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留书·史 (明)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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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都没有该篇的完整文言文版与白话文版,固出于兴趣手打上传。
该篇中黄宗羲批判了那些将蒙元列为正统朝代的行为,并提出「是故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为不失中国之人也。」的说法。
中华书局西元2011年8月第二次印刷,译者段志强。
原文: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吾谓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其后只作史者乎!
夫纪者,犹言乎统云乎。晋书变例载纪,同一四夷也,受其疆土则传之,入乱中国则纪之,后之夷狄,其谁不欲入乱中国乎?五代之君,其地狭,其祚速,与十国无以异也。守其疆土者则世家之,与于篡弑者则帝之,后之盗贼,其谁不欲与篡弑乎?
宋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今使史之成其手,本朝因而不改。德佑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则书「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呜呼!此岂有宋之一代之辱乎?而天下恬然不知为怪也。许衡、吴澄无能该虏收母篾丧之俗,靴笠而立于朝,岂曰能贤?衡之言曰:「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所甚难。」夫三纲五常,中国之道,传自尧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为亡国之俗,虽曰异语,衡独不畏得罪于尧舜乎?澄之言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贞者固如是乎?」今传衡、澄这,一以为朱子,一以为陆子,后世之出而事虏者曰:「为人者得如许衡、吴澄足矣。」二子者尚然,则是竟不知其不可矣。
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即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未不失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将必与之。使天地亟去撑梨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
高皇帝平天下,诏修元史。当时之臣知磨,使有识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顾乃帝之宗之一为一代乎!
难者曰:「若是则本朝不得正其始矣。」曰:尧舜相传之统,至元而绝,高皇帝驱毡裘之属,还衣裳之旧,是百王之嫡嗣也。犹祖传之父,父传之子,若孙不幸而春申、不韦之事,祖父之不享久矣,子若孙复而嗣之,乃责其不从异姓以接本支乎?此愚儒之论也。
难者又曰:「元之享国也久,其祖父皆尝为之民矣,胡得不帝之乎?」曰: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殴汉人,汉人勿得还报,蒙古人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彼方以禽兽加之人类之上,何尝以中国之民为民乎?顾中国之人反群焉而奉之。吾闻猎者张机道旁,虎触机矢,贯心死,有僧道男女举群搭敏斗至,号哭曰:「杀我将军!」猎者叱之曰:「尔伥无知,生为虎食,死为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于是诸伥奔散,不知将军者虎也。则夫史臣之帝元者,何以异于是!
嗟乎!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
译文:
孟子说:「孔子写成《春秋》,使乱臣贼子都恐惧了。」而我说,使乱臣贼子得逞的,恰恰就是后世那些写历史的人吧。
史书中的「本纪」,相当于帝王的统绪。《晋书》改变惯例,创造了「载纪」的体裁。同样是四方的夷狄,如果守在他们疆土之内的,就列入「列传」,侵占、祸乱中国的,就记入「载纪」。如此一来,后世的夷狄谁还不想侵乱中国?五代的君主,他们占据的土地狭小,王朝维持的时间短,跟十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守住自家疆土的十国君主列入「世家」,干篡权悖逆之事的五代之君却被承认为皇帝。这样一来,后世的盗贼谁还不想篡权悖逆?
宋朝被蒙古所灭拿亮,这是千古的苦痛。而现在听任蒙古人来修宋朝的历史,本朝却接受了这个事实而没做出改变。宋恭帝当了两年中国的皇帝,投降蒙古后却被史书称作「瀛国公」;宋端宗、帝昺都没有被列入本纪,他们的崩逝被写作「殂」,而入侵的胡虏反倒被称作「大元」!呜呼!这难道仅仅是宋这一代的屈辱吗?可是天下人却满不在乎,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许衡、吴澄无法改变胡虏父死以母妻,人死了裹个席子就埋葬的习俗,身着胡人的穿戴立于他们的朝廷之上,这能被称作贤士吗?许衡说道:「蒙古的习俗由来已久,如果驱使这些世代的功臣听从臣子的安排,去顺应宋这个已亡之国的习俗。这是极其困难的。」三纲五常是中国的大道,是从尧舜传下来的,并不是宋朝独有,许衡认为这是已亡之国的习俗,虽说这只是一种应付的说法,难道他就不怕得罪尧舜吗?吴澄说过:「近代的道统,周敦颐是开端,二程、张载发展了它,朱熹是全盛,谁是今天的终结者?」吴澄在中国中过进士,却变成夷狄,道统的终结者难道就是这样的吗?今天历史书中的许衡与吴澄,被比作朱熹与陆九渊,后世那些为夷狄做事的人就会说:「为人能够像许、吴那样就够了。」这两人都尚且如此,那就没有其他人知道不该这样做了。
中国与夷狄的分别,是内与外的分别,中国人治中国,夷狄人治夷狄,就像人类不能与禽兽混杂、禽兽不能与人混杂一样。所以即使统治中国的是盗贼,也不失为中国人。徐寿辉称帝,改元治平,韩林儿称帝,改元龙凤。我认为按照《春秋》中的义理,史书应承认他们,使中国早一天摆脱外族强加的「撑犁」、「区脱」等名号。但那些作历史的史臣却把他们叫做「贼」,称作「伪」,却不想想,还有比蒙古更贼更伪的吗?
皇帝平定天下,诏令修撰《元史》。当时如果有具备学识的大臣,自然应当改写《宋史》,将辽金元放入《四夷传》中,以明确中国的正统,谁知还是把蒙古君主称作皇帝,承认他们是一个朝代。
质疑我的人会说:「这样的话,我们明朝就不能得到正统了。」我说,从尧舜传下来的正统,到了蒙元时期算是中断了。皇帝驱逐穿皮毛的夷狄,恢复了汉家衣冠,正是古代圣王的正统继承人。就像祖父传给父亲,父亲传给儿子。假如孙子中不幸出现了春申君、吕不韦那样的事,并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那么祖父和父亲就不能享受子孙的祭祀了,假如子子孙孙这样继承下去,难道要责怪他不去继承异姓,而是继承本枝?这是迂腐之论。
质疑我的人又说:「蒙元统治的时间很长,明初人的祖父、父亲都当过它的臣民,怎么能不承认蒙元的皇帝?」我说,蒙元法律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蒙古人殴打汉人致死,判罚当兵打仗。」他们不过是以一群禽兽来压迫人类,又何尝把中国人当人看?谁知中国人竟群相服从。我听说有猎人在路旁设下捕猎的器械,有只老虎触动机关被箭射杀。一群僧道男女跑来,大哭大喊道:「杀了我的将军啦!」猎人呵斥他们道:「你们这些无知的人,活着的时候被老虎吃了,死了还要被老虎奴役。现在好不容易老虎死了,你们还在这里哭丧,这算怎么回事?!」于是这些为虎作伥的人四散奔逃,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所谓的将军其实就是老虎。那些承认蒙元是正统的史臣,又和伥们有何区别?
唉!有了史书,反而让乱臣贼子得逞,还不如没有的好。
该篇中黄宗羲批判了那些将蒙元列为正统朝代的行为,并提出「是故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为不失中国之人也。」的说法。
中华书局西元2011年8月第二次印刷,译者段志强。
原文: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吾谓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其后只作史者乎!
夫纪者,犹言乎统云乎。晋书变例载纪,同一四夷也,受其疆土则传之,入乱中国则纪之,后之夷狄,其谁不欲入乱中国乎?五代之君,其地狭,其祚速,与十国无以异也。守其疆土者则世家之,与于篡弑者则帝之,后之盗贼,其谁不欲与篡弑乎?
宋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今使史之成其手,本朝因而不改。德佑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则书「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呜呼!此岂有宋之一代之辱乎?而天下恬然不知为怪也。许衡、吴澄无能该虏收母篾丧之俗,靴笠而立于朝,岂曰能贤?衡之言曰:「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所甚难。」夫三纲五常,中国之道,传自尧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为亡国之俗,虽曰异语,衡独不畏得罪于尧舜乎?澄之言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贞者固如是乎?」今传衡、澄这,一以为朱子,一以为陆子,后世之出而事虏者曰:「为人者得如许衡、吴澄足矣。」二子者尚然,则是竟不知其不可矣。
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即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未不失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将必与之。使天地亟去撑梨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
高皇帝平天下,诏修元史。当时之臣知磨,使有识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顾乃帝之宗之一为一代乎!
难者曰:「若是则本朝不得正其始矣。」曰:尧舜相传之统,至元而绝,高皇帝驱毡裘之属,还衣裳之旧,是百王之嫡嗣也。犹祖传之父,父传之子,若孙不幸而春申、不韦之事,祖父之不享久矣,子若孙复而嗣之,乃责其不从异姓以接本支乎?此愚儒之论也。
难者又曰:「元之享国也久,其祖父皆尝为之民矣,胡得不帝之乎?」曰: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殴汉人,汉人勿得还报,蒙古人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彼方以禽兽加之人类之上,何尝以中国之民为民乎?顾中国之人反群焉而奉之。吾闻猎者张机道旁,虎触机矢,贯心死,有僧道男女举群搭敏斗至,号哭曰:「杀我将军!」猎者叱之曰:「尔伥无知,生为虎食,死为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于是诸伥奔散,不知将军者虎也。则夫史臣之帝元者,何以异于是!
嗟乎!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
译文:
孟子说:「孔子写成《春秋》,使乱臣贼子都恐惧了。」而我说,使乱臣贼子得逞的,恰恰就是后世那些写历史的人吧。
史书中的「本纪」,相当于帝王的统绪。《晋书》改变惯例,创造了「载纪」的体裁。同样是四方的夷狄,如果守在他们疆土之内的,就列入「列传」,侵占、祸乱中国的,就记入「载纪」。如此一来,后世的夷狄谁还不想侵乱中国?五代的君主,他们占据的土地狭小,王朝维持的时间短,跟十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守住自家疆土的十国君主列入「世家」,干篡权悖逆之事的五代之君却被承认为皇帝。这样一来,后世的盗贼谁还不想篡权悖逆?
宋朝被蒙古所灭拿亮,这是千古的苦痛。而现在听任蒙古人来修宋朝的历史,本朝却接受了这个事实而没做出改变。宋恭帝当了两年中国的皇帝,投降蒙古后却被史书称作「瀛国公」;宋端宗、帝昺都没有被列入本纪,他们的崩逝被写作「殂」,而入侵的胡虏反倒被称作「大元」!呜呼!这难道仅仅是宋这一代的屈辱吗?可是天下人却满不在乎,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许衡、吴澄无法改变胡虏父死以母妻,人死了裹个席子就埋葬的习俗,身着胡人的穿戴立于他们的朝廷之上,这能被称作贤士吗?许衡说道:「蒙古的习俗由来已久,如果驱使这些世代的功臣听从臣子的安排,去顺应宋这个已亡之国的习俗。这是极其困难的。」三纲五常是中国的大道,是从尧舜传下来的,并不是宋朝独有,许衡认为这是已亡之国的习俗,虽说这只是一种应付的说法,难道他就不怕得罪尧舜吗?吴澄说过:「近代的道统,周敦颐是开端,二程、张载发展了它,朱熹是全盛,谁是今天的终结者?」吴澄在中国中过进士,却变成夷狄,道统的终结者难道就是这样的吗?今天历史书中的许衡与吴澄,被比作朱熹与陆九渊,后世那些为夷狄做事的人就会说:「为人能够像许、吴那样就够了。」这两人都尚且如此,那就没有其他人知道不该这样做了。
中国与夷狄的分别,是内与外的分别,中国人治中国,夷狄人治夷狄,就像人类不能与禽兽混杂、禽兽不能与人混杂一样。所以即使统治中国的是盗贼,也不失为中国人。徐寿辉称帝,改元治平,韩林儿称帝,改元龙凤。我认为按照《春秋》中的义理,史书应承认他们,使中国早一天摆脱外族强加的「撑犁」、「区脱」等名号。但那些作历史的史臣却把他们叫做「贼」,称作「伪」,却不想想,还有比蒙古更贼更伪的吗?
皇帝平定天下,诏令修撰《元史》。当时如果有具备学识的大臣,自然应当改写《宋史》,将辽金元放入《四夷传》中,以明确中国的正统,谁知还是把蒙古君主称作皇帝,承认他们是一个朝代。
质疑我的人会说:「这样的话,我们明朝就不能得到正统了。」我说,从尧舜传下来的正统,到了蒙元时期算是中断了。皇帝驱逐穿皮毛的夷狄,恢复了汉家衣冠,正是古代圣王的正统继承人。就像祖父传给父亲,父亲传给儿子。假如孙子中不幸出现了春申君、吕不韦那样的事,并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那么祖父和父亲就不能享受子孙的祭祀了,假如子子孙孙这样继承下去,难道要责怪他不去继承异姓,而是继承本枝?这是迂腐之论。
质疑我的人又说:「蒙元统治的时间很长,明初人的祖父、父亲都当过它的臣民,怎么能不承认蒙元的皇帝?」我说,蒙元法律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蒙古人殴打汉人致死,判罚当兵打仗。」他们不过是以一群禽兽来压迫人类,又何尝把中国人当人看?谁知中国人竟群相服从。我听说有猎人在路旁设下捕猎的器械,有只老虎触动机关被箭射杀。一群僧道男女跑来,大哭大喊道:「杀了我的将军啦!」猎人呵斥他们道:「你们这些无知的人,活着的时候被老虎吃了,死了还要被老虎奴役。现在好不容易老虎死了,你们还在这里哭丧,这算怎么回事?!」于是这些为虎作伥的人四散奔逃,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所谓的将军其实就是老虎。那些承认蒙元是正统的史臣,又和伥们有何区别?
唉!有了史书,反而让乱臣贼子得逞,还不如没有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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