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元宝的佛像钱
1988年春，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东下关乡一个建筑施工队在五台山佛教圣地中台顶佛塔旧址清理塔基时，挖掘出上千枚“淳化元宝”背佛像金币，钱径2.4厘米，厚0.12厘米，穿径0.5厘米，佛像隆起0.2厘米，成色96%，枚重12克左右。
宋代金币，以前也有发现，比如1966年山西应县木塔中就曾发现过一枚“政和通宝”和一枚“宣和元宝”金钱，形制上与正用钱没有什么差别，而“淳化元宝”金钱，背不仅有刻划的数字，而且还铸刻着两尊佛像，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 “淳化元宝”金钱出土后曾被民工私分并倒卖，后来到了香港钱币市场，一枚金钱可以换一辆豪华轿车，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后来，河北省阜平县公安局破获了这起特大倒卖古金币案件，收缴宋代“淳化元宝”金币1343枚。为此，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举行了颁奖大会，对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
“淳化元宝”金钱背面的两尊佛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右为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的观音菩萨，左为双手合十微向右侧站立在莲花瓣座基上的善财童子，当为一幅童子拜观童的画面。
市面上所见的都是伪品，其中纯金铸成的较少，大都是用杂铜铸成，粗糙低劣，或外刷一层金粉等。 钱背造像的解说向来多有纷纭。坐像多认系观音，立像则有善财童子及韦驮等说。五台山自东汉建大孚灵鹫寺，唐宋时已是公认的文殊菩萨道场，故观音之说实不可取。韦驮是“二十诸天”中第十二天，世称韦驮菩萨，中国寺院中常置于天王大殿弥勒像后，面对释迦牟尼佛像，形象为披甲胄拄金钢杵（或合掌横金刚杵于双臂上），立像与此显然有异。立像肩上带状物实为帔帛而非如意，这在精铸版金银钱上得到了证实，其细节十分清晰，分别自左右腋下延展至肩上，故“如意”之说于此已可彻底否定。帔帛是宋以前妇女的常用服饰，作用大抵类似于披肩或围巾，至晚汉代已见流行，因为刘熙《释名》一书中已讲到：“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帔帛在宋以后已基本退出实用，然而在仕女造像中，一直到明清仍是常用的经典服式，其造型在唐代较短，五代时加长成为一条飘带萦绕于肩臂之上而两端垂于身侧。魏晋以降，菩萨的服饰常见有帔帛。立像背后的焰状身光，表明其身分当为高级有名号的菩萨，因为低级的菩萨、罗汉、诸天都只能有圆形的项光而不可有身光。佛教造像对“光”的等级区分是很严格的，并且原则上是可以降级使用而不能拔高，所以，据此即可判定精铸版的立像等级必为菩萨，坐像当为坐佛。其实钱背整体可视作一个具体而微的简化佛龛，因中有穿孔而无法安排好起码的一铺三尊，只得进一步简化为坐立二像：坐佛居左，其结跏趺坐的方式是吉祥坐，印相为法界定印，当为密宗最尊崇之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释迦牟尼的法身；右侧立像当为右胁侍普贤菩萨，不过若按显教的构图方式则为文殊。因此，似乎也不须太过执著于立像的菩萨名号。
不过，立像更可能是供养人。合掌而立原是供养人的典型形象，在许多佛教题材的壁画、雕塑中都有出现，不过其足底的莲台却容易使今人产生先入之见，认为须是菩萨或者其侍者弟子方得如此。然而只要切实地考察一番当时的风习，就会发现这原本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供养人将自己的形象程度不等地仙佛化，在佛教寺窟造像中原是相当常见的。如敦煌220窟五代壁画“新样文殊”中，为文殊牵狮子的于阗国王双足即立于莲台之上。立像略左侧身朝向坐佛方位，亦是供养人的典型姿态。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体。”于此不难体会宋代皇帝对自己身分的定位，从而也使供养人背后何以会出现身光的疑虑得以释然。所以，立像很可能是太宗作为供养菩萨的形象，钱背造像可诠释为太宗礼佛图。
淳化金银佛像钱的由来，或许还与宋太宗的经历和心态很有关系。“烛光斧影”虽然耸人听闻，但宋太宗多半并不曾有弑兄的行为，这个可以永远争论的问题不须纠缠；不过他继位之后，德昭自杀、廷美贬死，不免感受到自责和压力，有时还会突然对臣下讲真假难言的秘事欲以自辩。在这样的心理阴霾之下，宋太宗转向佛教寻求安慰和解脱实在也是人情之常，于是有了大建佛寺、广度僧众，也有了金银佛像钱的创作。当时整个皇室的风气可能都偏向于崇佛，宋太宗第三女邠国大长公主出家为尼号“员明大师”、第六女卫国大长公主尊号“报慈正觉大师”，这在两宋历史上是很罕见的情形。宋太宗以后,北宋列帝都不特别偏好佛教而且往往别有寄情，如真宗造作天书、徽宗做道君皇帝，背景不同了，自然不复有同样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