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文革中的最后岁月
丰子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浙江桐乡石门镇人。原名丰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我国现代画家、作家、翻译家、美术教育家。1914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学习音乐和绘画，师从李叔同。1921年东渡日本，学西洋画。丰子恺先生的漫画风格独特，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
丰子恺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针对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批评的是丰子恺发表在1962年《上海文学》8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阿咪是一只猫，丰子恺是爱猫的，他笔下的猫，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可爱，仿佛就在眼前似的：
这猫名叫“猫伯伯”。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为“猫伯伯”。大约对于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人物，都可讥讽的称之为伯伯。……
问题出在“猫伯伯”上。大字报说，“猫伯伯”影射的乃是最高领袖。
信手拈来的一个词，让老画家立刻成为了“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最后，一跃成为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此画欢迎蒋匪反攻大陆。因为“好风”者，乃是好消息也。
▲《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批评者认为，此画欢迎蒋匪反攻大陆。因为“好风”者，乃是好消息也。
▲《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批评者认为，这幅画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叛国行为制造舆论。
▲《城中好高髻》———恶毒讽刺、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船里看春景》——恶毒污蔑攻击人民公社
很快，丰子恺被抄家，据说，仅仅是书画，就被抄走了四大箱子。存款也被冻结，他所租住的日月楼，原本用作起居室的底层被退租，另外住进了人家。
▲日月楼
又很快，丰子恺要去“牛棚”上班了。“上班”是他自己的形容，在给广洽法师的信中，他说“弟每日六时半出门办公，十二时回家午饭，下午一时半再去办公，五时半散出，路上大都步行(十七八分钟可到)，每日定时运动，身体倒比前健康，可以告慰故人。”一起去上班的还有巴金。有一次，巴金在去牛棚的路上，在淮海中路陕西路路口下车，还看见商店旁边的墙上贴着批判丰子恺大会的海报。
六天“牛棚”上班，一天休息。休息的时候，丰子恺最喜欢的游戏是连环诗词句：“廖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红豆生南国，国破山河在，在山泉水清，清泉石上流……”好像只要有了诗，日子就可以过下去。后来他去乡下劳动，最喜欢的是和唐云对对子，丰子恺对“黄梅雨”，唐云对“芭蕉雨”，玩得不亦乐乎。
漫画家张乐平当时是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每次“主席”丰子恺被批斗，张乐平总是和沈柔坚轮流陪斗。批斗的项目是挂牌坐“喷气式”。“喷气式”是文革中流行的术语，就是把批斗对象的双臂强拉到身后，再把头按低低的，名曰“坐喷气式飞机”。
有一次，张乐平陪丰子恺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
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有时斗完之后，我们同坐一辆三轮车回家，彼此谈笑自如。有一次他问我怎样?我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问他怎样?他笑着说“处之泰然。”后来有一次，我突然看到他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剪掉了。我很为他气愤，他却风趣地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轻了。”
批斗完，“反动学术权威”们要自行回家，丰子恺坐26路公交车回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标志牌不准摘下。车上的人都围着起哄，有人高喊“打倒他”。丰子恺也不在意，一个人扶着车栏杆，眼睛望着窗外，人站得笔直。
他被造反派用热浆糊倒在背上，贴上大字报，并且被拉到草坪上示众。回家时，家人看见狼狈痛苦的老画家，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不是照样回来喝酒了吗?不要去谈这些，不要管它，给我把酒斟满一点。”
他爱喝酒，不过之前并没有瘾，不过是小酌。到了今时今日，喝酒却成了救命的药，他自己在日记里说，“至于物质生活条件，我实在看得很轻，不成问题。只要有酒(威士忌也好)，我就满足。”
在牛棚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大大小小几十头“牛”，被圈在棚子里，靠着四面墙脚，规规矩矩，席地而坐，每天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投降书很长，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来。丰子恺不像别人那样高声诵读，只是微合双目，喃喃默念。
不知道他到底在读什么，居然也蒙混过关。
在牛棚，当然也要劳动。丰子恺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丰子恺需要先乘车到徐家汇，换56路到港口，再换龙吴路汽车到曹家港，辗转一个多小时。吃酱瓜乳腐，三两饭，劳动是采棉花，睡稻草床，铺在地上的。冬天下了雪，他和朱屺瞻在一起，枕边被上都是雪。
他渴望退休，日记里写：“我问题解决后，即可求退休，大愿遂矣。”1970年，他终于退休了，但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他生病了。
2月2日丰子恺全身抽筋，神经性发作，把他送到医院一查，果然很严重，是中毒性肺炎。苏醒后，他反复问的居然是：“我有了病,今后是不是可以留在家里了?”他又要医生给开病假单，这样便可以回家休息。他的女儿丰一吟后来回忆说：“他拿回来的药，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不看见的时候，他是不吃的，在他去世以后，我们发现剩下许多药。爸爸显然为的是希望病得更长久些，在他那已经剩下不多的晚年可以留在家里从事他喜爱的、必须做的工作。”
回到家的丰子恺睡在阳台，睡在那张连腿也不能伸直的小床上。我曾去参观过丰子恺先生故居，那床还在，是窄窄的，小得不能再小，但窗外景色实在好，满眼是嫩绿的，所以在病中，他还是说：“窗前杨柳初见鹅黄。”
5月，他给儿子写信说：“今年春天如此过去，多可喜，亦多可悲。喜者，不须奔走，悲者，寂寞也。”
他通常早上四、五点起来，到七点之前，临帖约一个小时，八时吃药睡觉，到九时半起来吃牛奶，在床上看书写信，直到正午，在床上吃午饭，睡觉，三时起来，再看书休息，六时吃粥，黄昏闲谈，八时半就寝。
可是他再不能画画，身体不自由，除了寂寞，还能有什么呢?
1972年12月，经过官方调查，澄清了加在丰子恺身上的各种罪名和不实之词。上海中国画院对丰子恺作出“审查”结论：“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
他以为自己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一个已经不能画画的画家，难道还能对人民有什么妨碍吗?1973年6月时，上海市举行书法篆刻展览会，丰子恺应嘱写鲁迅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谁知，刚刚挂上去，就被取下，据说，下令的乃是当时一位当权人物。
他当然还是黑画家，1974年2月，江青等指示中国美术馆举办所谓“黑画展”，批判周恩来组织创作的二百一十五幅出口画，他的画也在其中。工厂中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丰子恺写苏曼殊诗意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不独他被批判，唐云画一只鸡，又被批评，说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国……
7月，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丰子恺、林凤眠、程十发、刘海粟。丰子恺受批的是这幅“满山红叶女郎樵”，起因是他画好了送人，那个人将画交出，因此受批判。
1975年清明节之后一周,丰子恺由弟子胡治均和女儿麟先陪同,重返石门湾探亲。在上海乘火车至海宁长安站后，改坐外甥蒋正东早已等候多时的小汽船，经过两个半小时到达石门镇。尽管他们最初打算和丰子恺的姐姐丰雪珍(雪雪)一起待在镇外，但还是遇到了前来迎接的亲友人群。丰子恺写信告诉新枚，他们去的季节，正好赶上李花和杏花盛开，还吃到了新鲜的扁豆。他在商店取了一条香烟，拿了不少糖果，散发给老朋友和他们的后代。此外，他还写了很多幅字送给乡亲，内容多数是贺知章的《回乡偶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回到上海后不久，丰子恺突然告诉老酒友胡治均，决定放弃心爱的绍兴黄酒，说他只想看看一段时间不喝酒感觉会如何。胡治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感到事态严重。丰子恺不喝酒的决心只维持了两个星期，实际上，留给他喝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75年8月，丰子恺忽然夹不起菜，接着又气喘说不出话，到华山医院，住在内科观察室九床，8月31日做超声波检查，正常，9月1日做脑电图，还是正常，9月2日转神经内科观察室27床，做X光片检查肺部，发现右肺的叶尖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医生分析，可能已转移到了左脑，因此使右臂不能动弹。
弥留之际，丰子恺讷讷欲言，只能打手势，女儿一吟看出他的意思，原来是担心藏在家中的《落洼物语》等3部物语的译稿，那是他的最后的日子里，做的唯一的事情。女儿告诉父亲，会把翻译稿交给弟弟新枚保藏，丰子恺连连点头，好像完成了一桩心事。
1975年9月15日，他于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9月19日，由上海画院发出讣告，在龙华火葬场大厅，为画院名义上的领导、实际上的受迫害者丰子恺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