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袁绍到底输在哪儿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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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袁绍输在哪儿文/赵炎载《华声》杂志八月中旬第15期,责编:冷眉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各有各的历史价值:官渡之战成就了曹操,使其有了一统河山的可能;赤壁之战则彻底碾碎了这种可能,初步架构了三国鼎立之格局;随着夷陵之战(或叫猇亭之战)刘备的惨败,三方均元气大伤,谁也奈何不了谁,三国博弈的历史才真正开始。正史上,官渡之战爆发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在这之前的199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势大增;袁绍兼并公孙瓒,得了幽、冀、青、并四州,雄踞河北,意欲南向以争天下。斯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序幕由此拉开。次年正月,双方在官渡一带展开了长达八九个月你死我活的大会战。结果,曹操以区区两万疲惫之师(一说三万)力克袁绍,“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将北方之地尽收囊中,完成了地区统一。就《三国演义》的叙述而言,官渡之战这个桥段并不如赤壁之战写得精彩,但其中的胜败原因,特别是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驭臣之术及其产生的迥异后果,足以让我们不必亲历刀光剑影,也能从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管当时后世学人多有总结,唯其“多有总结”,才更值得我们去重视。那么,袁绍为何会输?他到底输在哪儿?不懂因时乘势,错失良机。在权术设计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环境因素,也只有这样,权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这个不难理解吧?好比百姓深受洪涝之苦,政府乘机启动水利项目,民众自然不会反对。这就叫因时乘势。袁绍的败因,正始于不懂得这一点。官渡之战前,曹操兵发徐州攻刘备,田丰建议袁绍偷袭许昌(“举军而袭其后”),这无疑是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但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加以拒绝。等曹操回师,奇袭许都的时机已失,袁绍却开始兴师动众讨伐曹操了。田丰通过分析双方兵力部署优劣,认为曹军粮食不足,建议用持久战跟曹操拼消耗,袁绍又不予采纳,还把田丰关了起来。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总感觉袁绍不是个正常人,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形容,属“自愿精神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曾提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个评价太客气了。诸葛所谓的“人谋”,当指战略、智慧而言。袁绍手下不缺智囊,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田丰、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可是外脑再多又有何用?领导不懂变通,一意孤行,跟神经病似的,焉能不惨败?回到现实中,如今各地城管几成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领导该如何因时乘势的运用权术?窃以为不外乎两点:一是切实妥善的改变执法作风,用事实左右舆论,而不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二是要在扭转形象上多下功夫,许多危机公关的成功案例,都是因时乘势的结果。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在这么做,希望坚持下去。轻忽作用目标,输于沟通。权术的作用目标是人,正确的沟通方式是第一位的。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郃与高览。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可谓一针见血。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气、静下心、深藏于心,反复掂量与权衡。此外,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无相互谗害。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激励乏术,输在德行。权术中的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话可以动人心,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而善于包容,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注意,并非个人德行),舍人小过,图己大业,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所谓厚德者,治道也。在官渡之战桥段里,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等到关羽杀了文丑,郭图、审配又站出来质疑刘备的“佯推不知”,袁绍又大怒要杀刘备。当刘备为活命提出愿意让关羽来辅佐袁绍时,袁绍的表现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他先喝退左右(郭图、审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后又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矣!”这两句话,前者伤谋士之心,后者失将士之心,权术使用之想当然、领导德行彰显之凉薄,已然到了极致。可以说,袁绍的领导形象,此时轰然倒塌。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来奖罚,且能重赏提反对意见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劝谏,出塞远征乌桓部族。结果虽取胜,却也吃了不少苦头。回到基地后,他便赏赐曾劝阻过他的人,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不足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敢建言。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而能向一致的目标去努力。不能不承认,曹操是个能让追随者愉悦工作的领导人,靠的正是激励机制与领导德行,这是驭人最基本的两个要素。而袁绍则差得远了,假设一下,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稍加实践,那么官渡之战的结局,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了。权术如用兵,兵无常势,贵在应变。要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才能够成就大业。领导人对待下属或民众,要适时酌情的予以安抚,在讲明原则、制度和法律之后,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归。不是吗?官爱民,民桓爱之。这才是维稳致胜的大计。(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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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易中天《品三国》中说道:“当曹操的军队在吃粮食的时候,袁术的部队在吃河蚌,袁绍的部队在吃桑葚,这些都没有吃的了,就吃人。”我觉得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袁绍势力的壮大,是建立在高速消耗大汉第一经济大州——冀州近二百年的积累至上的,而他统治期间基本没有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措施,当他与曹操决战的时候,他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了。2、不能识人用人。对于一个领导者,不必凡事都做到最好,但一定要会识人用人,但袁绍不行。他一直只是凭借袁氏家族多年来积累的人望来招引人才,但是他本身却很难让这些人才发挥出才能并获得合适的回报,久而久之,人才都跑了,留下的也不能发挥所长,当然斗不过曹操。我认为这两点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不过是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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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虽然兵多将广,但用人不当,手下相互猜忌,导致官渡战败;而曹操广纳贤才,知人善用,最后战胜袁绍。 分析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失败的原因: 袁绍,字本初,其家族背景显赫,四世三公,均是位高权重的人物。袁绍在十八路诸侯征董卓时,曾是大家公推的盟主。在后来军阀割据、群雄逐鹿的局面下,袁绍击败了孔融、公孙瓒等诸侯,逐渐拥有冀、青、幽、并四州的领土,成为雄居北方、实力最强的诸侯。他自恃地广人众,兵多粮足,想在官渡一举歼灭曹操集团,从而占领当时的首都许昌,称霸天下。但经过近乎两个月的激战,所带去的几十万人马被杀得只剩下八百余骑,狼狈逃回他的老巢冀州、兵精粮足、实力强大、不可一世的袁绍集团为什么会败在兵力不足、而且军中缺粮的曹操集团的手下?我认为,袁绍兵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袁绍不善于用人。 这个尽起冀、青、幽、并四大州兵马,拥有七十万大军的兴兵征讨曹操的袁绍,手下本来有许多有本领、有能耐的勇将,比如张郃就是一个武艺精纯、身怀绝技,能独当一面的猛将,但他不用张郃来守屯粮的乌巢,却将一个嗜酒如命的淳于琼派到了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上,怎能不误事。 其次,袁绍不用良才,更不采纳良谋,怎能不失败,怎能不众叛亲离。 田丰、沮授这些有谋略的忠义之士要么被贬,要么获罪;还有张郃、高览这些勇将由于不被重用,一个个离他而去投到曹营。实力派谋臣许攸在关键时候(截获曹军情报后)向袁绍献上的妙计不被采纳,反倒遭到袁绍一通大骂,后来许攸投降了曹操,给曹操带去了袁军的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密情报,促成了曹军实施夜袭乌巢的军事计划,使这场战役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从而一举扭转了战局,使曹操这一弱势军事集团转败为胜。 本来有许多好的谋士,大部分都不被任用,只剩下审配和郭图。在官渡之战的开始和相持阶段,审配还出了几个好主意,比如他曾建议堆筑土山、打地道打击敌人,使得曹兵寸步难行、防不胜防,还说得过去。至于这个郭图,我看纯粹是纸上谈兵的主儿,他拘泥不化,生搬硬套什么“围魏救赵”的经典之计,遭到了大败,他看到自己的过失害怕获罪,于是又玩起了阴谋诡计,不仅在袁绍和将领(张郃、高览)之间拨弄是非,而且反复无常、阴险狡诈,实为一个卑鄙小人!袁绍用的是这样的小人和庸才,他怎能战胜曹操?!可怜这个满腹经纶的沮授了!战争刚刚开始,他就献了一个良谋,希望搞持久战,以消耗对方的粮草然后取胜!但这不符合急于求胜、气势汹汹的袁绍的心理,袁绍带着那么多的精兵强将就是想一举歼灭曹军、攻克许昌的,因此他认为沮授的良策是“慢我军心”是可想而知的。沮授因这一次献计而获罪,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囚禁于军中。但这个可怜而忠义的沮授还是能以大局为重,他在被拘禁的牢笼里尚且时时关注两军的战况,当他夜观天象发现“忽见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意即贼兵劫掠之害)”,于是他冒死向已醉卧的愚蠢的袁绍进谏:“乌巢屯粮之所,不可不提备。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曹操所算。”言说乌巢粮草的重要性和保护粮草的重要意义。可惜袁绍不仅没有采纳他的合理化意见,反而将他大骂了一顿,而且还丧心病狂地以“玩忽职守”的罪名斩了监押沮授的兵士。 最后,袁绍不善于用兵,多疑而优柔寡断,不会抓住有利战机,以致白白坐失良机。 当两军在官渡相持了近乎两个月的时间后,谋士许攸忽然截获了曹操军粮告竭的重要军事情报,于是他向袁绍献计说:“曹操屯军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已尽,正可乘此机会,两路击之。”审时度势,这是那么厉害的妙计啊,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当时袁绍采纳了许攸的这一计策,我看历史将会重写,那时统一北方的将是袁绍而不是曹操了 但这个骄傲、多疑而又愚蠢的袁绍,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不仅没有采纳谋臣许攸的妙计,反倒将许攸这个很有实力的谋臣拱手相送给敌人。还不仅仅如此,这个被骂出去的谋臣许攸还带走了袁绍的若干军事机密。许攸后来告诉了曹操嗜酒无备的将军淳于琼守把袁绍的军粮库乌巢(绝密情报),曹操当机立断,立即实施夜袭乌巢的军事行动,完全烧毁了袁绍大军的储备粮仓,兵无粮自乱。你说袁绍愚蠢不愚蠢?袁绍怎能不失败呢?这是怎样的战役啊? 后来袁绍的谋臣许攸投降曹操后,向曹操和盘托出他曾向原来的主子袁绍献的计策,曹操听后大惊,几乎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说:“若袁绍用子言,吾事败矣。”,可见许攸的计策是多么得厉害,但就是这个良策却被愚蠢而蛮横的袁绍说成是:“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 这个看似庞然大物的袁统帅啊!真是好谋无断、色厉内荏的草包,就这样,白白丧失了一个置曹操于死地的大好时机,他怎能不失败。 曹操为什么能大获全胜? 袁绍所欠缺的,正是曹操所拥有的。正是袁绍的缺点和失误成就了曹操的胜利!曹操会用人、知人善任、善于笼络人才,而且办事当机立断,敢于毫不犹豫地采纳谋臣的良谋,他能不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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