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如何评价李冰的功绩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
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
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
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
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发众输送汩汩清流。
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
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
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
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它,就是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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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
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
他领受了一个连孩单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
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
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
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
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
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
他只知道,这个人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
他大拙,又大巧。
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
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
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
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
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
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
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
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
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
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
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
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
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
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
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站在哪里?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
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
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
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
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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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 余秋雨《都江堰》