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枢的生平及著作
孝宗隆兴元年(一一六三)进士(明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五)。乾道七年(一一七一)除太学录,出为严州教授。撰《通鉴纪事本末》成,以大宗正簿召,迁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南宋馆阁续录》卷九)。淳熙九年(一一八二)迁军器少监(同上书),出提举江东常平茶盐,改知处州。入为大理少卿,因事贬秩。光宗绍熙元年(一一九○)知常德府。宁宗庆元元年(一一九五),知江陵府,寻罢,自是闲居十载。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史》卷三八九有传。
袁枢学识渊博,与当时学者朱熹、吕祖谦、杨万里有往来。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任国史院编修期间,负责修《宋史》之列传部份。北宋章惇的子孙请托袁枢对章惇的传记多加文饰。袁氏驳斥,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
在严州任职期间,“乃自出新意,辑抄《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就《通鉴纪事本末》一书。
他的历史巨著《通鉴纪事本末》,全书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书中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方式改易。取《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
宋人杨万里曾评价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读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 之以叹且泣也”,更作《通鉴本末序》。朱熹看过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有批评:“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章学诚称赞:“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具详,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未见。”袁枢以后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历史者,所在多有。如: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到了明清时际,纪事本末体大为流行,如冯琦、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与《金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以及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袁枢晚年喜读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为中国第一部记事本末体史学著作。创造记事本末体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同司马迁的记传体,司马光的编年体同为史学上的三大巨作。列为历史上的三大体裁,与司马迁,司马光并驾齐驱。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有极大的帮助。独立成篇。
全书42卷,约200万字,上至战国,下至五代,总括了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自成一体,总记239事!按年代顺序编录,个事自立标题。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敦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敦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
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
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
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
《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例如:《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袁枢编成此书后,800多年来,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称许。
袁枢史才为世所推崇,其史德也令人景仰。他兼国史编修官分修国史传时,浦城章惇曾以同乡的情谊,命家人送阅自传,请为润饰,被袁枢严词拒绝,并说:“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天下公议。”当时宰相赵雄总管史事,感叹说:“无负古良史矣”。
乾道七年(1171年)为礼部试官,任太学录,他忠直地表奏治国三论: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幸荣利。孝宗命袁枢任大宗正主簿,并召他入殿面谈。袁枢知道孝宗常以诸葛亮论两汉盛衰一文中的“小人不可不去”之语为训。他便以这句话为中心,作深入阐述发挥。历述自汉武帝至唐文宗偏听奸妄,招致祸乱的史实,敬告孝宗提高警惕。调任太府丞时,又直言孝宗有宠任武士,厌薄儒生,猜疑大臣之心,想使近侍参与军国大事。孝宗感悟,对他说:“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
袁枢在朝任职不畏权贵。任大理寺少卿时,有通州民高氏因产业一案,交大理院审理,殿中侍御史冷时光受贿包庇,袁枢公然揭发。同列官员都怕他招祸,而袁枢不加顾虑,大胆陈奏,孝宗根据奏本,立即罢免冷时光。所以有宋代以朝臣弹劾御史事例,自袁枢开始的说法。宋史评之为“临民则识治辨间,立朝则启沃忠谏,克尽乃职,为世师表”。
袁枢任江陵知府,江陵在长江沿岸。如遇水灾,人民就要流离失所。江陵原有楚的故城,名“楚观”。袁枢审察地势后,决意移民,于是亲赴楚观规划,建筑民房,迁民安居,深为人民称颂。
袁枢66岁时,因朱熹被劾为伪学,受到株连也被罢官,自此闲居10年,致力著作,到开禧元年(1263年)去世,享年75岁。著有《易传解义》、《童子问》及《辨异》等。宋史评为“临民则识治辨间,立朝则启沃忠谏,克尽乃职,为世师表”。
袁枢最大的功绩,在于开创了 “纪事本末体”先河,拓展了写史体例,对后世影响极深。
在政治上,力主抗抗金,反对南宋政权的苟且偷安,关心民间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