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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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为其主要经典。道教是以先秦道家为思想渊源，吸收、融合其他理论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我国本土宗教。它的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其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之一，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道教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人渴求长生不死的心理和行为中。考古发现：早在一万八千余年前，中国的原始人类就已表现出他们对生命存在的顽强追求，如这一时期的“山顶洞人”曾在死去的同伴身上撒上一些象征生命之红色的赤铁粉，以图唤回逝者的生命。上古时代，已有人开始学仙，历史记载轩辕黄帝“且战且学仙”，“问道于广成子”，后修道成功，于鼎湖白日乘龙升天。记录古代先民生活的《山海经》中，也有关于“不死国”、“不死民”、“不死树”和“不死之药”的记载。战国时期，人们又多相信东海中有蓬莱等神山，由此出现了许多以追求不死成仙为务的方士，被称作“方仙道”。“方仙道”在秦汉时期曾活跃一时，是后世道教的前身之一。
“方仙道”的活动，多属具体的实践行为，而较少有理论的成份。后世道教的思想理论，主要来自于先秦道家哲学。春秋时期，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阐发了一套关于宇宙
万物产生、存在及运动变化的理论，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得以产生的根源及赖以存在的本体，主张人的活动应当遵循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由此开创了道家学派，并为后世道教的发展奠立了理论基础。战国时期，又有不少人依托黄帝、老子之名来阐发养生、治国理论，被称作“黄老道”。“黄老道”的学说，已不仅限于老子道家，同时还吸收了儒、墨、名、法诸家之长。这种融诸家学说于一炉的“新道家”，在秦汉时期影响很大，同属后世道教的前身之一。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东汉末年，张道陵作《道书》二十五篇，从而创立了天师道。在中原地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组织民众举行反抗东汉王朝的起义。天师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令道教开始成为有严密思想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教团，被认为是道教成熟宗教形态正式形成的标志。
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中涌现出了大批新的道经，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道派，如灵宝派、上清派、三皇派，以及推崇外丹烧炼的金丹道等等。不仅如此，当时道教中还涌现出了葛洪、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等一大批杰出的大师，对道教思想学说的发展、经典文书的整理、组织制度的完善、神仙谱系的制订等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些道教领袖的努力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无论是在思想观念方面、还是在行为仪范方面，都已显得较为完善。
唐宋时期，道教不仅信徒众多、宫观广布、倍受尊崇，而且在教理教义、修行方法、科仪制度等方面也有了巨大的
进步。这一时期，传统的道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继续发展，如由上清派演化而来的茅山宗在唐宋时就十分显跃，灵宝派演化而来的阁皂宗也于北宋初在江西阁皂山兴起;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至北宋时又开始在江西龙虎山显露声势，被称为龙虎宗，南宋时，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被宋理宗诏命提举为三山符路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从此，龙虎宗成为“三山符路”的领袖。
宋金之际，王重阳创立了全真道，令内丹修炼功夫及灵魂成仙学说逐渐在道教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全真道力倡儒释道三教合一，主张“性命双修”，追求“真身飞升”，并有一套较为严密的组织制度。元朝时，该道派因丘处机曾西行劝诫成吉思汗，而一度受到蒙元统治者的大力扶持，短期内即传遍了全国。由于全真道有着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庞大的宗教势力，所以在南方传布的“南宗”等主修内丹的道派也以全真弟子自居，纷纷融合而聚集在了“全真”的旗帜之下。与此相应，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以及其他一些符路道派纷纷归聚于“正一道”的旗下，令符路道派逐渐凝聚成了一个整体。这样，内丹道派以“全真”为主、符路道派以“正一”为宗的对峙格局基本形成。
明中叶以后，道教逐渐失去了统治者的扶持，但其在中国民间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许多新兴的民间宗教都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边远地区的道教活动也依然兴盛。到封建社会后期，道教衰落，戒律废驰。二十世纪初封建社会解体后，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冲击，教产被不断
剥夺和蚕食，道人流离失所，典籍残缺。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内战不断的半个世纪里，中国道教与中华民族同样沉沦于苦难，真正的振兴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中国道教的复兴带来了机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各地宫观得以恢复重建，新一代师才层出不穷，道教文化的阐扬与交流日益广泛。时至今日，可以说，从宏观大局来看，中国道教正处于近代以来的最佳状态，又站在了历史发展新的起点，在政治上具有国家承认的、与其他宗教团体或社会团体平等的合法地位，在信仰上具有宪法保障的充分自由，在思想上对于教理教义的理解阐扬不受束缚，在经济上不仅得到国家免税政策的优待，而且由于身处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物质条件的优越也达到历史的新高峰。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的宗教方针政策的正确引导下，克服种种困难而取得的。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纵观道教上千年来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宗教的发展能够有利于统治阶层，能够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就能够得到各阶层的支持和宽容，反之，就可能遭受苦难和挫折。宗教若想在中国立住脚跟并健康发展，必须依存于国家，必须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必须适应赖以生存的社会。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的十七大提出“发挥宗教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给中国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道教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人渴求长生不死的心理和行为中。考古发现：早在一万八千余年前，中国的原始人类就已表现出他们对生命存在的顽强追求，如这一时期的“山顶洞人”曾在死去的同伴身上撒上一些象征生命之红色的赤铁粉，以图唤回逝者的生命。上古时代，已有人开始学仙，历史记载轩辕黄帝“且战且学仙”，“问道于广成子”，后修道成功，于鼎湖白日乘龙升天。记录古代先民生活的《山海经》中，也有关于“不死国”、“不死民”、“不死树”和“不死之药”的记载。战国时期，人们又多相信东海中有蓬莱等神山，由此出现了许多以追求不死成仙为务的方士，被称作“方仙道”。“方仙道”在秦汉时期曾活跃一时，是后世道教的前身之一。
“方仙道”的活动，多属具体的实践行为，而较少有理论的成份。后世道教的思想理论，主要来自于先秦道家哲学。春秋时期，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阐发了一套关于宇宙
万物产生、存在及运动变化的理论，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得以产生的根源及赖以存在的本体，主张人的活动应当遵循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由此开创了道家学派，并为后世道教的发展奠立了理论基础。战国时期，又有不少人依托黄帝、老子之名来阐发养生、治国理论，被称作“黄老道”。“黄老道”的学说，已不仅限于老子道家，同时还吸收了儒、墨、名、法诸家之长。这种融诸家学说于一炉的“新道家”，在秦汉时期影响很大，同属后世道教的前身之一。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东汉末年，张道陵作《道书》二十五篇，从而创立了天师道。在中原地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组织民众举行反抗东汉王朝的起义。天师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令道教开始成为有严密思想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教团，被认为是道教成熟宗教形态正式形成的标志。
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中涌现出了大批新的道经，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道派，如灵宝派、上清派、三皇派，以及推崇外丹烧炼的金丹道等等。不仅如此，当时道教中还涌现出了葛洪、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等一大批杰出的大师，对道教思想学说的发展、经典文书的整理、组织制度的完善、神仙谱系的制订等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些道教领袖的努力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无论是在思想观念方面、还是在行为仪范方面，都已显得较为完善。
唐宋时期，道教不仅信徒众多、宫观广布、倍受尊崇，而且在教理教义、修行方法、科仪制度等方面也有了巨大的
进步。这一时期，传统的道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继续发展，如由上清派演化而来的茅山宗在唐宋时就十分显跃，灵宝派演化而来的阁皂宗也于北宋初在江西阁皂山兴起;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至北宋时又开始在江西龙虎山显露声势，被称为龙虎宗，南宋时，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被宋理宗诏命提举为三山符路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从此，龙虎宗成为“三山符路”的领袖。
宋金之际，王重阳创立了全真道，令内丹修炼功夫及灵魂成仙学说逐渐在道教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全真道力倡儒释道三教合一，主张“性命双修”，追求“真身飞升”，并有一套较为严密的组织制度。元朝时，该道派因丘处机曾西行劝诫成吉思汗，而一度受到蒙元统治者的大力扶持，短期内即传遍了全国。由于全真道有着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庞大的宗教势力，所以在南方传布的“南宗”等主修内丹的道派也以全真弟子自居，纷纷融合而聚集在了“全真”的旗帜之下。与此相应，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以及其他一些符路道派纷纷归聚于“正一道”的旗下，令符路道派逐渐凝聚成了一个整体。这样，内丹道派以“全真”为主、符路道派以“正一”为宗的对峙格局基本形成。
明中叶以后，道教逐渐失去了统治者的扶持，但其在中国民间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许多新兴的民间宗教都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边远地区的道教活动也依然兴盛。到封建社会后期，道教衰落，戒律废驰。二十世纪初封建社会解体后，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冲击，教产被不断
剥夺和蚕食，道人流离失所，典籍残缺。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内战不断的半个世纪里，中国道教与中华民族同样沉沦于苦难，真正的振兴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中国道教的复兴带来了机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各地宫观得以恢复重建，新一代师才层出不穷，道教文化的阐扬与交流日益广泛。时至今日，可以说，从宏观大局来看，中国道教正处于近代以来的最佳状态，又站在了历史发展新的起点，在政治上具有国家承认的、与其他宗教团体或社会团体平等的合法地位，在信仰上具有宪法保障的充分自由，在思想上对于教理教义的理解阐扬不受束缚，在经济上不仅得到国家免税政策的优待，而且由于身处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物质条件的优越也达到历史的新高峰。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的宗教方针政策的正确引导下，克服种种困难而取得的。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纵观道教上千年来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宗教的发展能够有利于统治阶层，能够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就能够得到各阶层的支持和宽容，反之，就可能遭受苦难和挫折。宗教若想在中国立住脚跟并健康发展，必须依存于国家，必须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必须适应赖以生存的社会。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的十七大提出“发挥宗教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给中国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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