庞加莱。门捷列夫、庞加莱，甚至爱因斯坦未因相对论得奖，可能都是与作者所说的评选委员会受实验主义的影响，从而造成“对理论的恐惧”直接有关。当然也与评委中的偏见、私利等等因素相联系。事实上，人世间任何一样奖项，要想“通过一个完美无瑕的程序，不受任何偏好或偏见的玷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由此，我们赞同弗里德曼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切不要把诺贝尔奖当作偶像崇拜，要打破那种认为“诺贝尔奖公正而客观地将桂冠加在物理学和化学界‘最佳’的科学家头上”的幻象。一句话，要用平静的心态看待诺贝尔奖。
但是，我们得承认，诺贝尔奖的设立，对物理学、化学、医学的发展曾经起过并且仍将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得奖的科学家，他们的科学成就几乎都是在科学发展史上首创的，对科学的进步的贡献是巨大的。不说别的，单就几位华裔科学家得诺贝尔奖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反响，就可略见一斑。我们以他们为自豪，我们常常以他们的科学成就和奋斗精神来激励和鼓舞年青人奋发向上，他们成为我们中国人在科学界的楷模，成为青年人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鼓励年青人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去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为“对人类的最大福祉”作出贡献。只不过不要让他们把此当作奋斗的最终目标。
《权谋》一书中所揭示的各种弊端都是真实的，相关甄选与评定过程中渗进了一定的政治因素，打上了一些私利和权谋的烙印，但这不足以否定诺贝尔奖的基本宗旨和它的重大意义。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体育竞争，虽然每届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裁判受贿、作弊，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甚至包括某些政治因素——我们也无法否定它的宗旨和意义。“奥林匹克奖章、诺贝尔奖和大胆的探索、远征都是能让一个国家感到骄傲的国际上认可的荣誉。”这就够了！余下的都是可以逐步完善的细节。当然细节也不可忽视。《权谋》一书的意义正在于此。
《权谋》一书所揭示给我们的是，诺贝尔奖评定需要更加公平、公正，在运作机制上需要改进，要增加透明度，要有一定的制约机制。科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和发展，自有它一套非常适合于科学进步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它的民主制度和自我纠错机制。我们可以期待，由于作者书中所揭示的问题不断地得到解决，诺贝尔奖的评奖机制将会不断完善。
《权谋》作者说得好，他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攻击科学或瑞典皇家科学院，而是要我们在这个竞争激烈、商业至上和浮夸盛行的文化中反省诺贝尔奖的意义。”，“一个后冷战的新科学时代已经开始。新的声音要我们反省，在这个新的世纪中如何拯救诺贝尔的遗产”。
诺贝尔奖显然不“就是一切”，但她在激励科学进步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许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心中，诺贝尔奖总是充满着崇高色彩，人们对获奖的科学家敬仰有加。多少中国人在殷切期盼着中国科学家登上诺贝尔奖的奖台，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然而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关于诺贝尔奖的讨论，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应把获诺贝尔奖当作奋斗的最终目标，对诺贝尔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诺贝尔奖本身正引起人们的思考。
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权谋——诺贝尔奖的幕后》一书，被认为是一本“将诺贝尔奖请下神坛”的惊世之作。作者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是一位科学史家，首屈一指的诺贝尔科学奖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他从1980年开始，潜心研究诺贝尔奖档案20余年，通过发掘与评奖当事人有关的大量书信、日记、评审报告等素材，揭示了诺贝尔科学奖甄选过程中的种种生动的、有时甚至是极具感情色彩的权谋斗争。
诺贝尔奖是遵照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的。而“从一开始便有些怀有私心的人，想利用诺贝尔的遗产取得一己的利益，造成口口声声的崇高理想和见不得人之私利的争执。”而遗嘱本身又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使得执行中的“任何一步的差错，都可能意味着遗嘱的生存机会微渺”。由此可见，要想使诺贝尔“对人类福祉作出最大贡献”的梦想变成现实，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困难和险阻。
在后来的诺贝尔奖的甄选和评定过程中，的确出现了许多不公或怀有私利的憾事，如作者书中描述的，由于阿伦尼乌斯的反对使门捷列夫失去了获奖的机会。这件事情当然遗憾，但如果我们查阅一下1906年、1907年、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穆瓦桑、毕希纳和卢瑟福的成就，他们得到诺贝尔奖的桂冠应该说也是当之无愧的。就拿穆瓦桑来说，他的科学成就在当时世界科学界确实首屈一指，他因“制成纯氟并发明了高温电气弧光炉”而获1906年化学奖。他的科学成果与门捷列夫的成果相比实用性要强，这与得不得奖也许不无关系。当然，门捷列夫没有得奖，无论如何应该说是一件诺贝尔奖史上的大憾事，我们为此而惋惜。类似的遗憾还有作者书中提到的法国物理学家庞加莱。门捷列夫、庞加莱，甚至爱因斯坦未因相对论得奖，可能都是与作者所说的评选委员会受实验主义的影响，从而造成“对理论的恐惧”直接有关。当然也与评委中的偏见、私利等等因素相联系。事实上，人世间任何一样奖项，要想“通过一个完美无瑕的程序，不受任何偏好或偏见的玷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由此，我们赞同弗里德曼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切不要把诺贝尔奖当作偶像崇拜，要打破那种认为“诺贝尔奖公正而客观地将桂冠加在物理学和化学界‘最佳’的科学家头上”的幻象。一句话，要用平静的心态看待诺贝尔奖。
但是，我们得承认，诺贝尔奖的设立，对物理学、化学、医学的发展曾经起过并且仍将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得奖的科学家，他们的科学成就几乎都是在科学发展史上首创的，对科学的进步的贡献是巨大的。不说别的，单就几位华裔科学家得诺贝尔奖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反响，就可略见一斑。我们以他们为自豪，我们常常以他们的科学成就和奋斗精神来激励和鼓舞年青人奋发向上，他们成为我们中国人在科学界的楷模，成为青年人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鼓励年青人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去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为“对人类的最大福祉”作出贡献。只不过不要让他们把此当作奋斗的最终目标。
《权谋》一书中所揭示的各种弊端都是真实的，相关甄选与评定过程中渗进了一定的政治因素，打上了一些私利和权谋的烙印，但这不足以否定诺贝尔奖的基本宗旨和它的重大意义。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体育竞争，虽然每届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裁判受贿、作弊，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甚至包括某些政治因素——我们也无法否定它的宗旨和意义。“奥林匹克奖章、诺贝尔奖和大胆的探索、远征都是能让一个国家感到骄傲的国际上认可的荣誉。”这就够了！余下的都是可以逐步完善的细节。当然细节也不可忽视。《权谋》一书的意义正在于此。
《权谋》一书所揭示给我们的是，诺贝尔奖评定需要更加公平、公正，在运作机制上需要改进，要增加透明度，要有一定的制约机制。科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和发展，自有它一套非常适合于科学进步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它的民主制度和自我纠错机制。我们可以期待，由于作者书中所揭示的问题不断地得到解决，诺贝尔奖的评奖机制将会不断完善。
《权谋》作者说得好，他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攻击科学或瑞典皇家科学院，而是要我们在这个竞争激烈、商业至上和浮夸盛行的文化中反省诺贝尔奖的意义。”，“一个后冷战的新科学时代已经开始。新的声音要我们反省，在这个新的世纪中如何拯救诺贝尔的遗产”。
诺贝尔奖显然不“就是一切”，但她在激励科学进步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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