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朱先生(朱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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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朱先生)

朱先生,在《白鹿原》中算不上一个主要人物,但绝对是一个重要人物,而且是作家陈忠实所着力塑造的封建社会末世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很成功,拨开他头上传奇色彩的笼罩,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生活化的普通人。

一、入世:自信平生无憾事

在白鹿原上、滋水县里,乃至关中一带,朱先生绝对算得上一位名人,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白鹿原》中,真正能称得上“先生”二字的只有俩人,一个是朱先生,另一个是冷先生。

冷先生是看病的先生,朱先生是教书的先生,二人都是知识分子,且都颇有智慧,能为人解疑答惑、排忧解难,也乐于助人,尤其是朱先生,是有着大智慧的人物。

作为关中学派的传承弟子和代表人物,朱先生谨记祖师爷张载的四句宣言式的语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受儒家思想浸染的读书人,朱先生入世思想很浓重,孔孟之道于他,是衣钵,却不是绳索。

他可以为了西安百姓免受兵祸生灵涂炭,不惧危难只身前往姑婆坟,劝退搬来二十万救兵准备收复陕西、攻灭革命军的清朝陕西巡抚方升(原型即历史上的清末陕甘总督升允)。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者无畏,朱先生一席话有理有据、有情有义,让一军统帅方升无言以对,深深折服,最后不战而退。

按说,作为一个读书人,朱先生应忠于朝廷,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该去主动到清军那出谋划策,与反叛的革命军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可是,他却替反正的革命军去当说客,于理不通啊!且慢,其实朱先生倒认为自己并未替革命军去当说客—— 尽管事实上达到了革命军这边张总督的愿望——他为的是百姓,让百姓免受战火之苦、过上太平日子,与其“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并不相悖。

他积极入世,排除万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乱世中努力施展经国济世之才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不愿此生虚度,想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一番未必惊天动地却是力所能及的事业。

尘世中,他也有无奈和不满,可是他能找到排遣的方法,安妥自己的内心。平常时节,他独自到田野里信步,沐浴着夕阳,吐纳着泥土馨香,那是一种美,也是一种超然和解脱。同儿孙相依,与妻子开开玩笑,让妻子为自己剪剪头,那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

入世,有其快乐,也有其伤悲。这伤悲不是自己的,因为朱先生已经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是那无形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让他深感厌倦和无奈。对于人生的把握,对于人世的复杂、时局的动荡,他想超脱,却又不甘放弃对理想执念的追求和坚守,苦痛也就不可避免了,只是这苦痛是在深心中不可名状的。

任何能说出来的痛苦,都不是真正的痛苦。难言的痛苦,才更加使人受伤、折磨,却又无处宣泄,只有自己独自领受,在无边的夜色里,以强大的内心力量将其碾碎,倒入岁月的陈酿中慢慢去品、去咽。

二、出世:一份淡然是所求

朱先生的入世思想浓重,但是他也有出世思想。这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矛盾而又统一的思想特点:在顺境里多是入世思想,要为国为民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即使遇到挫败依然一往无前,毫不退却。可是,当遇到人力不可违,或心累、心死,入世难为时,他们的老庄出世思想开始逐渐占据上风,达观一些,凡事看淡一些,追求一份淡然从容的心态,该放下时且放下,别让自己活得那么累了。

既然尘世那么累,那么出世又何妨。

最初,遇到赏识、支持自己的县里官员,朱先生很是高兴,在为人师表的同时,决心修县志,毕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么。修县志与修史等同,只不过修的是一个县域内的史,意义也重大。

于是,他召集同仁们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开始了艰苦而又快乐、漫长而又惬意的修县志工作。可是,世事难料,风云突变,县官换了人,不仅大家的薪酬断了,修志的经费也断了,在新县官眼里,修志的钱还不如拿来买几杆枪实用。漠视文化、鄙夷修志,让朱先生倍感可笑与痛惜,却又无可奈何。

好在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断断续续坚持了下来。

对于祸害乡民的乌鸦兵,朱先生痛心疾首。所以,当所谓的乌鸦兵司令来请他出面时,他故意在门口拴一条狗,用犬吠来招待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草头司令。

促使朱先生萌生出世思想并坚决要闭门读书、不问世事的事儿,不是时事压力巨大,而是他的学生鹿兆海的死。

本来,学生在中条山战死于抗击倭寇的沙场上,壮烈殉国,朱先生虽然悲痛,却也无比自豪,仿若为国捐躯的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他本人。他极力奔走联络,张罗在白鹿原为学生举行公祭。又在学生牺牲的精神感召下,联络修县志的几位同仁,要一起渡过渭河,奔赴抗战前线为国杀敌,其志可赞、其心可嘉、其行可感。

可是,可是……

在渭河边上,他们被茹师长的军队拦住了,并证实了一件事儿:他那为国杀敌捐躯赴国难的学生鹿兆海,并非战死在倭寇的屠刀之下,而是死于国中的内战。

茹师长带领的关中军队虽然不是蒋氏的嫡系,而且装备各方面也难同蒋嫡系相提并论,但是“况复秦兵耐苦战”,三秦子弟同仇敌忾,打得日本王牌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这出乎蒋氏上层的意料,就想出了绝招:你们不是能打吗,调你们“剿匪”去。若是“剿匪”成功,算是拔了我们的心头刺,自然是好;若是失败,你们反被“匪”给剿灭了,这些“后娘养的”也没啥可惜的。

结果,朱先生的学生鹿兆海充当了国内政治军事斗争的牺牲品,窝窝屈屈死在了“剿匪”的前线;为了遮盖那不能言明的丑处,只好瞒天过海,美其名曰:“战死在抗日战场上”。

至此,一个充当内战牺牲品的军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抗日英雄。可这名不副实的“英雄”,是鹿兆海想要的吗?全是别人强加给他的,他无从诉苦,也无法辩解,因为死无对证,奈何?奈何?奈何不得,无可奈何。

须知这内战打在了什么时候?正值举国上下一致对外,国家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之时。这个时候还发动内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民族的罪人啊!而鹿兆海,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民族罪人的帮凶。这民族罪人的帮凶与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差距之大,简直是天壤之别啊!

(鹿兆海,朱先生的学生)

学生,由民族英雄而变成民族罪人,落差之大,朱先生受不了。他更受不了的,是这背后巨大的阴谋。这阴谋石破天惊、骇人听闻,令人肝胆欲碎!却又不可说,不能言明。

至此,一生忧国忧民的朱先生得知了真相后,情何以堪啊!这是一个值得自己骄傲的学生吗?这是一个值得自己四处褒扬宣传的得意门生吗?

强敌打进家里,家里兄弟还在内战,如何是好?朱先生深知自己解决不了这样的大问题,只好回家继续着青灯古卷、皓首穷经的生涯了。什么杀身成仁、誓死御寇,滚蛋去吧,见鬼去吧!我要回家、回家!

从此后,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出世,未尝不好,清净啊,清静啊!

三、朱先生的原型:牛才子

朱先生的历史原型人物是清末民初关中地区的著名才子牛兆濂。

牛兆濂,字梦周,号蓝川,是关中一代大儒,生于清朝同治六年(1867)。十八岁那年,他肄业于关中书院,两年后补廪膳生员,先后在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讲学,被尊称为蓝川先生。二十六岁时,他北上三原县,拜理学家贺瑞麟为师,专心治学,逐渐成长为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代表人物。

庚子年(1900)关中地区大旱,牛才子不辞辛劳,主持蓝田全县的赈灾救济事务,做事颇为清正,为人所称赞。据说,其子想在赈济工作中谋个差事,获得薪酬养家,被其坚决拒绝。

陕西巡抚升允十分赏识他的才学和名节,多次推荐他赴京谋职或到省城任职,均被其拒绝。清朝末年,关中一带大烟种植泛滥,牛才子主动请缨,要发起禁烟战争,有力推进当地的禁烟运动。后来,他厌恶了官场中的倾轧,找借口撂挑子走了。

宣统帝宣布退位后,升允不甘心失败,从西北甘肃一带招来援军进攻陕西。牛才子虽然在清朝灭亡后以遗民自居,但是为了百姓不至于生灵涂炭,免受战争之苦,他毅然决然前去劝退升允,成功避免了一场战争的爆发。此后,他潜心讲学于清麓书院,慕名前来学习者日多,甚至还有朝鲜(韩国)留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联合南方北方几位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发表了抗日宣言,在宣言中他指斥日军为倭寇,响应者甚众。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之际,铁骨铮铮的牛才子还要到中条山抗日前线去与敌人作战,但是途经潼关渡黄河时被部队派人拉回去,不久就病死了,享年七十岁。

牛才子著述颇丰:《吕氏遗书辑略》《芸阁礼记传》《蓝川诗稿》《近思录类编》等,晚年曾负责续修《蓝田县志》。

据说他临死前,有预感自己死后不得安宁,就让人用未烧制的泥砖修墓道。“破四旧”时,他的墓果然被掘。死了仍在发挥他的传奇“神力”,令人惊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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