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高加林和巧珍的爱情经历了哪些波折？
高加林的民办教师一职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无奈回到高家村务农。马店村马拴三番五次向高家村刘巧珍求婚，刘巧珍却暗恋着高加林。加林回农村后，给巧珍的爱情带来了希望。她不顾父亲刘立本的反对，在赶集卖蒸馍、给凉水井撒漂白粉和进县城拉茅粪的过程中，对加林产生了真挚的感情。高加林的二爸复员后分配到地区劳动局当局长，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私下调整招工指标，把加林安排到县委通讯组工作。
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萍报道抗洪救灾通讯稿时，得知自己的同学高加林来县城工作，俩人情真意切、志同道合，一起讨论能源问题、国际问题，感情愈加深厚。巧珍到县城看望加林，由于双方学识差异，加林提出分手。不久巧珍赌气嫁给了马拴。黄亚萍也和恋人张克南分手，跟高加林热恋起来。
张克南的母亲认为这些矛盾都是高加林带来的，为给儿子出气，向地区纪检委反映，安排高加林到县城工作属不正之风，应予以纠正。地区纪检委核实情况后，作出严肃处理，将高加林清退回农村。高加林只好离开了黄亚萍，回到了的熟悉而又陌生的农村。
扩展资料：
《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创作背景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特别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
20世纪8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清晰地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这种固态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地理景观：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与这两种景观相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
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差异；城乡差别。同时，国家还通过各种举措在主观上强化这种差异。臂如在劳动分配制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师、职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各种福利待遇。
而在乡村，农民不仅要按时按量向国家交纳粮食，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农民还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种税费。参与无偿的劳作（例如大规模强制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而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将农民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
这些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长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基本的身份差异之下，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对立的概念被凸显了出来。这是一个作为卑贱农民和一个高贵知识分子的对立，普通百姓和达官显贵的对立。
《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场景中展开，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城乡差异在小说中被强化。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