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翻译是什么？
《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翻译如下：
唐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暗中安排身边的人试着行贿。有位管理门卫的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太宗想杀了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作为官吏而接受贿赂，他的罪确实应当被处死。只是陛下派人送给他绢而引诱他接受贿赂，这是陷害，让人犯法，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说的“用道德去引导，用礼仪去规范”的古训。”
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大臣告诉他们说：“裴矩作为官员据理力争，不因为在我面前就顺从，倘若每件事都这样，何愁国家不能大治？当初，高祖想加强皇室宗亲的力量来威震天下。太宗说：“我作为天子，理应用来养育百姓的，怎么可以劳累百姓来奉养自己的宗族呢！”
十一月庚寅日，把皇族郡王都降为县公，只有几位有功的没有降低爵位。十一月丙午日，太宗和群臣讨论禁止盗匪的问题。有的人请求以重刑来止盗，太宗笑他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匪，因为赋税繁多，徭役沉重，官吏贪婪索取，（百姓）饥寒交迫，因此没有闲暇顾及廉耻罢了。
我要放弃奢华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减少赋税，选用清廉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那么百姓就自然不偷盗了，哪里用得着重法呢！”从此几年以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外门不闭，商贩行旅也敢露宿野外。太宗曾对身边近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人民。
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就像割自己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肚子饱了，自己也死了，君主富有，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部，常常是来自自身。欲望强大那么费用就要多，费用多百姓的赋税就重，赋税重百姓就愁苦，百姓愁苦那么国家就危险，国家危险那么君王也就灭亡了。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唐太宗命令封德彝推举有贤德的人才，但很久没有举荐一人。太宗责问封德彝，封德彝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只是现今没有奇才罢了！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所长，古代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向其他朝代借用人才吗？只能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罢了，怎么能诬蔑现在没有人才呢。”封德彝惭愧地退下。
夏五月，有人向唐太宗上书请求除去奸倭的大臣。太宗问：“谁是佞臣？”这人回答说：＂我居住在乡村草泽，不能确切知道谁是佞臣。希望陛下和群臣说明这件事，或假装恼怒试探他们。那些坚持真理而不屈服的，就是正直的忠臣。害怕陛下的威严而顺从旨意的，就是佞臣。”太宗说：“君主，就像河流的源泉。大臣就像支流。
使源泉浑浊而要求支流清澈，这是不可能的。君主自己做欺诈之事，怎么能要求臣下正直呢？我现在要以诚信治理天下，看见前代有喜好用权谋诡诈来对待他的臣下的帝王，我心里常常以他们为耻。你的计策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用。
原文：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初，上皇①欲强宗室以镇天下。
上曰：“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已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
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弊惭而退。夏五月，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得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
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