郯城镇的悠久历史
郯城镇有郯国故城、豹公墩、于公墓等文化遗存。
郯国故城系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郯国都城，位于郯城县城北侧约100米处，与今城仅隔一条护城河。故城北约100米处为官路口村，西约500米处是北马庄村。西周早期，少昊后裔，以鸟为图腾的炎族与夷族杂居于此，称炎地。其首领（后称郯子）封于炎地，称炎国，为鲁附庸。炎，古音亦读（Tan），后炎国演化为郯国。据此郯国当建于公元前11世纪，以姓氏得名。战国时期，郯国为越所灭，其境入越。楚灭越后，其地又归楚。至秦并天下，郯国之名不复存在，惟故城犹存。在秦、两汉、三国至隋，郯国故城多为郡县治所。唐代改郯县为郯城县。郯国故城，毁于北宋末年战火中。金统一北方后，将城移建于现址。千百年间，郯城地当要冲，重镇苏鲁，拓殖建设堪称辉煌。故城东墙和南墙已被推平，西墙和北墙局部保存尚好。墙基宽40米，顶部宽15米，残墙高4米。周长4670米，其中西墙与北墙长度为1260米，东墙1370米，南墙长780米。郯国故城遗址于197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春秋战国时期，郯国国君郯子以政绩、才华和仁孝之德显于诸侯。《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年）》记载了郯子二次朝鲁时，昭子问官一事。“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在国宴上，鲁大夫提出了少昊氏以鸟名官的问题，不无深意。但郯子数典述祖，侃侃而谈，以其渊博的知识赢得了满座叹服，令人对小小郯国刮目相看。甚至当时的大学问家孔子都“见于郯子而学之”。郯子的仁孝之德，历来为后人称道。在我国历史上的“二十四孝”中，郯子“鹿乳奉亲”的美德被视为楷模。《二十四孝图》第五幅中载：“周郯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郯子顺承亲意，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以供亲。猎者见欲射之，郯子具以情告，乃免。”历代统治者视郯子为德、才、威、雅的化身。郯子死后，后人建郯子庙、郯子墓、问官祠以凭吊。据有关资料载，郯子庙中塑有“三圣”“四贤”像。其中“三圣”像为孔子、老子、郯子。可见人们对郯子的崇拜之情。今郯子公园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郯城镇内有多处古迹。其中位于县城西部的于公墓，是汉相于定国之父于公的墓地。于公曾任县狱吏、郡决曹，精通法律，治狱勤谨，“每决而无恨”。相传某年除夕，他见囚犯们因不能与家人团聚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于是他冒着“私放囚犯该杀”的风险，放犯人回家过年。他对犯人们说：岁尽腊除，今天大年三十放你们回家与父母子女团聚，新年过后，初三回来，不准逾期，如逾期不归或私自逃走，加倍治罪。犯人听后，无不感动，正月初三，果然全部归来。于公秉公办案，深得人心，特别是东海孝妇案，民众拍手称颂。于公察知孝妇案为一桩大冤案后，便百般为其洗冤，寻求生路。无奈县官、太守愚昧昏愦，不顾于公直谏，将无罪的孝妇处死。于公愤而弃职回家。新太守到任后，于公便将全部案卷呈出，孝妇冤狱得以平反。相传于公死后，乡人怀念，路过之人，都自动为其兜土添坟。
孝妇冢在县城东部葛庄西部，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冢高约6米，周长80余米。墓前有石碑两座，一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立，一为光绪三十年（1894年）所建。
秦汉置东海郡，治郯城。所谓“东海孝妇”的故事长期流传于民间。《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朝时，东海有一孝妇，夫、子早丧，精心赡养婆婆，婆婆劝她再嫁，她坚决不肯。婆婆不愿拖累媳妇，对邻人说：“媳妇侍候我实在辛苦，我拖累她太久了”。后来婆婆不忍儿媳过于劳累，遂自缢而死。但其女儿到官府告“妇人杀了母亲。”官府就拘捕了孝妇。在严刑拷打下，孝妇违心认罪。时于公担任狱吏，认为妇人赡养婆婆十多年，以孝闻名，不会杀人。于公争辩而不被太守理会，就抱着案卷离去。孝妇被杀后，郡中大旱三年。新任太守到任后，采纳了于公的意见，为孝妇昭雪，并在墓前刻石表彰她的德行。天上立即降下甘霖，百姓喜获丰收。后经过东晋《搜神记》的加工，“东海孝妇”的故事更为完善。补充孝妇名为“周青”，叙述了周青冤死的情节。到了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以“东海孝妇”为原型，创作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名剧《窦娥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