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要不要为明朝的灭亡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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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最开始以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讲学传道。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以道德为信条，重建道德权威，并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者。然而，任何团体，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么驱动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条，而是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随着东林党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有势力的团体和党派，有了党派的利益和追求，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单单依靠所谓“道德”，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万历驾崩，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 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风》中，作者说一九六几年，曾经有一位伟大人物，呵呵,是谁就很明显了，他这样点评明史，说明初两位皇帝，几乎不识字，但是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识分子”当政，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说的话，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林党人最大的弱点。不得势的时候对当权者口诛笔伐，掌权的时候却又摆下读书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场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阉党相比，东林党里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们却无法在党派的斗争当中占半点上风。他们没有坚定的核心，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强硬的政治手腕。最终不是在党派之争中消耗殆尽，就是为魏忠贤残忍迫害至死。
东林党人的下场相当之惨。不仅大部分被驱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贤还借“三案”之名，对他们展开诬陷和迫害。不单单自己遭来杀身之祸，而且还被诬陷贪污巨额赃款。既然是贪污，那就要把贪污的钱财交出来。可是东林党绝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们又如何拿得出来。尽管他们自己先行一步，但他们可知道，这捏造出来的罪名给他们的家人，族人带来多大的苦难。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 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万历驾崩，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 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风》中，作者说一九六几年，曾经有一位伟大人物，呵呵,是谁就很明显了，他这样点评明史，说明初两位皇帝，几乎不识字，但是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识分子”当政，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说的话，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林党人最大的弱点。不得势的时候对当权者口诛笔伐，掌权的时候却又摆下读书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场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阉党相比，东林党里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们却无法在党派的斗争当中占半点上风。他们没有坚定的核心，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强硬的政治手腕。最终不是在党派之争中消耗殆尽，就是为魏忠贤残忍迫害至死。
东林党人的下场相当之惨。不仅大部分被驱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贤还借“三案”之名，对他们展开诬陷和迫害。不单单自己遭来杀身之祸，而且还被诬陷贪污巨额赃款。既然是贪污，那就要把贪污的钱财交出来。可是东林党绝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们又如何拿得出来。尽管他们自己先行一步，但他们可知道，这捏造出来的罪名给他们的家人，族人带来多大的苦难。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 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追问
写的很清楚。就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东林党在南明时期是否有后续影响，还有，东林党有没有共同的明确的政治诉求以及执政纲领。
追答
南明时期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余力，本来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但受到赵南星的打压，最后干脆倒向阉党。当时史可法与东林党人力主拥立潞王，史可法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七不可立”，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桃花扇》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沈昆铜、沈眉生等人，结果反被责打一顿，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立刻展开报复行动。
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之间的斗争，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吴党有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何腾蛟、瞿式耜则排斥农民军。吴、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最后亡于清军之手。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那有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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